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作者卡尔·雅斯贝尔斯系20世纪德国杰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雅斯贝尔斯出生于德国奥尔登堡，早年曾在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和神学，后于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1909年毕业之后，雅斯贝尔斯前往海德堡精神科病院工作。由于不满当时的医学界对精神病学的研究方式，雅斯贝尔斯立志改善精神病学研究，并于1913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心理学临时教职，后转为长聘教职，其研究领域从心理学逐渐扩展到哲学。1921年至1937年，雅斯贝尔斯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二战”时期，雅氏曾因妻子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到解聘，终于1945年德国战败后恢复教职。1948年，雅斯贝尔斯来到瑞士巴塞尔大学工作，随后定居巴塞尔，直至1969年与世长辞。雅斯贝尔斯为精神病学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其哲学作品亦给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和跨文化哲学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

本书原名Was ist Erziehung?: Ein Lesebuch，是雅斯贝尔斯论述其教育理念的文章结集，最初由德国皮珀出版社（Piper Verlag）于1977年出版。在本书中，雅斯贝尔斯将教育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书院教育、师徒式教育和苏格拉底式教育。在书院教育中，教师只会照本宣科，其本人并不会从事研究工作，因此学生也只能获得僵化的知识，依靠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学习，毫无疑问，这种知识的堆砌只会将学生通向精神自由的道路堵死；在师徒式教育中，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威，会对自己的学生耳提面命，而学生唯一要做的就是乖乖听话，这种消极的服从会导致学生逃避自己的责任，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学生个性的泯灭；而雅氏最为推崇的苏格拉底式教育则完全不同，在其“助产式”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二者的思想和对话都是自由的，在教育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固定的知识，而是无穷无尽的问题，“不知”才是绝对的。“他（苏格拉底）会让学生的焦点从老师身上转移到其本人的身上，他躲在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背后，让自己变得难以接近。老师和学生之间只会因争论而产生爱意，屈从的依赖关系是不会出现的。”苏格拉底式教育中也同样包含敬畏，但这并非对刻板知识的敬畏，也不是对师长的敬畏，而是对无止境的精神思想的敬畏。这种“助产式”的教育思想与孔子的教育思想高度契合，因此在《大哲学家》一书中，雅氏也将孔子称为人类史上四位极具代表性的圣哲之一。孔子同样与学生保持了平等的关系，借助对话来让学生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而不是给出现成的答案。正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对话的过程中，孔子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并且常常用“尔何如？”之类的话来鼓励弟子表达自己的观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充分展现了其对于师生关系的看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导学生，不到他冥思苦想仍不得其解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的做法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教学观。真理会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形态，谁也不可能获得真理的最终样态，而是只能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去触碰不可言说的真理，尝试探寻属于其自身的真理样态，雅氏认为：“……这些内容虽然神圣，但在我们将其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一刹那，它们便会失去真实性。”

依照雅氏的观点，大学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也应当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它既非整体教育，也非中学的书院式教育，而是一种属于精神贵族的教育。雅氏所指的“精神贵族”并非仅仅局限于上层阶级、统治阶级和成功人士，而是存在于各个阶级之中。“精神贵族与那些不具备精神自由的人之间的差别是：前者会日夜思考自己要做的事情，并为此耗尽精力，而后者则会要求将工作同业余生活分割开；前者会走自己的路，独自承担风险，他们会倾听内心深处最细微的声音，并将其作为指引，而后者则渴望他人的引导，想获得外部提供的学习计划和工作任务；前者敢于失败，而后者则希望借助勤奋来获得成功的保证。”雅氏反对针对大学教育的过度规划，提倡学生能够在大学的环境中追求本真，实现超越，提倡用大全来引导教育。雅氏认为，大全是“居于分离的主客体之上的存在，它包容了世界上一切实存的事物，以及意识所能及或不能及的一切领域，是一个无所不包者”。人会通过自身的自由意识领悟自身，在领悟“大全”的过程中倾向于“上帝”的生存意识。其所指的“上帝”并非宗教层面的神灵，而是人对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最完满追求，是历史形成中的最高整体性。在雅斯贝尔斯看来，高校教育绝不能将学生训练成记忆了某些知识、掌握了某项技能的工具，使其成为“知识的奴隶”，而是要将科研工作和专业训练作为载体，突破技能训练和宗教教育的局限，唤醒学生整体的观念，培养其科学的态度，如若不然，即便学校能在专业培训方面拿出好成绩，但真正的认知，以及研究和观察过程中的冒险精神便不可能在学生中出现，学生在未来工作中的实践精神也会被早早扼杀。

