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离别与共春风:至情至性唐宋词(套装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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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唐五代》:伤离与感时——唐代文人词的人间情怀

白居易三首《忆江南》没有感叹今日的不好,他努力地去发掘记忆中美好的往事,因此在回忆书写中树立了一种典范,赋予怀旧主题正面的意义。

温庭筠的词常以感觉与印象中的片段组合意象来呈现,情感隐藏在事物中,不是脉络清晰、自然流畅的表现方式,情意在若有若无间。这正是造成温词之所以“深美闳约”的要素之一。

冯延巳词有两个主要特色:高华浓丽的底面蕴藏着无限悲凉,而面对人间难免的哀愁却表现出执着热诚的态度。这两方面正是冯延巳词最可注意的特色与成就。

司空图所谓“白发多情”,正概括了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体和精神的整体,也是词情既伤感也带着希望的象征。司空图这一首《酒泉子》正见证了唐宋词人那种“人虽老,而心不死”的生命意志。

就文学论文学,李煜的词真率自然,写得痛快淋漓,直逼人心,给人很大很强的冲击力和震撼感。他表达情绪不纠缠,只是尽情倾诉,沉醉于乐也沉醉于悲,好像不顾一切地两手一摊,从高处坠落,他摔得痛快,我们也读得痛快。他忠于生命的感受,起落的姿态都十分动人,而这情意表现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美,一种伤感的美。

传统中国诗人为何特别爱咏花?……

更重要的原因是花朵给人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生命感。

按照时代先后,我们先谈唐五代词,再说宋词。唐代文人词中普遍的题材,包括男女间的无尽相思、触景伤情、回忆旧日的美好、年华流逝的感伤这几方面。这些内容所表现的都可以说是“常人的境界”。

什么叫“常人的境界”?这个说法来自王国维。他在《清真先生遗事》这篇文章里把境界区分为“诗人的境界”和“常人的境界”。所谓“诗人的境界”,指的是诗人能够感知而且能够写出来的情思,因此就给读者一种独特的感受,不过这类作品比较主观,也比较个别性。至于“常人的境界”,则是一般人都能够感受到,能够表达出来的,比如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类的人间题材。这类作品因为具有普遍性,“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也就是说,它能深刻地打动人心,流行的层面也更广远,容易引起共鸣。

前面说过,词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它所书写的理应以普罗大众熟悉的内容题材为主,而且要明白易懂,因此自然就倾向于表现“常人的境界”。即使不是为应歌而作的词,就算是个人的抒情词,都要求能够将个人的经验,化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彼此可以交流共感。这是作为一般歌词的基本特色。

无尽相思:白居易《长相思》

男女相思怨别,是一个普遍的题材,是很多人都有的体验,因为人间离别是一个经常存在的事实。人世间因离别而相思不断,因相思而产生无穷怨恨,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皆如是,所以这个主题就有着永恒的意义。

那我为什么要选取白居易的词来讲“无尽相思”这个主题呢?这跟唐代中叶雅俗共赏观念的形成有关。

朱自清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论雅俗共赏》。在那篇文章里,他说:“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地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之前那样固定了。‘士’与‘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又说:“这些诗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于是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和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或者迁就那些俗世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

白居易,就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之一。我们知道,白居易是唐诗的大家,他的诗歌创作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从《诗经》到杜甫的写作精神。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诗歌多从社会生活、民间传统和个人经验中取材,而且有通俗化的倾向。苏东坡对白居易有“白俗”的评语。他所谓的“俗”是相对于文人崇尚典雅的传统而言,不仅指语言方面,也包括内容。白居易诗歌的题材普及,浅显易懂,真的实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所以宋代还有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的传说,这是说白居易的诗文字通俗明白,容易看懂,即使老妇人都能理解的意思。

白居易在当时也接触了新兴的民间歌曲,他就尝试倚声填词。他写的词,无论在内容和语言上都能做到雅俗共赏,这与他的诗在创作精神上是相当一致的。他的词正是王国维说的,具有“常人的境界”。

《长相思》这首词是白居易的代表作: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你只要念一遍,就会感到这首词的语调和辞情真的幽怨缠绵。全词三十六个字,上下片各押三平韵、一叠韵,句句用韵,而且句式三三七五言,参差错落的组合,构成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十分细密紧凑的节奏。还有“流”字的顶针句。顶针指的是用前面结尾的词语或句子做下文的起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二三句就是顶针句。再加上“悠悠”二字的覆迭和“恨”字前后的呼应,就形成一种无穷无尽又挥之不去的离愁与别恨。在文辞表现上,正呼应了词调名称“长相思”之意。

这首词的语句看似有巧妙安排,又显得毫不经意的流畅,自然真切而动人,充分发挥了小词随韵律流转的抒情特色。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就是说诗的境界宽阔,词的语言隽永,诗与词在题材内容上各有胜场。就艺术表现而言,诗歌的境界更开阔、更丰富,可以抒情、叙事、说理;而词则讲究韵味的深长,长于抒情,在吟唱咏叹中委婉地表达情意。白居易这一首《长相思》篇幅虽短,但是语浅情深,吟诵着一种相思不相亲的无奈情绪,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首“长恨歌”。

