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特别冷

1998年12月7日，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开始了漂泊的生活。

到火车站送行的是我的好友，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的国伟。在这之前，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同事张伟与李涛，凑钱给我买了一部汉字传呼机，还帮我交了一年年费，这是一个很实惠的礼物。

其实我辞职后走得很仓促，并没有联系好北京的工作，这就给日后的苦难生活埋下了伏笔。更何况那时候的电视台栏目很少，找工作不容易。

之所以辞职去北京是有几个缘由的，公开讲的原因，是1998年10月份，黑龙江电视台聘请我解说NHL北美职业冰球联赛，而我的单位黑龙江广播电台不同意，把我调了回来，导致我灰心丧气——因为电视梦破灭了。而且即使我辞职，黑龙江电视台也不会聘请我，他们不会因为我而激化两台的矛盾。（黑龙江电视台负责体育节目的蔡晓东主任说，宝海啊，哪怕你是扫大街的，我都敢用你，可你是黑龙江广播电台的，我不敢用啊。）

我辞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婚姻触礁，我想出去躲避，也想让自己尽快长大。那个时候，女儿朵朵只有6个多月大。而我的性格很不成熟，做事情爱冲动。我在和朵朵妈妈激烈地吵了一架之后，又想到了自己的电视梦无法在黑龙江实现，于是就用三天时间办好了辞职手续。

我是一个自私、不合格、不负责任的父亲。

来到北京后，我去了房山，在那里找了一个落脚点。我的大学师哥于勇和他的妻子在学校当老师，他们收留了我，给我找了一间单身宿舍。

我至今还记得到北京后的第一个夜晚，我一直没睡着，不是因为失眠，而是因为屋子里太冷了，没有暖气。我穿上了厚厚的衣裤，钻到被窝里，可还是觉得寒冷。

等到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发现床上还有电褥子，通电之后，居然能正常工作，被窝很快就热了，我惊喜万分，太好了，马上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到北京来当然主要是为了找工作，然而之前，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大学毕业时我直接考上了黑龙江广播电台），再加上心理准备不足，因此遇到很多坎坷。

我第一次去中央电视台，就出了问题，因为我找不到它在哪里。

我从房山坐车到了六里桥。然后我问一辆小公共的售票员：“去不去中央电视台？”售票员说“去”。

我上了车。

然而到站后，我发现大楼上写着“北京电视台”。售票的小伙子一脸茫然：“北京电视台不就是中央电视台吗？”

我没有和他理论，重新寻找路径。

终于到了中央电视台，我首先去拜访的是《焦点访谈》的一位记者，他是黑龙江台的同事给我介绍的。

让我意外的是，这位记者老兄对我很冷漠，几乎不说话。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我说自己是广播电台出身，文字能力比较好。他撇了一下嘴：“文字好有什么用，电视不需要文字。”

不帮忙介绍工作也就算了，还打击我的积极性。

我只好告辞，还是不要给人家添麻烦的好。

后来我理解了他。因为他没有义务帮助我，更何况介绍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不过多年以后，当我有了一定的人脉，别人通过关系来找我介绍工作的时候，我一定是热情接待，能帮忙就一定帮忙，至少会诚恳地帮对方分析情况。因为我始终忘不了刚来北京时，那位老兄对我的态度。

当一个人身处困境时，最需要别人的温暖。

还是让时光回到冰冷的1998年冬天。

我又给北京广播学院念研究生的大学师妹赵琳琳打了电话，她建议我搬到她的学校来住，毕竟这是央视的人才培养基地，也是从侧面接近央视的机会。

我住进了广院招待所，同屋的还有安徽电视台的王振涛与浙江嘉兴电视台的薛开新，还有一位播音员，他们都是广院的研修生。因此，我也偶尔去蹭他们的课来听。

更可贵的是，赵琳琳把她的研究生同学介绍给了我，比如河南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王婷，以及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工作的雷建军，等等。雷建军是凤凰卫视的领导钟大年的研究生，他是第一个给我介绍工作的人，帮我联系了《走近科学》的制片人，可惜我没有去，因为当时我不喜欢科技类节目。

其实在打电话的时候，这位女制片人对我很客气，她说：“老雷介绍的人，没问题，你来吧。”

我在这件事情上，显示了自己的不成熟，以及对自己当下形势的错误判断。我刚来北京，落脚谋生最重要，不应该在工作方面挑三拣四，而且我没去《走近科学》，也没有和雷建军沟通，欠了他一个人情。

客观来讲，那个时候，我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不足，处事不成熟，考虑问题不周到，这也是导致我后来在工作方面有较大坎坷的重要原因。

我去拜访了张海潮，这是一位重要人物。

1997年底，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张海潮曾带着崔永元到哈尔滨录制《实话实说》，我和张海潮一见如故，他邀请我去《东方时空》工作。可那时我没有去，因为当时的我工作稳定、家庭和谐。

