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

（一）投资走向缺乏调控

我们让少数地区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真正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导致了资金投入不断向富裕地区聚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谬尔达尔所指出，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向均衡发展转变，这个均衡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进行牵引和导航。但是，我们的投资中，无论外资、民资、国有资本、银行贷款以及各种专项财政投入，一直是按照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的办法运行的，这就必然造成农村欠发达地区长期缺少投资的进入，而导致发展明显滞后，差距不断拉大。例如中部地区的山西2000年固定资产投入不到广东的1／5，2005年不到广东的1／4。又如人口超过800万的河南驻马店地区，其固定资产投入远远比不了仅有68万人的江苏省昆山县，2007年昆山固定资产投入为321.02亿元，而人口超昆山12倍的驻马店仅有298.7亿元。美国历史经济学家Daivisland称，“有钱才能赚钱”。据研究，中国财富的85%是由资本创造的。在很多农业地区，由于投入过少，资本严重缺乏，自然就无钱可赚。因此，投资一味向富裕地区和城市集中，而又缺乏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政策引导，才是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二）真正的城市化推进不力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国家，长期的“剪刀差”，使农村为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贡献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而同时也消弱了农村实力。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把农村作为投资和基本建设的重点。尤其需要从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下大力气分流农民和减少农民，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三农”的支持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特别是分流农民和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工作严重受阻。从2010年教育改革透露的数据看，迄今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子女仍占80%，说明了16岁以下的中国人口中，有80%是农民。由此可见，我们的50%城市化率，并非名副其实，城市化的推进很是不力。当今我国每年为国外的市场生产两双鞋子、三套半服装的产业局面及无数高楼大厦廉价地在各地崛起，完全是靠了农民的劳动红利，而农民在城市里有的都生活30多年了，还得住在城乡接合部，医疗、教育、退休、养老仍没有保障。由此引出近2000万随迁儿童教育艰难和5800万留守儿童常年见不到父母，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人，老来无人赡养，春节时更是交通极度拥挤、一票难求。这样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几亿人口的生活难题绝不可低估。

（三）土地和资产的流转不公平

土地流转不公平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农民没有土地买卖权。但是极少数村内村外的有权人，可以把土地买到手再行卖出的有钱人，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中能够以国家项目名义廉价征地的主管人，他们将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拿到后，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囤积和升值，由此导致很多人“空手套白狼”，一夜间成为大富翁。据我所知，有人1997年下海投入30万元，靠土地和房产发财，10年后资产超过了60亿元，还有人在广东，1997年下海投入500万元，10年后资产达到100亿元以上。 2005年有价出让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的1/3，非“招拍挂”的10.1万公顷土地，国家少收5400亿元，这都成了开发商的暴利和某些官员的灰色收入。

而众多失地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严重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的形成。

除土地流转不公外，国有资产流转不公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如某电子研究所，是经过几代人经营的老所，由于几个管理人想把它吞掉，便出现了骤然间的经营不善，结果联合上级主管部门以极低价格被7个人攫为己有。第三年，该研究所的评估价就上升到7亿元。他们以防止吃大锅饭为由，把广大研究人员拒之门外，变成了私企雇员。如此情况随处可见。

（四）灰色收入问题突出

灰色收入之严重也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据王小鲁主持的抽样调查，2008年全国存在5.4万亿元灰色收入，比2005年增长1倍。 2008年灰色收入占到GDP的15%，80%以上的灰色收入集中在20%的城市最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

灰色收入的来源，一是财政使用不透明，大量国家资金被滥用，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流进了私人腰包，再就是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造成资金漏失严重。有些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拿到的工程款不到总额的1／3。二是金融机构贷款的“潜规则”，造成向私人额外付费高达贷款总额的9%。按2006年贷款总额22万亿元计，这个额外付费接近2万亿元，流入私人之手。三是腐败敛钱所造成，最近出现的苏州市、杭州市副市长均受贿亿元以上的案例，说明社会的贿赂腐败，虽然加强了治理，但实际上有增无减，日趋严重。