首先我们简单看看历来诗歌写离别题材的状况。从《诗经》开始,离愁、思念之作就已经是常见的题材,虽然数量不多。像《东山》《伯兮》《君子于役》《卷耳》等作,都写得相当真挚动人。先秦时期因为“书不同文,车不同轨”,书写文字不统一,交通不那么便利,而当时要驾车行走各方,因各国车辙轨道的宽度有别,所以入境就要先更换不同的车轴,如此才能顺利往前行进,这样就造成出入很不方便。但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就是书同文、车同轨了,因此出外远行对一般人来说就方便多了。尤其从汉代开始,无论是去京师求功名、到边关作战,或者出外经商谋生,都变成普遍的现象,于是我们发现汉代的诗歌开始大量出现生离死别、羁旅行役、宦游漂泊、感时怀远题材的内容。

闺怨与思乡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古诗中说“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是写思念丈夫的妻子,也就是思妇,睹物思人的情怀,而出外的游子则“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这关键就在男女双方别离的事实。因此诗歌一直都充满着“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哀叹。中国幅员大,那时候的人一旦分别,能再见面的机会,真的很渺茫。何况出外的人,行行重行行,而思念的人却只能固守一隅,无法相依相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彼此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而岁月不留人,恐怕只能带着此生最大的遗恨死去,所谓“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矣已”,离别之令人难受,是因为相会难期。别后相思更是一辈子的纠缠,不知何时能纾解,除非对方能归来,不然就是绵绵长恨了。但归根究柢,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情。诗词语句“人生有情泪沾臆”“深知身在情长在”“多情自古伤离别”“人生自是有情痴”,等等,不是说得都很清楚了吗?白居易这一首《长相思》,连接了游子的别恨跟闺妇的怨情,写出了人们因情而思,因思生恨的不解之缘。

词的开篇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汴水又称汴河,受黄河之水由河南的郑州、开封、归德,经江苏徐州,合于泗水,南下入淮河;而泗水,则源出于山东,经曲阜、济宁等地,至江苏的徐州,南流到淮阴,注入淮河,经大运河而入长江。至于瓜州,则是在江苏省长江的北岸,与镇江市隔江相望,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为南北水运的枢纽。这里的汴水和泗水,其实不必追究到底是出自河南还是出自山东,因为在诗词里,空间可以移动,地名也不必实有,它只是用作一种比喻,泛指游子逐水路远行,不论由西或东,总载着离愁而去。

瓜州古渡在这里也不必实指其地,它也不过是用来暗喻离人之集结,每一个渡头无时无刻不是同样的场面。船儿从各处送来远行的人,他们在此稍作停顿,不久又各向他方,因此吴山本不解情,只是它在这里隔开人与人的距离,让人更生“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那种感叹。因此,游人至此能不生愁?而因情及物,江南一带群山见证了人世的离恨,所以都点点成愁了。

这首词由水写到山,水流不断,山也长存,用这些意象,无非暗喻人生别恨的无穷。后来欧阳修的《踏莎行》说“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辛弃疾《念奴娇》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这些词句都将游子的离恨,用水或者山的具体形象来比喻形容。

白居易这一首词上片写游子的情况,下片则呼应着游子的心声,叙述守候家中的女子心情。因为离别的事,是男女两方共同要面对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女子因爱而有恨,如水一般悠悠长长的思念,因对方之不归,便化为绵绵无绝期的离恨了。古诗说“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女子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了,爱人离去之后无影无踪不知去向,生死不明,更不知他是否已变了心,或者依然惦念着自己。女子这样思念着、怨恨着,终日焦虑不安,容颜憔悴。而岁月却不饶人,难道就这样一直忧伤到终老吗?所以词里说“恨到归时方始休”,美好的遇合必须等到对方归来。那就是说,游子归来那天,思妇心中的恨意才能真正得以结束,恢复和谐美好的男女夫妻的生活。那是多么令人盼望的景象,如月缺月又圆,一切都能重回当初的美好。

但关键是对方真的会归来吗,能回来吗?女子每天晚上倚楼望月,能不生愁?月圆人不圆,总令人触景伤情,必定会生出如东坡一样的怨叹,“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月亮不应对人有怨恨的,但是为什么偏偏在人离别的时候团圆呢?欧阳修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但明月无情,常照离人,怎不教人生恨?不过,将自己的恨意说成月亮有恨,其实是个人对情的执着,与明月又有什么关系?

这首词的女子望月而生恨,那是因为心中有着一份不渝之情,因为“思悠悠”,思念绵延不绝的缘故。而造成男女双方的愁和恨,就是因为世间充满着各种离别的事啊。

白居易这一首《长相思》,写离愁别恨容易引起共鸣,因为他写出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事实,而且他照顾到男女双方的情绪。上片写水流从不同的方向流,最后流到瓜州古渡,以为到了终点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下一句翻出“吴山点点愁”。原来水流集结之处,却凝聚了既多且深的愁恨。而且水流不断,离家出外的事不断发生,那么这些愁怨就无穷无尽了。

下片写思、恨之悠悠,看似无了结之时,却说“恨到归时方始休”,只有所思的人归来,那么离恨从此就可以结束了。而最后一句却说,“月明人倚楼”,这个愿望看来也不容易实现,因此望月兴怀,无端生恨的情绪终究不停地发生。

上下两片,构篇上都在第三句刹住了,最后一句又起波澜,词情委婉曲折动人,具体生动地诠释了词牌名“长相思”之意。因为长相思,因此就长相恨。所谓“思悠悠,恨悠悠”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此恨绵绵无绝期,那么白居易这一首词何尝不可以说是一首“长恨歌”呢?

