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稻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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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年前，“巨人”的脚印，落在了浙江浦江，这就是“上山人”。

一万年前，一个大多数洞穴人还要在岭南山地延续生活几千年的时间点，“上山人”却告别了山林洞穴的生存模式，走向旷野，勾画出东亚地区历史长卷中令人惊叹的一笔。

2000年，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沉睡了万年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横空出世。长江下游与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面貌，由上山遗址而始，正式揭开面纱。

2006年11月22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重要批示。

2020年，上山文化发现整整20年。11月12—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浦江举行。

考古学家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

上山遗址，被命名为远古中华第一村。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2020年9月21日，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15周年座谈会暨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围绕良渚、河姆渡、上山等遗址，大力推进文明之源大遗址保护群的研究传承。

考古写史。

浙江境内不断延长的历史脉络，在考古人的手铲下，梳理得更加清晰，一万年以来，丰富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构建了浙江地区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谱系，而上山文化，正代表着浙江万年文化之源。

上山文化，初步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中期年代在距今九千年前后，晚期年代在距今八千五百年前后，得名于金华浦江上山遗址。目前，浙江省发现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遗址共20处，它们普遍分布在浙江中南部低山丘陵之间的河流盆地，其中，以金衢盆地最为密集，金华占三分之二，达13处之多。

万年上山之“最”，万年浙江之“最”，填补了太多空白——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填补了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构建和完善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成为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

上山文化发现的木构建筑遗迹和环壕，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初级村落。

上山文化的彩陶，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彩陶。

上山文化遗址群普遍发现了栽培稻遗存，是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起源地。

从五千年良渚至七千年河姆渡，从八千年跨湖桥到万年上山，上山文化将浙江的历史推进到万年前。

浙江文化之源，在这里。世界稻作文化之源，在这里。

那么，何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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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杭金衢高速公路的铺设，上山遗址的发现，或许还没有那么快。但是，这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公路”，在不期然中却拓展了浙中、浙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工作的“新路”，具有时代意义。

1996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的杭金衢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前期文物调查。考古室主任陈元甫将调查任务交给了蒋乐平和黎毓馨，公路沿线各地的文物干部参与相关路段的调查。蒋乐平担任这次调查的领队——后来，他便是上山文化的重要发现者，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两个多月，他们在250多公里的路程内往返多次，发现了古遗址、古墓葬信息数十处。

1999年，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定名为楼家桥遗址，这也是这次调查唯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呈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文化内涵，早期发现了“扉棱”式柱足鼎和带隔缸的陶器组合，它们虽然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如绳纹带脊釜）共存，但具有极强的文化个性。透过楼家桥遗址的窗口，可以窥见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核心分布区之外，存在着另一道风景。

为了“看见”这道风景，考古队在发掘楼家桥遗址的同时，正式开始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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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浙江两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几乎是前后脚醒来。尤其是发现浦江上山遗址，当时，金华地区还是空白——从来没有开展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

很少有人听说过“塘山背”这个地方。

2000年9月22日，考古队来到渠南村调查。塘山背，是渠南村的旧名，其中包括塘、旧山背、新山背、姓周等自然村。中间分布着呈南北向的若干水塘，俗称塘，这些水塘实为一条废湮古河道的遗留水域，宽十来米，曲折断续。

塘山背，竟有一处良渚文化墓地。

当时，考古界对良渚文化的分布是否到达钱塘江之南，尚有争论，主要原因还是资料的不足，如果在浦阳江上游能够找到良渚文化的墓地，将突破旧有的认识，有力推进浙江大历史的构建。

钱塘江以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大的良渚文化墓地——44座墓葬，这为解决钱塘江以南良渚文化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没有人知道，这正是上山文化发现的导火索。

考古队决定把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酝酿第二年的发掘，目标之一，便是村庄北面的“上山”，一座小土丘，也就是塘山背遗址的北区。

蒋乐平也开始为遗址取名。

为何要取名？当时，考古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塘山背的良渚文化墓地，但是，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一般只填报一个遗址。

查看蒋乐平的日记，“上山”不是原有的地名，他一度将其记录为“山背”，当时他访问村民，依稀有南有塘、北为山背的说法，后来证明并不准确。

叫什么名字呢？

那天，村支书老周看蒋乐平为起名字烦恼，说起西北不远有个叫“上山堰”的老地名。蒋乐平觉得，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都江堰，不适合称呼一个史前遗址，干脆把堰字去掉，叫上山遗址。

尽管当时的发掘面积有限，文化面貌也非常模糊，但客观事实是，上山遗址被发现了。

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上山”之名别有意味。

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出发（良渚），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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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从古人日常使用的陶器里，还原他们的生活图景，而陶器，也是判断一种考古学文化新生命的指向标。

