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成为网络红人

我第一次在网上发表文章，写的是《故人说李咏》。大致是在2002年底，那时我已经离开《大赢家》，处于失业状态，内心苦闷，故而怀念在《幸运52》的美好日子。

在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李咏来大连电视台主持节目，我去后台看望了他，李咏对我很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回忆李咏的文章，并且发在了网上。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有一些媒体转载，比如《深圳商报》。然而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继续在网上写文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找工作。

找工作的阶段，我的心情很灰暗。那时我在想，如果能做一档节目，让家乡人也能看到（后期字幕上有我的名字），那该多好，就能找回失去的尊严。可是那就需要做央视或者卫视的节目，而我现在连大连台的节目都做不上，唉！

一位同事对我说：“要不你去大连开发区电视台找找机会吧。”

我听了之后很恼火，心想，在你眼里，我只配去开发区电视台工作吗？可是，我忍住了没有吱声。因为他没有恶意，是出于同情我才这么说的。

在他看来，一个在大连电视台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去开发区电视台找工作，不是很正常的选择吗？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2003年初，也就是小叶收留我的时候，我的境况好了一些。出于感激，我写了一篇赞美小叶的文章，《国内十大女主持人的优缺点》（目前在网上依然能搜到）。这篇文章用诙谐的语气点评了国内比较知名的十位女主持人，第十名就是小叶——显然，从知名度来说，小叶的分量不够，但这是我的感恩之作。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在网上火了起来，点击量巨大，转载无数，后来有人告诉我，如果把转载文章的点击量也计算在内，总共点击量应该过百万，这在2003年，是个惊人的数字。

趁着这股热劲，我又写了《国内十大男主持人的优缺点》《国内十大新锐主持人优缺点》。后来又写了几篇文章，这时我的知名度大增，自信心也有了一些，于是我就继续笔耕不辍。

有一天临近午夜，我还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写评论文章，李新来了，要拿一件东西。他走到我后面，发现我不是像其他同事那样玩电脑游戏，而是在写文章，他感慨地说：“宝海，你小子将来要是没点出息，都对不起你下的苦功！”

这番话让我很感慨。我想起了高中时代，父亲去世，家里陷入困境，母亲开一家小卖铺供我和弟弟上学，我一边看店一边学习，经常会熬到深夜。有一位邻居就对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之后，有很多网站开始跟我联系合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浪网传媒频道，主编是位女性。

新浪网跟我谈的条件是不论字数，每篇文章付给我100元，这让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正处于创作高峰期，每个月都能写四五篇文章，收入足够交房租了。由于我写的电视评论文章，基本都是批评类，尤其以批评央视知名栏目为主，所以很受网友欢迎。在那个阶段，我连崔永元的新栏目《电影传奇》也批评，胆子很大，当然，这样才会有人看。

湖南卫视也派人联系我，但是他们希望我能写一篇表扬性的文章，来称赞他们的一个新节目，说是可以负责联系到《南方周末》去发表，而且会给我很高的稿费，这就是俗称的“收买枪手”。经济困难的我显然不会马上拒绝，但是我看了他们推荐的节目之后，表示很难写出溢美之词，因为节目并不好看。无奈负责宣传的小导演继续劝说我，她说“哪怕批评一部分表扬一部分也行”。我只好勉强写了。

文章没有发在《南方周末》，对方回复说“《南方周末》认为这不是薛宝海的文章，质量不高，不能登”。正合我意，湖南卫视的宣传人员也很无奈，不过也象征性地给了我几百元稿费。

湖南卫视找到我的时候，小导演告诉我，我的一篇批评湖南卫视《新青年》的文章，导致这个节目被叫停，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现在来想，估计也是那个节目各方面的反响不佳，我的文章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个时候，我唯一写过的表扬性文章，就是称赞央视的《五一七天乐》的文章，因为我觉得那是娱乐节目的精品之作。据说这篇文章也缓解了央视对“七天乐”团队施加的压力，那个时候，央视内部对“七天乐”的批评声音很多，我觉得有些过分。后来认识制片人之后，他说，那个时候，他也曾经让人找过我，可惜没有线索。

如果那个时候“七天乐”栏目组找到了我，我可能就去“七天乐”工作了。

2003年10月，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了文章《顾城十周年祭》，就是源于最初在网上登出后，周刊的苗炜主编给我留言，和我取得了联系，继而在杂志上发表的。

很快，又有一个比“七天乐”更有影响力的央视大栏目在找我，而且找到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就是《东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