雅氏认为，针对青年人的教育，既要包括让其以研究的方式领会自然科学的原理，实践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也要包括针对古典文化和政治社会的教育。在这个大力推崇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忽视了科技产物正在逐渐凌驾于精神生活之上。尽管物质生活日渐丰富，但精神信仰的缺失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巨大危机。在此不得不佩服雅氏的远见卓识，早在20世纪50年代，雅氏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自己的演讲中预测到了美苏之间可能出现太空竞赛，也隐约察觉到了克隆之类的争议技术可能会在未来出现，以及智能手机之类的科技产物可能会彻底颠覆人类的精神生活。雅氏认为，人类不能凭借科技的发展，便认为自己拥有实现一切的能力，进而肆意地将“我该做什么”的问题直接转化为“我该怎么做到”的问题。相反，人类应当将科学技术融入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全之中。“我们命运的转折，将会源自一种观念，即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成果都是不够的……我们思维中所有的严肃性都在我们‘制造’的极限之处。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明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制造’来完成的。”缺少了对“本真”的向往，缺少了对“大全”的探寻，资本的富足只会让人类进一步走向迷失。

家庭教育会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正如雅氏所言：“千千万万、亿万人的每一个小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具有重要性。大事件只是许多人在隐蔽之处所做之事的表征……诽谤的人，撒谎的人，破坏婚姻的人，不孝敬父母的人，对子女的教育不负责任的人，违犯法律的人……这类人用自己的行为妨碍了世界的和平，即便是发生在紧闭的房门背后，这些行为也绝非私人行为。这些人从小处着手，但这些小事会从宏观上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在人的存在和行为之中，没有任何元素是不具有政治意义的。”

作者用叙述童年经历的方式展现了成功的家庭教育给个人带来的积极影响，在雅氏看来，父母彼此相爱的事实是支撑其每日生活的根基：“父母作为一个整体，对我们而言是一种位于潜意识中的权威，是所有快乐的源泉，也是整个生活的源泉。”尽管家境富裕，但作者的父母并不会无限度地满足孩子的要求，他们更重视对其的精神教育。比起购买商店里的珍宝，住豪华酒店，雅氏的父亲更重视让孩子接触自然，他带着孩子在黄昏中看海，在运河上溜冰，到矿山里采集各种各样的矿石，踏着自行车穿越城市和原野。父亲对于孩子的爱好展现出了最大的尊重，即便孩子的成绩下降，父亲也没有阻止其在自己喜爱的插图收集上花大把的时间。相反，对于孩子并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打猎和绘画，父亲则选择了顺应孩子的发展，既没有强迫，也没有批评。诚然，这位父亲的形象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孩子与校长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法提供绝对的庇护，在孩子渴望同父亲交流哲学问题的时候，他同样显露出了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忧伤，但这些小小的缺憾无法掩盖其真诚、公正、温暖的父亲形象。母亲带给作者的同样是满满的正能量，正如作者所言：“对于母亲而言，绝望是不存在的。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能用行动来鼓舞她的孩子。母亲永远不会缺少勇气，她一生都在激励着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在悲伤的阴影下，母亲都能酝酿出欢乐的情绪。对于她的孩子们而言，母亲的存在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也是最后的庇护。”