（五）劳动占分配比重过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十七大报告中就已提出要扩大分配总额占GDP的比重，扩大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很好解决。我们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劳动分配比重过低，资本分配比重过大也日趋严重。杨承训教授的调查资料显示，一般业主的收入比职工收入高25倍，资本为千万元的业主收入是职工的1000倍左右，上亿元的业主收入则高达职工的3900倍。再说一般工人的劳动时间都是超时的，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私企工人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50%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今年2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贵州的不到6岁的小孩子竟然3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了。中央电视台安排他们在演出台上见面后，第二天父母又与其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由此可见我们的广大第一线的劳动者收入是何等偏低。尤其在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可达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在员工中又分为两类，非正式员工收入与高管人员差几百倍。我在怒江调研时，某电力公司技工工资每小时200元，而在山坡上为电力公司运沙石的农民工，一天仅有30元。据刘植荣研究，2008年国企高管年收入至少68万元，是全国人均GDP的31倍，是最低工资的113倍，是人均工资的23倍。而挪威、瑞典、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国企老总年薪仅是本国人均GDP的2.1倍，是最低工资的5.5倍，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

（六）权钱交易过于严重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是人为造成的，更是一些权钱交易的“潜规则”导致的。根据我们的调查，至少存在以下一些情况，拉大了收入差距：

（1）招标采购为一些人捞钱创造了商机：我们在云南调查中，节能的烤烟机不能被招标，而不节能的烤烟机却被招标15000台，由此给国家造成损失，给农民造成灾难，引起了一些投标商人的极大不满。我们的政府采购中，往往被一些企业用钱开路，大多被招标的，往往是最贵的。

（2）国有企业采购原材料的黑洞十分惊人：我问过一个老板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形成的，他回答说是捡来的，问他捡多少时，回答说是8000万元。其实这8000万元就是某重要国家工程建厂时，要实行部分机械配件国产化给他送来的。他作为中间商，为国家定做所需配件时，一个原价仅2.6元的配件，他报价6元、9元、26元竟然都没得到买方的认可，国家项目的采购团为了不使他们通过吃回扣在国外过于高价购买的部件得以暴露和质疑，最后要求他报价26万元一件，结果总值1000多元的390个配件，一下子卖了1亿元。该中间商用2000多万元打点了这个国有企业后，净赚了8000万元。

（3）出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被少数人高价倒卖：一次由古巴进口一船糖，拟由北海上岸，只因严打走私，被停留在公海上，于是有人要我帮助在北京找一张白砂糖进口许可证，我竭力而为。最后找到了提供许可证的人，但没想到的是这张允许进口一船糖的许可证却要1250万元。

（4）权钱交易把不义之财送到某些人的手中：少数管房建的领导和部门以极低价购买小区住房，进行权钱交易。一位朋友向我反映，他在某小区买了一套房，这房本是开发商为一建设局局长提供的，这套装修好的500平方米住房，仅象征性收取20万元。当其转手时，卖了700万元，仅这一处房，那位局长就净赚680万元。就在这个小区里，有一座近2万平方米的大楼，100户左右，也都是这样“卖”给某些人物了，于是百姓们称这座楼为“腐败楼”，其业主迟迟不敢进入，大多都在几年之后像局长那样转手了。

诸如此类，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尤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干部人事、公务消费、招标采购、医药购销以及多种的认证、评审和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权钱交易、潜规则都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收入差距严重拉大问题，就必须快刀斩乱麻，果敢走出认识误区，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重围。

要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创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同时，我们必须要对投资与贷款方向进行政策引导，对贷款配置走向进行必要调整。要克服市场自由化中的马太效应，促进财政资金和国企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向农业产区和农村倾斜。要建立最低和最高工资制度。

此外，在国企工薪阶层要实行同工同酬，在民企要实行工资协商制度。要实行职工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确保不因物价上涨，而致职工收入降低，确保职工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