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六点建议

（一）统一思想、走出误区、增强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紧迫感

导致当今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且两极分化趋势日益严重的总根子，还在于我们对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认识未能统一。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牵涉到富人阶层和权贵人士的切身利益，由于他们的话语权较大，甚至有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用钱买通一些学者和舆论工具，而故意否定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说什么“收入不公是合理的”、“要求收入公平就是杀富济贫”、“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我们行业收入高，是我们效益好”、“我们地区收入高，是我们对国家贡献大”，还说什么“有人要公平改革，就是要大锅饭、要复旧”、“他们贫穷，就是因为他们仇富”。如此等的认识乱象严重阻碍了中央10年前就提出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实施并造成了差距不断拉大。

因此，要解决收入差距严重拉大问题，就必须快刀斩乱麻，果敢走出认识误区，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重围。要用邓小平的“共富理论”统一认识，增强共识。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关于让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牢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只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广大劳动者才能有更高的积极性，内需才能更好调动，经济社会才能更快发展，民族才能复兴。为此必须使广大干部，特别是要使决策层增强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紧迫感，将消除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上升为第一要务。只有这样缩小收入差距才能有希望。

（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突出按劳分配

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市场经济拿来为我所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绝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需要对国外的市场经济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同我们的优势相结合。要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创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们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是能够杜绝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国已发展至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今天，必须要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做好统筹城乡和统筹区域发展，并需区分经济的存量与增量，民营与国有，对哪些更应该市场化，哪些更应该加强计划需区别对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经济成分都必须市场化。只有加强对增量和国有成分的牵引和导航，下决心克服市场化的自由化、趋利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才有可能遏制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在创新分配原则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最近有人提出，工人除获取被雇用的工资外，还应该“以劳为本”，参与企业的分红。我们认为，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很有必要在这个方面从理论上进行突破。劳动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无论生产部门的劳动者，还是从事服务业，包括做餐饮、旅店、保安、保洁的劳动者，他们拿到的工资仅是企业成本的那部分，而今企业的红利分配与他们无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者是商品价值中含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所产生的红利应该有劳动者的一定份额，如果都被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拿去，势必就剥夺了劳动力要素获取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也就是形成了剥削。基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所以我们应该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红进行研究，并以此为突破口，突出按劳分配，理顺分配关系，搞好分配制度的改革。

（三）重视对投资和贷款走向的改革引导，把分流、减少农民作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战略举措

要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富分化，在中国除改革收入分配之外，还必须解决好投资与贷款的配置走向。“有钱才能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中国的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与投资的过度集中和贷款的嫌贫爱富直接相关。为此，我们必须要对投资与贷款方向进行政策引导，对贷款配置走向进行必要调整。要克服市场自由化中的马太效应，促进财政资金和国企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向农业产区和农村倾斜。国有控股银行的贷款也必须切出一定比例投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非此，就很难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进而引起收入差距向两极分化。

还有一个影响向欠发达地区投资的问题是需要改革的，现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本来土地升值了，土地指标没有了，投资应该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了，可是我们的政府不仅不顺应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投资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反而让发达的大城市从欠发达地区那里以两三千元的地价，拿走大量土地指标，造成对投资的截留，使发达地区更发达，欠发达地区继续落伍下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推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必须千方百计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要把分流、减少农民，促农民变市民作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任务。只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了，住有所居了，才能使5800万留守儿童解除远离父母之苦，才能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空巢老人，得到儿女的亲情照顾。有人担心农村人走多了，农业难搞了，实际上这是多余的。当年天津大邱庄原来2500人搞粮食，只产1250万斤，后来改为9个人搞粮食，却使粮产翻了一番，达到2500万斤，可见农村劳力的减少是必须的，只要把农村改革搞好，是不用担心的。

（四）建立最低和最高工资制度，实行国企利润上缴，降低政府开支，扩大社保投入

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人均GDP的21%，而世界上是人均GDP的58%。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21%，而世界上是50%。为此，必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同样，对最高工资也应该进行限制。最高工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一是使企业高管的工资与公务员最高工资持平，特别是那些在政府与企业间可以随意流动的高级官员，其工资收入应该与高级公务员保持一致。而公务员的工资，应该依消费水准划分地区工资标准，同一工资标准地区的省、地、县工资水准应该趋同，不同地区间也不易差别过大，最高工资应不高于全国平均工资的5倍为宜。