这一讲介绍了王国维所谓的“常人的境界”,并借由白居易的《长相思》,欣赏了唐人所创造的相思这种抒情模式。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离别相思几乎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经验。读一读唐代人书写的相思,听一听他们所创造的这种抒情模式,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让我们从中更体会到情感的互动关系,了解到离别相思其实是男女双方都要真诚面对的事情,并且学习如何将心比心对待彼此的情感,不能只一味地怨怪对方。换个角度来说,人生难免有离别,与其别后相思,生出无穷的怨恨,何不好好珍惜当下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触景伤情:李白《菩萨蛮》

从古至今,离别的事情不断发生,也一直带给人们苦恼。在因离别而相思不断的情况下,引申出一个与情绪反应相关的课题,就是“触景伤情”。它指的是本来埋藏心中的愁绪,容易被眼前景物刺激,引起对某人、某事、某地的追忆和思念,因而产生更伤感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样的因接触外在景物而触发心中的愁情,它可以是似曾相识的联想而引申出物是人非的感叹,也可能是物我对照的反差所带来的对景自怜的感受,又或者是无法在空间景物中找到情感的寄托而产生的空虚寂寞的不安定感。

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关于这首词,学界一直有个争议,作者到底是不是李白?据称除了《菩萨蛮》之外,李白还有一首《忆秦娥》,南宋的黄升把它们都收录在《绝妙词选》里,放在李白名下,说这两首词为“百代词曲之祖”,是词的创始代表作。其实,《菩萨蛮》早就见于五代宋初间编的选本《尊前集》中。后来宋代的笔记、选本,多认定是李白的作品。而到了明代,胡应麟却对此提出疑义,认为这首词是伪托李白所作。之后各种质疑的声音不断,直到现在还有争论,莫衷一是。否定这首词是李白的,最重要的一个论点是:据苏鹗《杜阳杂编》所载,《菩萨蛮》为唐宣宗大中初新起的词调,李白在这之前自然无从预先填写。这首词的真伪实难遽以论定,但由于它传世那么久远,广为大众接受,因此姑且依从旧说,仍然将这首《菩萨蛮》系在李白名下。

换一个角度来看,宋人无论是真的相信这是李白的词,并且大加赞誉其为词曲之祖,或是故意伪托李白之名,宣扬这说法,他们的出发点其实都一样,为的是提高词的身价。宋代文人一般都视词为小道末技,不入大雅之流,“诗尊词卑”的意识一直都存在,等到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内容,提升了词的境界,词的地位才稍稍得以改善,之后,在南宋时期“词为诗余”之说逐渐流行。这现象反映了时人仍存有词不如诗的看法,不过另一方面也稍微宽解了人们填词的心理障碍,既然肯定了东坡以诗人之尊也填词的意义,那么像诗仙李白那样伟大的作家也填词,而他的词更是词的鼻祖,不就可以据此认定词的出身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卑微不堪了吗?李白填词之说之所以普遍被接受,就是源于这种尊体的心理因素。

不过,要将这首词联想到是盛唐诗人李白之作,也需要从其他方面检验它的合理性。譬如相传李白作的另一首词《忆秦娥》,最早见于北宋末年邵博的《邵氏闻见录》。《忆秦娥》亦不似盛唐已有的词调,不过后代评论家认为此词声情悲壮,尤其词的最后八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表现出高阔的意境、盛唐的气象,更得到王国维的激赏,在风格上颇似太白气象,而认为是出自李白之手。这样看来也是颇合理的。

至于《菩萨蛮》,我想主要是这首词的题材内容,它所写的也是“常人的境界”,普遍见于李白的诗中。《菩萨蛮》写的是怎样的内容?一般都认为这是写闺中女子思念征夫的幽怨,但也有主张是写行人久客思归的愁绪。所谓游子心声和思妇愁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这首词之所以会产生两个面向的不同诠释,正是因为在人间离别的课题中,男女是相对的两方,他们之间往往有着人我情感互通之处。前一节讲白居易《长相思》时,我们就从词的上下片看到了男女双方的情意表现。李白本身就是擅长写作闺怨和乡愁的作家。他的闺怨诗,如《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他的乡愁诗,如《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宣城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诗句,都是景中生情、以情入景,因外在景色、声籁激起念远思归的愁情的代表作。这些内容、这些特色,都可见于《菩萨蛮》一词中。因此就这类题材的表达来说,亦不可完全否定李白会写出、能写出这样一阕词之可能的。

简单整理一下,上面的讨论中交代了两个争论的要点:第一,这首词是不是李白的作品?第二,这首词究竟是写思妇的心声还是游子的心声?