大口盆，是上山遗址的代表性器物，敞口圆唇，斜腹平底，单耳，厚胎红衣。正是这种“嘴巴”很大的陶器，曾让考古队无比纠结——以夹炭红衣大口盆为代表的上山陶器，和出土绳纹陶釜、大量鼎足的楼家桥陶器完全不同，到底谁早谁晚？怎样认识这种早晚关系？当时，浙江考古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老观念，认为“边缘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要落后于“中心地区”（杭嘉湖和宁绍）。那么，上山遗址粗厚的陶器特征，是否就是落后的具体体现？

上山遗址的奇特，愈发显现。有一天，浦江一位老文物工作者张文晖来参观遗址，看到大量的石球。他很好奇石球的用途。蒋乐平勉强解释：用于抛掷的狩猎工具。但很快，“强迫症患者”蒋乐平不得不再次逼问自己：为什么在宁绍地区的其他遗址中，没有发现如此丰富的石球？上山遗址特殊性的原因何在？

除了石球，遗址里还发现了很多磨石，过去习惯称为砺石，用来制作骨器、石器的工具。考古前辈牟永抗先生曾对这种磨石做过观察和分析，认为河姆渡遗址中部分磨石不是砺石，而是石磨盘——一种食物加工工具，并从富裕采集经济的角度进行了证述。

上山遗址的磨石块头都很大，石质粗糙，牟先生的概念一下子跳到蒋乐平的脑子里——这才是石磨盘。

这类石器所体现的原始生业方式，从宁绍移用到金衢，是否更为合适？金衢史前文化的原始性或落后性，是否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一个村民看到蒋乐平如此喜欢石头，说起他多年前在菜地里也挖出过一块，拿回家一直作为腌咸菜的压缸石。

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宝贝，只是夹炭红陶片、大口盆、石球、石磨盘，它们的大规模制造与早期稻米利用息息相关。

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陶片、石头，成为人们探问上山遗址的真正开始——谁都没想到，是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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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蒋乐平给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的吴小红教授打电话，顺带说起对上山遗址的年代问题，他很遗憾，觉得缺少合适的样品来测年。吴教授听说上山出了夹炭陶片，提议拿这个来测，她提到，有一种新的加速器技术，可以用少量碳素进行测年。

2003年元旦刚过，蒋乐平还在为跨湖桥遗址发现独木舟的事情兴奋，一天，他接到了吴小红的电话，测年结果出来了，按规矩，需要先把测试费用寄过去，才能寄数据。

很奇怪，蒋乐平隐约觉得吴小红话里有话，欲言又止。

几天后，他收到了一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信，表格里，四个测年数据：距今11400—8600年。

比河姆渡遗址的年代早了三四千年，比跨湖桥遗址早了两千多年。

这是一个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中国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上山遗址年代的测定，是上山遗址发现的真正标志。

2003年11月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登了《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上山遗址正式公布于众。上山文化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一万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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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果你到浦江上山遗址参观，会看到展厅里挂着“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题词，题写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讲到上山遗址，必然要请出一位明星代言人，那就是稻。

上山稻，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人都会记得，那颗得靠放大镜才能看到的小小的黑点。2005年，第一粒完整的炭化稻米，在上山遗址中发现了。在这粒炭化稻米中，我们看到的是绵延万年的人类文化基因。

上山遗址的陶器多为夹炭陶。夹炭陶，这一颠覆了洞穴阶段粗陋夹砂陶传统的崭新陶系，似乎为了告诉我们，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红色的陶衣和太阳纹图案，与人类的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上山文化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彩陶遗存。

最重要的是，上山早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夹炭陶，都掺拌了密密麻麻的碎稻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砻糠，也就是脱粒取米后的碎壳，证明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重要的粮食之一。

蒋乐平做过一个试验：把适量的粳稻，放在上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上，然后用石磨棒挤压搓磨，5分钟后，随便抓出一把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谷壳的粉碎程度，包括形态，和夹炭陶中的碎稻壳完全一致。

最惊人的发现，不只是稻，而是两个关键证据。

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的稻遗存中，分析出了小穗轴的残体——小穗轴，是判断栽培稻和野生稻最为可靠的依据。上山遗址出土的小穗轴部分出现了栽培的特征，部分保留野生的特征，可见处在稻驯化的初期阶段。

这还不够硬核。上山稻遗存中还发现了稻壳与稻秆、稻叶混杂的现象。这说明上山人已经告别了“摇穗法”的自然采集阶段，他们把稻秆、稻叶拢在一起进行收割，这种行为的出现，正是稻作行为的核心特征。