针对政治教育和媒体宣传，雅斯贝尔斯也在其著作中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雅氏认为：“政治教育是一种需要通过练习来掌握的思维方式，以及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这种教育无法通过空谈和杂乱无章的讨论来实现，只有借助连续性带来的纪律，政治教育才能开花结果。”因此，政治教育应当从中小学时期便开始：“即便是面对青少年，我们也应当为他们展示曾经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明白自己必须为父母和祖辈的行为承担后果，无论其是好是坏。家长一定不要因想保护自己的孩子而让孩子不去接受那些‘可怕的知识’。对事实的遗忘只会阻碍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还应该包括对当代政治家的言论和行动的分析，从而让民众实现政治自我教育，学会思考，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做出理性的判断。面对“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政坛及新闻媒体，雅氏毫无顾忌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忧虑：“政治教育几乎没有任何起色，似乎还完全迷失在选举日前后的政治宣传中。民主理念要求政治家与民众保持接触。如果缺少了这种接触，那民主便仅仅意味着党派对选举的准备以及对选票的操纵了。”“为了提高自身的销量，媒体必须迎合千千万万人的直觉，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用一些通俗的话语来简化读者的理解……”国家、政党和政治家必须为民众的政治自我教育创造空间，并为其做出表率。民主的前提是民众的理性，民众配得上信任，也值得被怀疑，只有在一个能够并愿意一起发现、一起承担责任的民族中得到呼应，政治家的设想才能得以实现。在民众尚未实现政治自我教育，尚未完成精神层面的革新之前，便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将政治决策的重任交付给民众，注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政治灾难。英国脱欧公投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同教育和师生关系一样，医学及医患关系也不得不面对来自技术世界的冲击，在本书的第十四章，雅氏从各个角度分析了技术时代对医疗行业的组织和运行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对于医生职能的理解。雅氏极力反对医生的功能化，在他看来，医学科学应当利用自然科学带来的精确，却不能屈从于这种精确，医生的工作绝不能在科学的极限之处停止。人与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二者是密切相连的。患者的疾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可能的原因之一便是治疗方案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因为人体有人性化与物性化之别，二者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支撑着人与体虚实互动的生命现象和活动，让有序的生命内在运化成为可能。很多时候，顽疾之所以如此猖獗，正是因为人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关注了技术层面，却忽略了人体是一个听命于人性化支配的精密生命体，机体活动会取决于内在信息暗示和支配的自主性。一旦源头出现错误，人为作用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疾病的趋势。雅氏对于医学的理解也高度契合了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诊疗”和“辨证论治”的观念。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学也十分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处于病态的身体进行调节，使之恢复常态。《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等治疗原则，皆是中医整体观的重要体现。

本书中还涉及了教育的若干微观领域，如语言的教育。雅氏特别强调了阅读经典著作在语言学习中，尤其是在母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对语言的学习是个体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精神财富已在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然而要想扩大自己思维的潜力，我们则必须让自己沉浸在那些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执笔撰写的、内容不拘一格的著作之中。”一旦缺少了对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类经典作品的研读，即便专业技能类的文献读得再多，读者也难以摆脱语言贫乏的窘境。在母语与外语的地位方面，雅氏强调，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刻意地将语言专一化，承认并探索各种语言中包含的人性的多元性，正如卡尔大帝所言：“掌握了多少种语言，就会经历多少种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母语的学习，不能过度迷信和夸大外语的价值，因为“源自深处的完全掌握，每个个体都只能经历一次，在语言方面则是借助母语进行的语言习得”。此处作者以奥古斯丁为例，强调了经典著作的译本对于学习的重要价值：“奥古斯丁不懂希腊文，但是借助译本，他对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理解或许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刻。”“我们知道，即便是优秀的人文学者也会大量阅读译本。即便是语言学家，其对于古代语言的掌握，往往也不能让他们像阅读母语作品那样顺畅地阅读所有历史时期的著作。”

关于本书的目录编排，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其和原书的体例有所区别，比如调换了部分章节的位置（“教育的反思”一章在原书位于开篇，而在译稿中我将其挪到了靠后的位置）。这是考虑到雅氏文章的学术性及理解难度，在征询了编辑的建议后，为了增强本书的可读性而做的调整。

除以上提到的几点外，本书还包含部分针对存在哲学的理论论述（如对于“权威”“超验”“大全”“密码”“一体”等概念的解读），这一部分的语言相对抽象，研读也绝非易事，尽管译者参考了部分前辈的中、英文译本，对译稿进行了多次加工和修改，但鉴于水平有限，译笔仍会多少显得晦涩，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尽管雅氏的教育观中存在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雅氏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针对人类困境和教育弊端而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于人类生存的高度关注着实令人敬佩。写完眼前的这段文字，本书漫长的翻译历程也终于告一段落，在完成了这段收获颇丰的精神之旅，怀着忐忑的心情“交卷”之际，我想衷心感谢本书的编辑老师给予我的这份莫大的信任，以及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此外我还想感谢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妻子罗勋女士，她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关爱、鼓励和支持，对我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