我认为我们不妨撇开作者的争议,回归文本,看看《菩萨蛮》这首词在唐宋间所代表的时代意义,观察它的情意内容、表现形式及其所形成的抒情美感,应该才是诠释文学的重点、我们要关心的课题。在《菩萨蛮》这一阕词中,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写出了一种“触景伤情”的内容和意境。

李后主词说“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与人分别以来,不知不觉就过了一半的春天,眼前一切不但索然无味,反而令人触目惊心,无端增添了许多愁绪。因为景物的变化,使人顿然意识到时间的推移,而相对地也意识到空间越来越远,个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的感觉特别强烈。就是说,人们也许知道“此恨不关风与月”,但偏偏却怨风月,因景生悲,原因就是“人生自是有情痴”。归根究柢,一切都是由于人间有情,而且太过执着于情了。这是一切忧愁怨叹、哀伤悲痛的来源。

由此可以知道,所谓“触景伤情”,关键是愁情本已存在,先有生离死别的事实,时空变幻的意念才能发生。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在文学世界里,词是着重抒情的一种文体,它一字一句所铺叙的事物景色,无一不是为情而设,皆需相应于情感内容,交互映衬、渲染、烘托,显现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和意态。尤需注意的是,词的音乐属性采取往前推进的话语模式,空间景物跟着旋律节奏转动变换,无疑更强化了词的情景交融、物我互应的特质,加深了读者对词的情节推展的构篇方式的认知。《菩萨蛮》这一首词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

下面我们就进入文本,来细细品味这首词怎样将“为情而设的景”与“为景而发的情”融合在一起,达到绝佳的抒情效果。

这一首词历来有游子思乡、女子念远两种解读,不过我还是姑且先依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说的“但释为闺情比较合适”,以闺中女性怀念远方情人这个观点来阅读这一阕词。这样做不是要排除另外一种说法,而是为了解释方便。

我们先看《菩萨蛮》的构篇。上片,由景物而说到人,采用由远到近的叙述方式;下片则是因景而述情,反过来,以近处往远处作推展。

我们如果更仔细去读这一阕词,依据词体的特性,沿着文本的脉络去观赏,能够融合时空情景各种因素,就会有更立体的感受,更能够深刻体验“触景”的运作是如何带出“伤情”的演变历程的。换言之,这一首词如何由客观到主观、由静态到动态、由景到情,是值得注意的几个观点。

我们再看《菩萨蛮》的词调。这个词调的格律形式很有特色,它有八句,押四个韵,韵脚具体停顿的地方构成一个单元。这一首词用四个韵,也就是说它有四个段落,四种场景。而韵与韵之间看似独立,其实互有关联。因为它们是依据乐谱来填写的,词情随着音乐流转推进,也会前后呼应,句与句之间景随情转,相对的情也会因景而变,自然形成情景相生相融的有机组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四个场景。

先看第一个场景:“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两句呈现了一个秋天远望的画面,在平原上广远密布的林木烟雾弥漫,景色苍茫辽阔。在这个客观的景色中,却不难感受到一丝浮动的情绪,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疏散不开的郁闷感。一般来说,词情的推展往往是一句接着一句,再加以着色、加温、渲染的。“寒山一带伤心碧”,随着视线往后移动,把刚才迷茫的意绪聚合凝定在背后一带山峦之上,而且由外而内地触发了身心的感受。这是将客观的景融合了主观的情,给人一种凄寒之感,而且有着令人伤感的、黯淡的碧绿色。写到这里,已经将先前泛起的情绪,由模糊而变得明确清晰了。所谓山之寒、山之伤心,应该是人的身体和心理感受所投影出来的,之所以如此哀伤,也许因为寂寞地远望,就意识到山就是一层阻隔、一个不能跨越的世界,当然自然就会感到自身的局限。

在接着的韵句里,作者加入了时间的意象,自然进入到第二个场景中:“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词的叙写因景生情,当中需要有时间推移的提示,人意识到时间的变化,今昔对照,才会引发出相对不同的情绪。这两句的叙事观点和前两句不同,前面是直接呈现景象如在目前,后面则跳开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叙写。一个“入”字,不知不觉就将先前的氛围化作一片暮色,由远而近地逼人而来,感受到一种让人无法摆脱的愁绪充溢在天地之间;同时也暗示着时间的压力,一天又将尽了,令人不得不感叹年华流逝,天色渐暗,哀愁即生。这是情景相应的惯用手法。

上片四句由景物的呈现,随着暮色之进入高楼,具体归结到人的身上,最后收束在一个“愁”字,由景到情,写来层次井然。如果再细心一点,会发觉这首词写物我交融,真是浑然天成。怎么说呢?所谓“愁”,如何得见?当然是从女子的眼中看见的。而这时她正望着前面所写的景象:烟雾霭霭,寒山苍老,暮色茫茫。这样看来,这女子的心中愁和眼前景已经是一体的了。