一年后，当我决定要去北京找他时，他在电话中表示很为难。因为他已经调至央视二套做领导，他说他现在不怎么管节目了，不方便安排人员。

显然，他想要我的时候，我没去。时过境迁，我再想去，人家当然为难。

我又拜访了央视二套的石正宏，他之前是哈尔滨广播电台的。国伟让我去找他，说他应该会提供给我一些帮助。

石正宏很热情，请我吃了饭，听说我住在广院，就让我先住到他在台里的宿舍，就在羊坊店，离央视很近，方便找工作。

我很感动，住了进去。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外面收到同宿舍人的传呼：“台里有人要来住，请今晚换个地方住。”

我蒙了，晚上到哪里去过夜呢。当时我正在地铁里，那时北京的地铁只有1号线和2号线，我就在2号线里坐着，一站又一站过去了，我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

难道要露宿街头吗？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想明白，就在羊坊店附近找个小旅店暂时安身吧。老实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住过小旅店，更没有自己找住处，都是别人帮我安排。

1999年1月份的北京，格外寒冷。

大约在1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去找张海潮，他不在办公室。

出了广告部（就在央视旧址西门往北），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方最温暖，只有那里不会拒绝我，那就是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在公主坟坐上公交车，车往图书馆驶去，一路上，我想着心事。

忽然，我发现，车已经路过北图了，在很远的地方，车才停下（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原来这个线路上没有北图那站。下车之后，我到了对面，估量着走到目的地需要八九分钟的时间，天冷，我懒得走，而且北图也是在这一侧，往回坐一站，下车即是。

于是我就近上了一辆往南开的公交车，心里想着，开过一站后正好到北图，然而，奇了怪了，居然又越过北图，到了白石桥，看看路程，要走10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到北图。

我心里想，今天真邪了，眼睛看见了北图，就是到不了。

过了很多天才想明白了，北图门前没有车站。

这时候，有一辆小公共在喊人，我于是上了这种“招手停”，我琢磨着，因为可以随便停车，这回就不会过站了，到了北图对面就下车。

车开起来之后，我因为想着心事，所以完全是下意识地给钱。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半站地嘛，我就给了一元钱（在哈尔滨经常是这样）。

可是售票员却说：“两元。”

我很不高兴：“你不是说了一站地一元吗？”其实是我听错了，或者说理解错了。

售票员是位小伙子，他给我讲解北京最新的公交政策：“北京从今天开始，小公共上车就是交两元。”

他说的是真的，这条新闻我昨天在报纸上看过（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就是买报纸看新闻、看招聘信息），只是没想到会用到自己身上。

我忽然生起一股无名火，当着满车乘客的面，我不争气地说了一句：“你不要逼我了，我已经够倒霉的了！”

售票员态度很好，只有一句话：“两元。”

我那时正好坐在司机后面，眼看着北图又在眼前掠过，小公共一路向前行驶，到了下一个红绿灯。

司机说话了：“师傅您到哪里？”

我说：“北图。”

司机很轻松地说：“您看您要么给两元，现在下车离北图最近，要么跟我到颐和园？”

我拿出了两元，下了车，从人行道上走到对面，看着距离北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忽然间，一股热泪流了出来，那是我在北京第一次流泪，觉得委屈，觉得伤心，甚至还有一丝绝望。

28岁的大小伙子，居然因为一点小事流泪，丢死人了。

其实我更多的是生自己的气，不就是一元钱吗，这要是在哈尔滨，着急打车也是常事，上下班、出门办事坐小公共也是常事，从来没有因为一元钱和售票员计较。我这是怎么了，穷不起了吗？

想着想着，已经进了北图大门，我擦干了泪水，在心里做了决定，不就是找工作困难吗，不就是张海潮一次次地拒绝我吗，也理解一下人家。这样，明天我最后一次去找张海潮，如果他还不在或者再推辞，我就再也不去找他了，何必讨人厌。我一方面在报纸上看招聘信息，另一方面多找老朋友帮忙，一定会找到工作的。

想通了这一切，我反倒心静了。我在北图看了一天的书，晚上又在附近的小饭店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还点了一瓶啤酒，既来之，则安之。

第二天早上，按照自己的计划，我准备“最后一次去找张海潮”。在我印象中，那天似乎是周五，他应该去开例会，不在办公室。可既然我定了计划，就要执行。

到了他在广告部的办公室（他在央视二套分管广告部），张海潮居然在那里。看到我以后，张海潮说了一句：“宝海，你还得等一等——”

就在这时候，我脱口而出了一句话：“张主任，我想去《幸运52》。”

这完全不是我事先计划的，真的是随口一句，是上帝赐给我的一句话。因为我只是在前几天无意中看过这个节目，很喜欢，印象中是二套的栏目，再加上半个月前偶遇的一位老同事说“宝海，你很适合去《幸运52》，但是我没路子”。我还问他这个节目是哪个频道的，他说不清楚，就知道是个新栏目，很好玩。

张海潮愣了一下：“哦，《幸运52》啊，那好吧，下午三点你过来，他们制片公司的领导会在。我把你介绍给他们。”

就这样，我去了刚开播一个多月的《幸运52》栏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