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着的批判

在大连台失意的阶段里，我曾发出过一个绝望的心声：“我想回到北京，回到电视主战场，可是我却在大连，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节目，都不会让北京看到（因为大连台不上星），更何况，我现在还在失业中，连做节目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网络的威力太大了，它完全跨越了时空界限，让在大连的我，开始被北京的主流电视界知晓。

感谢网络时代的到来。

2003年10月，我写的一篇《批判〈东方时空〉》在新浪网首页登出，引起轰动，据说有央视的人找新浪网，要求撤下这篇文章，新浪网没有马上撤，因为点击量高的文章，当然要多登一段时间。

《东方时空》注意到了我，尤其是子栏目《时空连线》的制片人刘爱民，他让栏目组的人找我。恰好，王跃军就在那个栏目，于是他就联系了我。

2004年5月中旬，在王跃军的介绍下，我在北京见到了刘爱民。简单交流之后，刘爱民表达了希望我加盟的意愿。我很高兴。然后他问我：“你准备怎么来这里呢？”

我听明白了，他问的是，我现在还在大连台——其实他不知道，严格来讲，我已经失业一年多，而且早不属于大连电视台了（入职合同只签了一年，没有再续）。

我说：“你刚才跟我说过，前一段时间，大连台的新闻频道李盛之主任，向你推荐过两个人来实习，那你就告诉他，再加上我一个。”

《东方时空》当时几乎是中国最知名的新闻栏目，因而经常会有地方台推荐人来《东方时空》实习，这是常事。而且很多人借此为跳板，来到北京工作，甚至是留在《东方时空》。当然，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幸运儿，只是人数少之又少。

刘爱民同意我的建议。但是他说：“大连台推荐的那两个人，我不熟悉，你回大连帮我秘密调查一下，然后把情况告诉我。”

暗访，是新闻记者的常见工作，以前我在黑龙江电台做新闻记者时，也做过暗访，这回又要暗访了。

回到大连后，我先去“调查”第一个人：袁柏欣。以前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一打听，原来是大连电视台早间新闻的制片人，比我小两岁。我找机会见了他本人一次（没有说话），感觉是个好记者，很干练。

第二个人是个女生，我找了好几个熟人，才问出她在大连三套做记者，大学毕业刚一年。我又找机会见到了她本人，形象一般，不过我了解到她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视编导专业，看来有功底。只是为何这么年轻，就会被领导推荐去央视实习？而且也不是新闻频道李主任的直接下属。

我有些遗憾，关于这个女孩的背景，我得不到更准确的信息，只能是这些了。

于是我把以上信息，打电话汇报给了刘爱民。刘爱民对我的调查比较满意。他说：“看来那个男的是个好记者，值得培养。那个女孩呢？这么年轻？宝海你给我个判断，这个女孩是否值得培养？”

我只用1秒钟就想明白了——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也不差这一个实习的。

于是我说：“当然值得培养，毕竟是重点大学的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的，看着那个女孩的面相，也很干练。”

刘爱民说：“好了，你等通知吧。”

一天后，我接到了李盛之的电话，当我赶到他的办公室时，袁柏欣和那个女孩已经坐在那里了。

李盛之说：“这次你们三个人去《东方时空》实习，是大连台历史上第一次组成团队去实习，很光荣。希望你们能学到真本领，当然，如果以后能留在《东方时空》或者中央台，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只是我有一点希望，将来不要忘了是大连台培养的你们，如果大连有事情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尽力完成。”

我们都简单地表了态。

李盛之最后说：“这次能去实习，你们两个也要感谢薛宝海，具体的原因，你俩慢慢就会知道了，这是明天晚上去北京的火车票，台里给你们买好了。”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

到北京后不久，李盛之来北京出差，还特意到《东方时空》节目组看望我们，也表达了对刘爱民的感谢。

我和李盛之主任一直保持着联系，几乎每次回大连，我都去看望他，我对他一直怀有感恩之情，感谢他对我那篇文章的“赏识”，感谢他送我来北京。如今，李盛之已经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副总经理了，我们还经常通过微信联系。

老实说，我对大连和大连电视台一直有很深的感情，尽管那里也是我的伤心地，但是我喜欢那座美丽的城市。我在那里，也有几位好朋友，比如帅气的主持人杨华维。还有贾非，他是一位好编导、好制片人，人也非常正直。

从2000年1月到2004年5月，我在大连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在其中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具体工作，仅靠在网上写文章来挣稿费，交房租，赚生活费。在我要去《东方时空》报到之前，我已经落魄到不但没有工资，而且连大连台的饭卡也要自己充钱了（因为我早已经不属于大连台的职工了，没有栏目组，也就没有哪个频道每月为我充卡）。可是因为大连电视台的食堂饭菜又便宜又好吃，我早已经习惯于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了，即使自己花钱，也愿意。

还有一个原因，我虽然已没有栏目组可待了，但是我自己又没有电脑，因而上网、写文章、看凤凰卫视的节目（主要用于学习），都需要在台里进行，所以我就“赖”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好在也没人关心我到底是哪个组的。

后来到北京后，刘爱民告诉我，当他给李盛之打电话时，提出加我一个来北京实习。李盛之听到我的名字后愣了一下：“薛宝海？薛宝海不是大连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啊。”

“我知道啊。”刘爱民笑了。

“哦，我明白了。”李盛之说。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一个想法，那个时候，我如果去找李盛之，或许他能给我安排一个栏目组——我感觉他是个惜才而且人品好的人。可是，我和他并不熟悉，我又是个很好面子的人，所以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

世界上最难的事，并不是穷困潦倒，而是面临困境时，你不知道该如何摆脱困境。

那就没办法了，苦日子，只能自己熬了。

2004年5月27日，我们三个人正式到《东方时空》报到。那天正好是朵朵6周岁的生日。

过了半个多月，已和我成好友的袁柏欣跟我聊天，讲了他刚听到的一件事。

前几天，在大连电视台，有两位年龄比较大的女同事一边等电梯一边在聊天，一位说：“你听说了吗？袁柏欣在《东方时空》出镜了。”

另一位大姐说：“这算什么，薛宝海还在《焦点访谈》出镜了呢？”

第一位大姐有些纳闷：“薛宝海是谁啊？也是咱们大连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