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

歌德曾经讲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1]自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有许多中国画家纷纷投身于现实生活中，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创作了一批批具有民族性、人民性、革命性的好作品，激励了广大人民积极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就北京的中国画家而言，李可染、周思聪等人，都以自己的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尊敬。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也有一些中国画家，在中国画价值观的问题上，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真正的中国画应该“毫无功利色彩”，艺术家在作品中必须“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注重情感的宣泄”“追求内心的真实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中国画家离开了亿万人民从事“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艺术创作变成了视觉游戏，在作品中表现了悲观的情绪、对人生的迷惘以及低级的格调。站在这些作品的面前，使人感到困惑，看不懂作者画的是什么；又使人感到忧虑，因为作者以丑为美，歪曲了现实的生活。

从目前看来，中国画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要不要把中国画彻底“破坏”和“否定”，这种议论似乎已经过去了；因为中国画家还在画、中国人民还在欣赏这一基本的事实，已为中国画继续存在和发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具有几千年优秀传统的中国画，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到了每个中国画家的面前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中国画是属于人民的。我以为，艺术应该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井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水准。我国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只有植根于人民之中、与人民有着密切关系、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画，才有生命力。

当我们的中国画家在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情感、理想和追求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和杰出的代表。今天的中国画家及其作品，都是他生活着的、创造着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宏观背景下的产物。中国画家应为创作被人民所亲近、所理解、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艺术作品而奋斗。这是因为，愈是与人民息息相关，愈是在作品中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这样的作品才愈能感染广大的观众。人民的利益，应该成为中国画一切创作活动的出发点。

因而，中国画家不能超然于人民之外“远离现实”“表现自我”。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是广大人民从精神上掌握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人民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应以独特的审美方式，表现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面貌。人民希望中国画家在作品中表现真正美好的东西。脱离人民、孤芳自赏，是不可取的。这正如法国著名电影艺术家雷内·克莱尔所说的：“观众并不永远都是对的，但是，无视观众的作者却永远是错的。”[2]

中国画家的主观意识，在创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力求通过艺术形象揭示社会本质，从不照抄生活中的表面现象。但是构成中国画的最基本的因素，并不完全是中国画家的主观意识，而是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国画家的创作构思以及作品的完成，是由画家主观意识决定的，可画家的主观意识是画家本人赖以生存和创作的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中国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无法远离生产者（画家）的精神条件，而生产者（画家）的精神条件，也无法远离为其提供生产这种精神产品“原料”的客观世界与社会生活。因而，最终决定中国画创作的，只能是中国画家所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

在优秀的中国画作品中，画家的独创性是与画家认识生活深刻的程度一致的。画家在创作中只有抓住时代的特点，不是抽象地、远离时代洪流地“表现自我”，而是生动地、具体地、真实地描绘壮丽的山川、人民的心态和时代的进程，他的作品才会闪烁美的光辉，具有永恒的魅力。

但是有人说，在中国画创作中，只有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注重情感的宣泄”“追求内心的真实性”，才有可能是真诚的，才有可能是自由的。诚然，中国画家在观察生活时的真诚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人的感情”，也就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透过对自己所描写的对象的分析，对生活所做的真实的、积极的反映。在作品中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不表现艺术家的真诚，当然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但是艺术家的“真诚”，并不能作为抽象的评价作品的标准。艺术的真实，是由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本质的艺术形象决定的，因而中国画家的“真诚”，只有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才有积极的意义。“情感与态度尽管带有相当大的笼统性与主观性，但它们始终是现实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意识的表现”[3]。那种“面向自我”的所谓“真诚”，只不过是否认情感的社会性，把情感与生活割裂开来，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的反映。所以，认为中国画家可以脱离社会、单凭主观意志进行创作的“自由”，只是一种虚伪的“自由”。

在中国画创作中把人的主观意志绝对化的“表现自我”说，声称脱离现实生活“追求内心的真实性”，这在理论上是个重要的失误。因为人们的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没有任何一种心理的内容不来源于外部世界”[4]。画家的主观意识及其作品所反映的情调，它应该也必须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心理发生共鸣；艺术家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个人心理，在创作上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通过审美功能所具有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无时不在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观众。社会主义的中国画，要对人民培养高尚情操，起到有益的作用。李可染先生曾经讲过：“我们在山水画中描绘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其主要思想在美化祖国，歌颂祖国，目的是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感染给广大的人民。”[5]这些真知灼见，是很深刻的。有作为的中国画家，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变革中，都不应该对生活无动于衷，而要热情地拥抱现实，拥抱阳光，以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的轰鸣，反映人民的理想和感情，从而使人民感奋起来，在美的陶冶中得到精神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许多中国画家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断地开拓着自己的视野，从独特的艺术视角，颇有个性的艺术语言，创作了许多好作品。如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石鲁的《古长城外》，王盛烈的《八女投江》，黄胄的《帐篷小学》，周昌谷的《两只羊羔》，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周思聪的《周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以及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荷”、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山水”等等，一直受到了人民的喜爱与称颂。

李可染先生说：“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没有意境或意境不鲜明，绝不可能画出引人入胜的山水画。要获得我们时代新的意境，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深刻认识客观对象的精神实质；二是对我们的时代生活，要有强烈真挚的感情。客观现实最本质的美，经过主观思想感情的陶铸和艺术加工，才能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蕴含着新意境的山水画。”[6]为了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中国画家要投身现实生活，与人民从感情上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通过感受和把握现实生活的底蕴，使自己的思想充实起来，活跃起来，努力做到与时代合拍。

也有人会说，提倡深入生活，会不会导致艺术风格单一化，作品公式化。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深刻地了解生活现象，洞察生活本质，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不排斥各自的生活经验以及表现手法的特殊性。这就是李可染、白雪石同画漓江风景，其结果竟然风格各异、情趣不同，但又同样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退一步讲，就是我国古代那些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进行创作的画家，尽管所“师”“造化”一样，只缘“心源”不同，所以他们笔下作品的风格，也就大不相同。比如都是描绘黄山，石涛就有别于渐江，渐江也不同于梅清。纵观中国美术史，明清之际崇尚临摹、复古之风，有许多画家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所以才跌进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大大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性。

最后，我以石鲁同志《学画录》中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生活不仅供养艺术之原料，（为）创作之泉源、思想之燃料，更当是陶冶我之熔炉。画者不经过生活之锤炼，岂能去锤炼艺术。”[7]

（原载《中国画》1987年第3期）

注释

[1] 《歌德的格言和随想录》，第91页。

[2] 引自《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第24页。

[3] 章志光主编《心理学》，第29页。

[4] 同上，第2—29页。

[5] 《李可染画论》，第39页。

[6] 同上，第45—46页。

[7] 《石鲁学画录》，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