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骧、沈良骅、任国常：南京五厂拒迁台湾

蒋介石令南京五厂拆迁台湾

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中的蒋军主力在宿县被全部消灭，将领大部被俘，南京政府动摇，各机关紧急疏散。

1948年12月底，蒋介石电召孙越崎到他的“官邸”，要把这五厂迁到台湾去，并“限1月11日迁出南京”。这是孙所意想不到的事，也是极不愿意做的事，但推卸不了，只得召集我们五厂的负责人开会，把情况告诉了我们。我们也同样表示不愿迁厂，但认为蒋既这样坚持要迁台湾，已无法挽回。于是由各厂有关人员集中在城内中央电工楼赶编迁建费用预算，总数为台币132亿元。送蒋后当即批准，交财政部照拨。

迁建工厂虽由各厂自行办理，但在码头看守和装船等事宜，均有共同关系，因此成立了迁厂委员会，推定沈良骅为主任，张心田为副主任，参加会议的除五厂有关人员外，资委会有关人员也被邀参加。旋由中央电工厂总经理恽震在上海租得一艘载重8000吨的新康轮，按照预定计划，先上驶至马鞍山装运马鞍山机器厂的机器材料，然后下驶到南京下关，装运其余四厂的机件等。

五厂拒迁台湾

1949年1月，南京四个电工厂的器材已装箱陆续运到下关码头待运，其中无线电厂的器材则是从远郊的板桥镇装在驳船上，集中在下关码头附近的三义河口，等待转运装轮。新康轮也由马鞍山装上机器厂的器材下驶到南京。这时南京国民党各机关正在疏散，纷纷抢占码头，新康轮无法靠岸，只得停留江心，在岸上堆放的四个电工厂器材无法搬运上船。

当时新康轮船长对沈良骅说：“我听到国民党军队要在南京下游的江阴，封锁长江航道，如果我们的轮船久停下关，万一封锁在内，不能回上海不得了，我急于要回去。”

正当这个时候，蒋介石受不住解放军即将渡江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于1949年1月21日下台，离开了南京赴奉化，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维持南京残局。孙越崎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当天下午在资委会内召集我们几个负责人开会，先听取了大家对时局剧变的看法后，当机立断，宣布各厂不迁了，并写了条子由资委会正式命令四厂把已到下关码头的器材运回各厂原址，重新安装，迅速恢复生产。

马鞍山机器厂已装新康轮的器材改运上海起岸，支援资委会上海机器厂，由孙另行电令上海资委会办事处夏宪讲照办。沈良骅亲去下关码头告知新康轮船长，并签准其放空回沪，运费照付。

电照厂原来底子差，建筑物少，拒迁台湾后，资委会把10幢活动房屋拨交该厂作为员工单人宿舍。无线电厂原厂址在板桥镇，交通不便，拒迁后改至市内水晶台原美军顾问团地址（原系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建造的办公楼），恢复生产。所有各厂未动用的预算，仍照原分配数由各厂作恢复生产和扩建之用。

会后孙告诉我们，他立即要向李宗仁代总统汇报。这消息到达各厂，全体员工莫不额手相庆，这说明了孙对于这一事件的决定是深得人心的，也是他爱国心切、敢冒风险的大胆行动。

汤恩伯一再催迁五厂

1949年3月初，孙越崎接到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电报称：“奉层峰（指蒋）令，催促南京五厂迅速迁台，盼复。”孙接电后，得知蒋虽下台在奉化，但对迁厂事并未忘怀，于是又召集开会商议，大家认为事关重大，要想出妥善的应付办法。最后孙决定，蒋的军政事务很忙，暂时拖延，不予置复，可以马虎过去。

大约过了半个月，孙越崎接汤恩伯第二次来电，催促五厂迅速迁台。孙又召我们开会，这时他着急了，不知道蒋为什么念念不忘催促五厂迅速迁台。此时正在酝酿国共和谈，立法院在南京复会，行政院迁回南京，孙越崎就去向代总统李宗仁说，在当前情势下，南京五厂迁台，对于和谈不利，似不宜急于进行，李宗仁当即表示同意。这样孙越崎与我们就比较放心了。实际上当时李宗仁并无军权，南京仍在汤恩伯的军事控制之下，他可以为所欲为，我们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