实行国企利润上缴，这在国际上是一种惯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瑞典、韩国、挪威都是如此。它们上缴比例最高的达80%~90%。我国的国企几经呼吁才上缴10%左右的利润，有的国企用本来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钱，大吃大喝，大搞福利。即使投资再生产，也是比较随意。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合理有效利用国企赚来的资金，应下决心实行利润上缴。

再就是必须要降低政府开支，建设节约型政府，要搞好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10万亿的财政收入该怎样切、怎样用极为重要。除认真解决“三公消费”外，还要研究内保开支和社保开支的关系。有资料显示，我们的内保经费年年大增，现在有的省内保经费远超过了社保经费。有的地方因财力不足，为了提高内保费用，不惜降低农业投入和教育投入给以保证。不久前，我去广东惠阳一个中学调研，校园血案发生后，该校增加了8个保安、4个警察，学校增设98个安全探头，年增开支达几十万元之多。虽说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能把这些钱用在提高百姓的收入上，加大对百姓的社会保障，一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治本效果。

（五）健全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机制，扩大社会保障，改革税收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均提高百倍以上，但是广大居民的收入虽有明显增长，而同前两者的增长倍数却相差甚多。特别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在平均数的掩盖下，收入增长就更显得滞后。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需要改变收入不公，在国企工薪阶层要实行同工同酬，在民企要实行工资协商制度。并需做好相应立法，以保证实施有效。二是需要实行职工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确保不因物价上涨，而致职工收入降低，确保职工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

扩大社会保障，是搞好二次分配的具体实践。我们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的国家财政，其使用重点需逐步转移到社会保障上。如果社会保障不能有突破性的增长，财政收入这个蛋糕做得再大，仍然会因为蛋糕的切法有问题，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以2008年为例，我国社保总投入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由此看到我们财政对社保的投入还有巨大空间，加大财政对社保的投入一定会对缩小收入差距做出重要贡献。

再就是，需要认真做好税制改革。我们需要增加遗产税，增加赠予税，恢复存款税，实施物业税。我们1991年去英国时，那里的工业部部长告诉我们，英国的遗产税几乎是80%要交给国家的，其实这也是社会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中国现今的唯利是图，贪污腐败，很多是为了儿孙后代，如果没有大额度遗产税的问世，贪污腐败也会愈演愈烈。因此，为了减少贪污腐败，也为了更好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应该尽早出台遗产税。而赠予税、存款税、物业税，也和遗产税一样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也有利于房地产的良性发展和贪污腐败乱象的改善。对这几种税的起征点和累加办法都应该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且不可被既得利益者干扰和左右。不能像此前存款税那样，存多存少都收利息的20%，要针对广大百姓的基本情况，留足留大起征空间，达不到一定数额的应予免税，而一旦达到起征点的，就应该加大税收力度，并且要依其财产额度进行高额累加。

（六）加强党的领导，排除四大危险，搞好反腐倡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 · 刘易斯称，“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因此，一定要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视为重大政治问题摆在议事日程，加强党对这件事情的领导。为此，首先需要建设好强有力的领导干部队伍，既要反对某些人作为既得利益者阻拦调整收入结构的改革，也要反对某些人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漠不关心。要努力排除四大危险和搞好反腐倡廉。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不仅在影响着中央所有决策的实施，也阻碍着缩小收入差距目标的实现。另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最主要原因。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两大问题紧密相关。因此，要搞好收入分配的改革，就必须在干部队伍中排除四大危险和反腐倡廉方面狠下功夫。

对权力和体制的要求，一是应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克己奉公，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二是要坚决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和一人说了算的局面，要充分发扬民主，搞好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三是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改变挂一漏万的反腐现状，建立预防腐败和发现腐败的制度，重视和扩大群众监督。四是搞好税收征管，既要防止纳税方偷税、漏税，又要防止收税方该收不收、营私舞弊。五是对过去给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制定的高级干部退休待遇，今天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给予必要改革，只有上面做出榜样了，下面的问题才能解决。六是要处理好制定政策与落实政策的关系，绝不能使中央的政策停留在文件上，也不能满足于一般号召，必须加强政府的执行力，把政策、法律、法规切切实实地贯彻到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