这两点思考，是上山稻作文化的基本构建。这说明，上山人不仅有稻，还有完整的稻作行为。

在上山稻后续的研究中，相关证据也得到了丰富和加强。稻驯化特征的研究，主要补充了植硅体方面的证据。稻作行为又增加了微痕和残余物的分析数据。不同研究者在石片、石磨盘等器物上，发现了收割禾本科植物的“镰刀光泽”和加工稻谷的多重证据，表明水稻的收割工具已经出现。磨盘、磨棒的配套使用，可能经常用于稻谷脱粒。

多学科研究成果均指向一个结论：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江西仙人洞等地也发现了最早的稻甚至栽培稻。但是，只有上山，从栽培稻本身到工具系统，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这些都实证了最早稻作。尽管栽培稻从概念上也是驯化的产物，但是，上山存在证据链，是可以明确判断的。”蒋乐平说。

2020年10月，蒋乐平带着稻米的“证据链”，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先生，他指着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照片，介绍道：“这是万年上山碾磨稻壳的工具，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颗稻米。农业证据找到很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丰富的、完整的证据链。”袁隆平赞叹：“万年稻米啊，不简单！不简单！”

2019年12月14—16日，上山文化遗址亮相第四届世界考古论坛，向世界亮出了“上山”金名片。论坛的主持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说，之所以要在世界考古论坛上介绍上山文化，就是让上山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能够了解上山文化的重要发现，向全世界彰显中华文明的悠久和对世界的贡献。因为上山是世界稻作的发源地，它不仅仅是浦江的、浙江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王巍认为，上山的世界之最，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系列。“上山遗址发现了万年的水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来说，都是人类最早的确定无疑的栽培稻的开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是一个遗址群的分布，还有许多陶器，是一个很成熟的定居文化，改写了人们原来的认识，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对了解一万年前先民的生活状况、生活面貌，更具有世界性意义。”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里·克劳福德在为上山文化的题词中这样写道：古代“上山人”，作为最早耕作稻米的人群，可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生物技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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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上山人”的世界之最——稻，再来看看“上山人”另一个“最”：住。

《浙江考古（1979—2019）》“上山文化”一节结尾的总结中，有这样一句表述：上山文化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告别洞穴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定居和初级“村落”第一次出现在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比上山文化年代更早的遗址，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举几个有名的例子：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年代可以早到1.2万年以前，基本都在南岭地区，它们有个统一的名称：洞穴遗址。

顾名思义，那时人们还生活在洞穴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洞穴遗址是迁徙性的，当一个洞穴周边的环境不适宜生存的时候，人们就会搬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还不能叫定居，也有叫半定居。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我们说的村落概念。

最早走出南方洞穴，在河谷的旷野盆地开辟生活新天地的，是“上山人”。

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在河谷盆地边缘的山前台地。在金衢盆地周围的山脉中，发育有石灰岩溶洞，但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洞穴遗址，没有发现季节性迁居的遗存现象。这说明上山文化已经告别了山林洞穴的生计模式。

上山文化遗址普遍出现了粗具规模的定居聚落。比如上山遗址晚期出现了有规律的房址，早期也出现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居住水平”，“上山人”已经住上木结构的建筑了。而且，上山文化遗址的面积往往达到数万平方米，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而且到了上山文化的中晚期，还出现了环壕聚落，比如桥头遗址、湖西遗址等。

以上种种现象，都在告诉我们，万年前，“上山人”告别了祖辈老土的洞穴，搬到了盆陵地区，也就是旷野地区，开始定居了，这是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之一。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谷旷野类遗址，这也是人类居住方式的一大飞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

我们来还原一个原生态的江南景观——河道、山丘、村庄、人烟，稗子、橡子、薏米、芦苇、姜、莲藕、葛根、百合、山药……粮食富足，果蔬鲜美，万年前，上山已经是“鱼米之乡”。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期，遗址逐渐增多，人类的足迹到达义乌一带，金衢盆地成了一个中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么多遗址？稻作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所以能够形成遗址的聚集，人口在这里密集程度高，这和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农业起源，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认为不亚于国家文明，这也是考古学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之一。而且，上山文化所在的区域，可以成为早期农业起源的一个标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蒋乐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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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上山遗址进入了第三期发掘，收获了更多“实锤”。

除了大口盆外，还确定了双耳罐、平底盘等典型器物，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在遗址北面的“石山头”，新发现一处文化面貌与之前紧密联系的遗址，正式称其为上山遗址“北区”，而原来的上山遗址则称“南区”。遗址内涵进一步丰富。从地层上证明了上山下层文化遗存早于跨湖桥文化遗存，因此它的年代早于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上山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再加上2005年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向浙东平原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是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

所有发现，都在催促一个词的诞生：上山文化。

2006年5月25日，上山遗址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11月7日，“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浦江召开，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的主持和见证下，“上山文化”正式命名。