上片结束在一个“愁”字,究竟这是怎样的一种愁?下片就需要落实来写了。

我们看第三个场景:“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这个场景转到从高楼走下来到台阶那个地方,写女子久久站立在白石台阶上,若有所思地看着鸟儿飞回巢穴。宿鸟归飞,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而在女子的眼里,对照所思慕的人迟迟不归,说鸟疾飞,自然是暗含着许多怨叹。鸟自由来去,人却伫立不动,无法突破空间的限制——这就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如此,思念之情终究是不能断灭的,那是人赖以生存的最终凭借。

最后一个场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鸟儿尚且知道归宿,可是我想念的那个人呢,何时可以结束浪迹天涯?他归家的路途会经过多少个长亭、多少个短亭?这个画面不在眼前,而在想象的世界,由近到远,渺渺茫茫,好像一个留白的空间,蔓延到无边无际的远处,而离愁别绪,拟想到这里,更是没有一个底了。

词中安排了这四个场景,每个场景都有情有景,情景交融,又配合了词的时空铺叙方式,所以形成了一种能引发多方触感的特质。

以上的分析是从女子的角度着眼。正如前面所说的,闺怨与乡愁互有关联,是世间离别主题的一体两面,因此由男子或者行人的观点来评赏这一首词也是可通的。

总之,无论这首《菩萨蛮》是否为李白所作,它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在词的世界中景与情、客观与主观、男与女等方面都有着相对互动的关系,让我们更了解词的这一种触景伤情的独特的抒情方式,并知道这一切原来都来自人间有情的本质。

回忆旧日的美好:白居易《忆江南》三首

回忆是词的主旋律。我们都知道,词在唐宋时主要系配合乐曲而填写的,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因此时间意识一直是词的主体精神。文人词则常以今昔对照的主题呈现相对性的美感,加上词的上下片、对偶句的结构,既重复又带反差的旋律节奏,更强化了这相对的美感特质,回忆书写就是其中最普遍的题材。

文学诠释不仅仅是要探讨词书写回忆的内容,也要同情、了解词人的怀旧心理,更要充分掌握这类词的文学特性。换句话说,就是要认真对待文辞的表达方式,它所形成的美感,以及词的形式的意义。其实,何止是面对回忆书写的词要用这样的态度,诠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理应如是。不过,由于这题材最能呈现词的相对性的美感,因此我想借着分析这类词,加深大家对词体独特之美的认识。

白居易回忆旧日的美好,用《忆江南》这个词调写了三首词,构成了一个整体,是唐人词中书写回忆题材的最佳代表。

我们先从文本出发,依据前后脉络,看看白居易怎样铺陈对江南的记忆图像,让大家也能跟着他的笔触体验一番。

第一首《忆江南》是这样写的: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早期的词许多都是即事名篇,白居易用这个词牌“忆江南”,也是呼应着这阕词的内容,它叙述自己对江南的追忆。

作者开篇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他赞颂江南正因为它风景美好,所以忘不了,时常都惦念着它。作者认识江南风景之“好”,不是从书本或别人口中得知,而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因此对那些熟悉的景物留下深刻的印象。

“忆江南”这个词调,中间的一联两行七言句,是凸显主题的关键。在回忆书写中更是景物情状、人物形貌、事件情节、行为动作铺叙的重心,需要筛选出最精彩的片段,用最精练而生动的语句,将过去最难忘的经验搬演到眼前来,让自己回味,更能与读者、听众分享。这些从记忆中呼唤出来的情景,现在所呈现的往往就好像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画面与动作,给人十分逼真的感觉。这样的书写,是刻意留住旧日美好片段的一种方式。

白居易所熟悉的江南美景,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画面?他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作者特别提到“日出”和“春来”的景色,无非是要彰显江南是充满希望、充满生机,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他集中焦点于江面上,在水光潋滟中,江南的景色更添一分妩媚而亮丽的美好。在色彩的选择上,用红与绿相衬,冷暖、明暗对比呈现,给人的视觉感受是多层次的。而且不只这样而已,江边的红花在旭日映照下,那红艳的色泽比火光更耀眼,带给人一种好像生命在燃烧,充满着热情的感受。而江水则是春日下的江水。春天为大自然添上亮丽的彩衣,树丛一片的绿,盎然的绿意映照在江面上,浮现出靛蓝的色泽。在同一个画面上,红绿两色互相映衬,对比强烈,使得红的更红、绿的更绿,意象十分鲜明而突出。讲到这儿,好像置身在其中,看着并感受着这活泼生动的美景,实在令人陶醉。“能不忆江南?”江南如此的美,怎不令人追忆呢?