不久电照厂接到驻孝陵卫京沪警备副总司令万建藩的命令，要传讯厂长。沈良骅知道问题严重，不得不去，但大家以为沈此去有被扣的危险。当时副厂长吴祖恺（现任咸阳彩色显像管厂总工程师）在旁，愿陪沈去。沈进司令部后，由一姓崔的处长领进办公室。万问工厂何以不迁，沈说，装运困难。万同他缠磨了一阵，最后说，迁厂是上级命令，不可不听。沈见万没有扣留他的意图，告辞出去，与吴副厂长急速回厂。

沈良骅被传至孝陵卫司令部之次日，孙越崎召集四厂厂长会议。会上各厂厂长提议，停迁是各厂员工一致的愿望，不能让孙越崎一人担负风险，各厂厂长应分担些责任。原来资委会停迁五厂的命令收回，用同一日期，同一编号，改由厂长联名请求，根据员工愿望，请求停迁。孙以为不可，经厂长再三说辞，将来论责任，厂长无法推卸，现在分担些责任，理所当然。同时这样做与用会令停迁，实质上并无区别，孙委员长是资委会的最高负责人，与汤恩伯公事来往，如此措辞比较妥善一些。经厂长等共同陈词，才决定这样办了。此即所谓“双重稿命令”问题。

停迁后立即恢复生产

五厂迁台经费，原本批准预算包括拆卸、迁台运费和在台重建三项经费，合计台币132亿元。现在只拆不运，不迁不建，余款较多，先提用台币54亿元，尚余台币78亿元，为了免被扣发，即行设法全部调回大陆。经副委员长兼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吴兆洪和财务处长季树农与台糖公司商妥，即由该公司在沪售糖所得的金圆券拨与五厂，当日向台湾银行提取台币交与台糖公司。各厂得此一大笔建厂补助经费，用来维持到解放后，还有很多余款。

各厂将机件由码头运回原厂址后，即行安装好，设法恢复生产。无线电厂因原地址太远，另觅南京市内珠江路东端的水晶台为新厂址。这里原是资委会于1936-1937年所建的会址，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伪满洲国驻南京的使馆，日本投降后，为美军顾问团所占用。

1949年1月美军顾问团撤走，资委会收回了该处，在五厂拒迁后，拨交无线电厂作为复工的厂址。即将原装驳船待运的器材，共有20船，每船载20-40吨，自三义河通过秦淮河运到汉西门，再装汽车运到水晶台。由于该处原为办公房屋，不适于做工厂，便将旁边原有的一个汽车修理场改建为工厂车间，自3月中旬开始修建，到4月中旬全部完成。孙越崎要求王端骧厂长以最快的速度把厂房修好，恢复生产。他曾多次亲自到水晶台新厂视察修建及开工情况。

任国常于1946年1月由美国、加拿大考察回国，经资委会派在南京筹建“南京电瓷厂”，成立了中央电瓷公司，任公司总经理，主管各地电瓷厂工作。南京电瓷厂于1947年底建成投产。任的家属住在上海，其本人在南京建厂，并督促生产。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濒于垮台，任国常的妻子坚持要去台湾，任只得同意送她去。1948年底，任回到南京，蒋介石令南京五厂立即拆迁台湾，并组织了五厂负责人参加的迁厂委员会。任就叫南京电瓷厂厂长殷向午负责拆卸机器设备，装箱待运，并派游恩溥、杨长亮、许仲三人随同张心田、马师亮二人去台湾寻找厂址。当时厂内职工对迁厂事很不满意。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下台后，孙越崎即召集我们决定停迁，把已运抵下关码头的机件运回原厂，立即重新安装，恢复生产。任国常一方面电告游恩溥等回来，又电告其家属也即回沪，1949年2月8日他们同轮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本文选自《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1988年版，原标题为《南京五厂拒迁台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