张忠培先生认为：上山遗址出土的器物足以让人确定它是一种新颖独特的遗存，它的文化特征跟浙江其他地区和长江流域其他地方发现的遗存不一样，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独立命名为“上山文化”。

严文明先生点赞上山的发现：上山文化的出现，为探索更多的文化类型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说：上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做得很成功，其文化面貌很完整，地层关系很清晰，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改变了对长江下游甚至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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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浦江上山遗址发现至今，20年来，考古队员又在嵊州、龙游、金华、永康、武义等地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9处，包括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庙山遗址、永康太婆山遗址、永康庵山遗址、永康长田遗址、永康湖西遗址、永康长城里遗址、武义大公山遗址、金华山下周遗址、金华青阳山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龙游下库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东阳老鹰山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峙山头遗址、金华三潭山遗址、兰溪皂洞口遗址。

再加上浦江上山遗址，一共20处。什么概念？

考古学者许宏曾有一个提法，更形象——该区域虽面积不大，但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40%集中分布于此，令人瞩目。

上山文化近十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可以到台州，可以说，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一个上山文化的大家庭，它的文化面貌越来越清晰。在这么小一个范围内，能够集中这么多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要说万年遗址，除了西亚之外，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上山文化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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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对于上山文化的思考，万年前人们的居住、农业、文明，还在不断深入，远远没有停止。

浦江上山遗址的发掘，让我们知道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上游河谷盆地区，是迄今发现的最值得关注的稻作农业起源地，而上山文化已处在聚落定居阶段，这是东亚地区人类定居生活出现的最早例证。一般来说，稳定的定居生活依赖农业经济的支撑，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来讲，探讨其中的农业证据是必然的认识路径，这也是上山文化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所在。

自上山遗址发现以来，对上山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宣传，已成为浦江县委县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目前，《上山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均已颁布；2013年，上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2016年，遗址公园一期建成开放；2020年5月，遗址公园二期方案经浙江省文物局初审上报国家文物局。

上山遗址保护和利用，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接下来，浦江县委县政府将统筹推进全省上山文化遗址应保尽保，切实加强研究、保护和宣传，通过3—5年努力，全面构建上山遗址公园体系，推动上山文化成为弘扬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浙江文化发展水平的金名片。

目前已确立了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目标，并坚持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远期目的。

严文明先生鼓励上山文化走得更远。他说：“上山是世界级的，水稻是世界最早的，彩陶也是最早的，没有第二个地方。经过这么多年工作，上山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是一大片的，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你们有申报国家级遗址公园和申遗的想法，往这方面来闯很好。”

那么，上山文化的考古新课题是什么？

严文明先生建议，可以把几个上山遗址的聚落形态搞清楚，做详细的解剖，比如下汤遗址、桥头遗址、荷花山遗址等等，在聚落考古上，争取有一些更有说服力的突破。

比如湖西遗址，属上山文化中晚期，距今9000—8400年。目前浙江发现的20处上山文化遗址中，永康就有6处。除太婆山遗址外，均集中在永康城区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是迄今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区域。

“湖西遗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植物遗存保存最好的遗址，是研究稻作起源、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生业形态以及农业起源与环境的相应关系等最理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蒋乐平认为，这里或许会有上山文化最大的发现。

湖西遗址所在的区域相对低洼，地下水位高，与河姆渡、跨湖桥遗址有相似之处，保存得较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博士做过浮选，发现了很多稻作遗存，年代距今九千年，是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难得遗址。

考古学家王明达也认为，湖西遗址范围大，保存好，堆积丰厚，将极大丰富上山文化的内涵，会有重大发现。

省考古所副所长方向明说，义乌桥头遗址、仙居下汤遗址已经列入2021年申报的主动性考古项目，经过试掘的永康湖西遗址，也会进一步加深对上山文化的研究。

除了与省考古所的合作研究之外，上山文化还将加强各种资源的整合，在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开展对上山文化的研究，计划将上山文化研究列入浙江省社科联第三批文化工程清单。

考古发现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上山文化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的深探。比如，稻米已经成为“上山人”的粮食之一，但这一稻作文明的“火种”，为何能够在钱塘江流域延续发展？其中存在怎样的生态机制和文化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符号来提升它的意义和价值。

目前虽然在上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粗具规模的定居形态，但相关的遗迹类型还不够丰富和完整。对房屋的结构、环壕的功能、氏族墓地等等都知之甚少，对聚落内部的空间布局、结构分区还没有弄清楚，这都需要在今后的发掘过程中有意识地探索和关注。

另外，上山文化的生业经济的模式，也还不太清楚。由于动植物类遗存发现较少，上山文化经济生活中狩猎采集所占据的比重，包括上山文化手工业生产模式、制作工艺等研究，也还需要新的考古资料来回答。

上山，一直在路上。

写于2020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