第一首回忆江南的美景,画面充满明亮而愉悦的色泽,整体给人一种暖暖、柔柔的春日温馨的感觉。接着第二首,写自己最难忘的地方——杭州。空间上由广阔的江南聚焦到杭州一个地方,时间上则集中在桂子飘香的八月。词这样写: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相对于前面一首写春日的美好,这一首则叙述秋夜的活动,写一种曾经有过的悠闲的心境,体会过的清远、壮阔的景象。传说每年中秋后,常有月中桂子落于杭州天竺寺,白居易在他的诗中亦常提到这件事。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徘徊月下,流连在山中寺庙的桂树林中,不时举头望月,不时低首看着地面,看看是否真的有桂子从月中落下,散在桂花影里。悠然向往神话中的世界,是年轻岁月里的一种浪漫情怀,不在实际去得到桂子,而是在游赏中自得其乐。这种动作本身充满着诗意,是一种对美的追寻。山寺寻桂子不一定能寻见,而到江边看潮头,则是实实在在地看见了。郡亭,指杭州郡衙内之虚白亭,亦称虚白堂,位于凤凰山后。白居易有《郡亭》诗:“况有虚白亭,坐见海门山。”海门,在仁和东北六十五里,位于两山之间,浙江潮流到这里,受到地形的影响,翻涌为波涛,十分壮观。不像第一首那样,只是景色的形容,白居易写记忆中的这两种活动,山寺寻桂、郡亭看潮,都是以人观景的表现,不过两句亦有所不同。上一句以动观静,下一句以静观动。而在动静之间,桂子是从上往下落,寻而未见;潮水是从远到近来,看则得见;一在高处,一在低处,交错写来,变化中有着一种不变的、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心情。“何日更重游”,什么时候可以再游历一番呢?这里所指的当然不仅仅是留恋杭州这个地方,而是希望永远不要失去这种爱美的心。

第一首是江南美丽风景的形容,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二首有寻与看的动作,写出了杭州秋夜游赏的心情。至于第三首,则追忆苏州往事,着意的是人情的美好: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所谓“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就是一面品尝美酒,一面观赏美女双双起舞。这里出现了味觉的意象。通常来说,各种感官中,味觉是最能召唤情绪记忆的。气味撩起原初的感觉,唤醒当时的记忆,让你情不自禁,无从设防。“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竹叶”,是酒的称呼,即竹叶青。加一个“春”字,是用以形容春日酿熟之美酒。“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是用更强烈的口吻形容吴地的美女就像醉酒的荷花一般美艳动人。这热闹的氛围,男女互动的快意,在酒醉中激发了更多的浓情蜜意。此情此景,离去之后多年来仍缭绕心头。“早晚复相逢”,心里多么期盼,迟早再回苏州,遇上这些乐事。

这三首词,空间上由泛写江南,到专写杭州跟苏州,地点有江水、山寺、郡亭和歌楼酒肆;时间上由春天写到秋天,最后又写到了春天,其中包括了白天与晚上的景色;景色有江边的红花与水中的绿影,月下寻桂与亭上看潮,有清幽淡雅的景致,也有男女歌酒的欢乐场景。而各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感官意象,更是交相迸发,构成十分立体的记忆图像。

三首词写对江南的追忆,一唱三叹,好像《诗经》的三段组合方式。三首词各有主题而词调相同,有着相同的句式与节奏,回环往复,彼此相互呼应,却又有着逐渐推展、扩散的机制,使得整体的记忆画面是动态而有层次的,形成一种有机的组合模式。它由不断回忆导引出的情意,由“能不忆江南”,到“何日更重游”,到“早晚复相逢”,从江南既然那么好,因此不得不想念开始,写到有没有一天可重游故地的想望,到最后发出更断然的口吻说迟早会与江南碰面的,这真实地写出了殷切期盼回归旧日美好的渴望心情。

白居易之所以写这三首词,究竟出自怎样的心境呢?白居易年少的时候,中原多难,曾经逃避到江南,流寓苏杭,后来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出任杭州刺史,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改任苏州刺史,所以他说“旧曾谙”,确实是他真正的体验。任苏州刺史的第二年秋天,他因为眼睛生病了,无法再处理地方政务,于是回到了洛阳。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五岁了,苏杭美丽的景色在他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回到洛阳之后,他写了不少怀念江南的诗篇。今人多以为《忆江南》三首词是白居易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在洛阳时所作,当时他六十七岁。

年华老去,追忆前事,产生无限的伤感,那是人之常情。唐宋词中回忆往事的词,通常都写得沉痛悲伤。在词里越是将欢乐的景物、人事形容得十分美好,相对地就会引发更深切的感受,写出今日处境之凄凉、年华流逝的悲叹。然而,白居易这三首词在字面上却没有表现出过多负面的情绪。六十七岁的作者,回想从前在江南苏杭一带的生活,记忆里都是当地的景色之美和人情之美。虽然在词的结尾,作者说出了不能忘怀的心情,不知能否重游的疑问,期盼早日能重逢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借此而抒发今日之不堪、年老不中用的慨叹。我们要知道,在作品中写对过去某地、某事、某人的追忆,很多时候并不是针对真正实际的人事出发,表现为对某地、某事、某人的眷恋,而是借某个地方、某件事情、某个人的消失或离去,反映过去曾经有过的风光岁月、美好年华和梦想。白居易当然也会在今昔对照中感到有些事物已然消逝,引起淡淡哀伤的情绪,不过他的词不在感叹今日的不好,反而在回忆中重新肯定旧日生活的美好,因此在回忆书写中树立了一种典范,赋予怀旧主题正面的意义。

那有什么意义呢?大概有三方面:

第一,作者刻意的书写,将过去的美好留在字句间,构成流动、可感的画面,这些景象便仿佛被凝定了下来,变成永恒的图像,永不褪色。那是留住青春岁月、美好过去的一种方式。

第二,过于耽溺往日的美好,可能让人产生更不满于现状的情绪,但从另一面来看,在现状不堪的情况下,仍然能与过去的记忆连接,仍能品味那美好,起码证明了生命中仍有值得留恋的事物,让心灵不至于枯竭。正如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在小说《灯塔行》(To the Lighthouse)中所说的:“对往事的回顾,带来了事物的连贯性和一种安定感,就像一颗宝石发出的光芒,驱散生命中的混沌。”

第三,让自己的感官意识通过回忆书写活动起来,跟自己的过去对话,会找到内在生命的归属感,并能散发出久久不见的生命光彩,也能感染他人,那是一种相当甜美而愉悦的经验。

我们读白居易的三首《忆江南》,看到他如何努力地去发掘记忆中美好的往事,写来具体、真切、自然而感人,令人读着也感受到它的美丽与温馨。因为觉得美好,所以值得回顾。而在回忆旧日美好的过程中,生命自然也显发出光彩与意义。这是白居易词带给我们的启发。

年华流逝的感伤:司空图《酒泉子》

白居易的《忆江南》,通过三首词追忆江南的美好,写出对江南不能忘怀的心情,确实也展现出江南风景之美、人情之美,令人悠然神往。但在作者不断的回忆中,其实也隐隐透露出一丝丝美好时光消逝的感伤,只是作者没在词中明白说出来而已。我们都知道,词所书写的通常都是一些伤感的事件和心情。年华流逝是词人常有的感叹,是词中重要的主题,以下,我就借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一首词,和你们谈谈这个题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它所展现的精神特质。

司空图是大家比较陌生的诗人,他的《酒泉子》也不像前面介绍的李白、白居易的词那样为人所熟悉,但他确实写得很好,是一首很真诚的作品,因为真诚,所以情意感人。

周颐《蕙风词话》说:“真字是词骨”,认为词的骨干在一个“真”字。词情是真还是假,怎样去判断?当然不是作者呼天抢地的言情说爱,唉声叹气的言愁说恨就可以遽然认定的。简单地说,可有两个准则来判断:一是看它的文辞理路,就是前后的因果关系,起承转合的铺排发展是否合理;一是检验这样表达出来的情意,衡量它所以形成的主客观因素,并且以我们读者实际的人生经验,将心比心,以推断作者所说的是否合乎常情。因此,合情合理是重要的依据。

我们就来看看司空图的这阕《酒泉子》:

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假山西畔药栏东,满枝红。

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

这首词由叙事写景,到抒情感慨,脉络十分清晰。司空图乃借花来写情。

传统中国诗人为何特别爱咏花?我想,除了因为花之取材容易、形象具体鲜明、富有美感等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花朵给人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生命感。花从生长到凋落的过程十分明显而迅速,而人的生死、事的成败、物的盛衰,都可借“花”的情况来比喻,令人产生美好的一切终将失去,世间事物总是转眼成空的感叹。因此,它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遭遇,都非常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

司空图独爱杏花,在他的诗集里有多首歌咏杏花,尤其是故乡杏花的诗。在这首词里,从他买下杏花,十年后由远方返回家乡开始说起。“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是说当年买了杏花,栽种下来,还没等到花开就离开了,十年后归来才第一次真正看到花开。所谓“方始坼”,这个“坼”字是裂开的意思,这里是指花朵绽放。司空图在这十年中回忆故乡,不时会想到这杏花,并在诗中题咏,现在回家后第一次看到花开,他兴奋的心情可以想见。下文随即写花开的景象:“假山西畔药栏东,满枝红”,说杏花在园中的位置,它在假山的西面,芍药栏的东头,满枝开得正红。杏树为落叶乔木,可长高到五到八米,而芍药为多年生草本,高约六十到八十厘米,那么杏花在这个方位,以假山较深的底色来相衬,对照旁边较矮的芍药,已凸显出它的姿态。而满树的红花则更显得亮丽,令人感到赏心悦目。这两句看似客观描写花开的状况,其实作者爱赏杏花的心情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首词的上片着重叙事写景,下片则因景色变化而抒发感慨之情。因为太珍惜这花了,当花开始凋谢,作者的情绪难免受到影响,喜乐之余,顿生悲感,那是人之常情。

