揭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位于都城正中，宫城内多座宫殿的格局体现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规制。这一规制在距今50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夏王朝后期已经规范化，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宫殿格局的雏形。夏王朝创造的以酒器为主的青铜容器，以石磬、鼓和铜钟构成的乐器，以玉戈、玉璋、玉刀、玉钺构成的仪仗用具等表明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制度，对周边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为商周王朝所继承。

商王朝的青铜容器制作精美，已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其铜器造型、制作工艺以及体积在世界各地的青铜文明中首屈一指。通过各种途径，商王朝使各地的方国接受其礼器及铜器制作技术，逐渐处于王国文明的核心地位。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商王朝系统的青铜礼器，种类和形制方面则与殷墟出土的同类青铜礼器大同小异，反映出商王朝对周边方国的强烈影响。在新干大墓中，许多青铜容器多以虎形作为装饰，应是当地方国的风格。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与商王朝风格接近的铜尊和铜罍，同时又出土的大量铜人像、铜面具、金面具以及大型神树，则不见于殷墟及其他地区，显示出古蜀文明的自身特色，显示出古蜀国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各地发现的诸侯国都城，以及诸侯墓在规模、棺椁数量和随葬鼎簋等青铜礼器的数量与组合等方面表明，在西周王朝中期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礼制经过夏商王朝的初创之后，到了西周时期日臻成熟，周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强。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400多座附葬坑展现出统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对阿房宫的发掘表明，该宫殿在秦代并未建成，从而纠正了历史文献记载的谬误。在北起东北、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发现的秦代郡县故城、墓葬和驰道等遗迹以及度量衡等遗物，说明秦王朝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经过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发掘，揭示出这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面积达5平方公里的未央宫内有多座宫殿建筑，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的王室建筑，彰显出西汉王朝的强盛。各地发现的西汉诸侯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尤以出土金缕玉衣和棺椁采用黄肠题凑而闻名遐迩。近年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金、银、铜、漆等近万件随葬品，仅黄金就达378件，随葬五铢钱200万枚，总重量达10余吨，是迄今所见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汉代高等级墓葬，展现出西汉王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各地发现的大量平民墓葬，出土的陶器和墓葬的形制相当一致，表明汉代对各地实行的有效统治。

湖北荆门郭店、湖北云梦睡虎地、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走马楼、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数十地出土的大量竹简木牍为研究战国到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填补了传世历史文献记载的许多空白。

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北魏都城是从大兴安岭起源的拓跋鲜卑族大力吸收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北魏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排列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宫城门三出阙的形制为此后各个王朝宫城布局所承袭，一直延续到北京的明清紫禁城。鲜卑融入的过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缩影。

隋王朝虽然只存续了短短的数十年，但大兴城（唐代改长安城）的兴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不仅为历史留下清晰印记，也为唐王朝的兴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础。唐长安城是名副其实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规模宏大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唐代陵墓群、隋唐洛阳城的应天门等发掘，充分展现了唐王朝的强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和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等唐王朝控制下的西北地区权贵的重要发现、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和贵族墓地以及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都充分显示出唐王朝的强盛和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乾陵边外国使节群的石雕和章怀太子墓的外国使节图以及唐代墓葬中常见的胡人牵驼俑是当时强盛的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积极对外交流的写照。来自各国各地的人士在唐朝做官、经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为己所用，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

辽、金、元朝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掘中，从都城布局、建筑格局和墓葬制度以及器物上，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