我们都知道杏花的花期在三四月间,一朵花的花期只有短短七天,一棵树的花期能维持二十天左右。它的花形好似桃花和梅花,含苞待放时朵朵艳红,开花后随着花瓣的生长,色彩由浓渐渐转淡,到花落时就变成雪白的一片。“旋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说花儿开得快也落得快,一忽儿全都成空。一句叠用三个“旋”字,把昨天花开、眼前花落和若干天以后枝上花空的三个阶段的情况压缩在一个句子中,写出花色变化之飞快。“旋”是一个时间副词,有顷刻之意,相当于随即、立即,往往指事情发生非预先安排的状况,有眼睁睁看着它那样快速地转变,而给人始料未及、束手无策的惊觉和感叹。杏花的花期虽短,但从“满枝红”,随即接着说“旋开旋落旋成空”这样叙述下来,笔调转折之快,让人感觉许多事情仿佛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更强烈地表达了好景不常,美好事物容易消逝的主观认知。花由红艳而变成一片纯白,然后空无所有,这对白发老人来说,怎不会由花落而想到自身,因而触动一己更深切的愁怀呢?“白发多情人更惜”,感叹杏花之飘零,所谓悲物正所以悲己,这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相知相惜的情怀。而人与物之间之所以能交流共感,无非是因为人之多情。因为多情,故一方面会因物而生悲,另一方面却又有着一份执着的热诚,表现为对事物依然有所期待。所以最后说“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日暮黄昏,词人在一天将尽之时,仍旧做最后的努力,举起酒杯祝祷东风,希望它稍缓一点,慢慢地走,不要匆匆来去,殷切表达了想留住春光的意思。

这首词由种花、赏花、惜花,写到希望春光暂留,让花期可以稍稍延迟,始终未离杏花一步。作者借物抒怀,心情的转变,清晰可见。在章节安排上,上片第二句押入声韵,第四句押平声韵,下片第二、第四句再呼应前面的入声韵和平声韵,形成四个段落,配合四种情境,声韵转折之间,配合未见花开到满树红艳,从有到无,以及失落与期盼的情节,构成抑扬、跌宕的声情与辞情,让人读来也感受到作者与花之间的真切情意,及其流露的对韶光消逝的感叹和此情不渝的执着精神。

我们接下来想探问的是,作者为何要以词来歌咏杏花?司空图欣赏杏花,他对这杏花的眷恋并不仅仅是爱美的缘故。杏花代表春日的美好,他在词里叙述花开花落的过程,无疑是想借此表达美好时光消逝的感伤。但这首词不是一般的伤春之作,作者从十年前买花开始,写到十年后归来乍见花开的惊喜,没想到随即花落成空,转折间有着自己悉心爱护的东西却如此无端消逝的颓然失落的悲感。正如前面所说的,悲物正是悲己,这位“白发多情”的词人,正是借咏杏花隐约寄托了个人的身世之感。

司空图在这十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司空图自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登进士第之后,即宦游在外。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冬,黄巢攻入长安,僖宗奔蜀,司空图扈驾不及,只好避居故乡河中,即现在的山西永济。这首词大概作于回家后的第二年的春天,即唐僖宗广明二年(881)。从宦游到返乡作词这一年,其间为十一年。所谓十载,当是举其成数而言。司空图尚有用世之心,突然遭此变故,感到十分愕然,自然产生很多感慨。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这样的情况下创作而成的。

全词始终写花,从种花、赏花到惜花,隐含着作者对国家衰亡的忧思与惋惜之情。全词写得含蓄而悠长,读之令人怅然。

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鲜少在内容中直接说到家国之事,往往采用融情入景,运用典故的方式,表现为一种个人的感时念远、自我伤感、因物起兴之情。词体之美,就美在它含蓄委婉,哀感而动人。

从创作上来看,司空图是善于借外在事物,寓托内在心曲的词人。我们读这一首《酒泉子》,如果知道它的写作背景,看到作者写杏花“旋开旋落旋成空”的现象,自然可联想到,这毕竟是他本人十载功名刹那间成为过眼烟云的真切体验。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如此的脆弱,难以长存。而“白发多情”之人,之所以遥祝东风,希望暂留春光于人间,又何尝不是作者的忧国之思,不忍任其如此快速沦亡的忠爱之情?

不过,这些背景知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实在可有可无。词主要是写常人的境界,词的文本内容就应该有足以让人依据字句、意象本身,可感知作品的主题意识、作者的真切情意,没必要一定得寻找本事来解释。

司空图这一首词借花喻情,它的文辞字句、声韵意象,与作者的内在情意构成一个整体,强烈表达了年华流逝的感伤,也流露出一种执着之情,充分展现了词的一种容易触动人情的跌宕之姿。就是说,它一方面以好景不常、人生易逝为主调,另一方面却仍有着一份此情不渝的精神,形成一种词的阴柔中有韧性的特质。这是词的美感精神所在。

司空图所谓“白发多情”,正概括了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体和精神的整体,也是词情既伤感也带着希望的象征。司空图这一首词正见证了唐宋词人那种“人虽老,而心不死”的生命意志。这是我最希望大家能体验的一种精神。

总结以上所述,我在这一讲里为大家介绍了唐代文人词中的“常人的境界”。通过白居易的《长相思》、李白的《菩萨蛮》、白居易的《忆江南》和司空图的《酒泉子》这四首词,分别讲解了唐代文人词中几种最有代表性的主题内容,包括无尽相思、触景伤情、回忆旧日的美好和年华流逝的感伤四项,这些都是文人词最常触及的人间课题。在表现形式上,这些词篇也初步奠定了词体以呈现相对性美感为主轴的抒情模式,形成一种可观、可感的特质,跌宕有致,而足以动人情绪,引起共鸣。这些主题内容和抒情模式,在日后的五代、两宋词的创作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