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第一人

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侧身屈肢，怀里“抱”着一只红衣刻划纹陶罐。

这个男人在义乌桥头村里沉睡了8000多年，今年，他终于被考古学家完整发现了。

如果要给自己贴个标签，他蛮自豪：可以先叫我“最早的浙江人”。

2019年8月10日，“利奇马”直击浙江，但全国各地近50位考古学家、文博系统的专家学者，因停运改签了N次火车、飞机，在大风大雨天赶到了浙江义乌，只为亲眼看看八九千年前义乌人的一个大型聚落——位于义乌桥头村里的“桥头遗址”。

持续发掘了5年多，桥头遗址2019年有了重大考古突破，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一具保存完整的人骨。

“我一度以为我已经发掘到头了，不过现在看来，‘桥头人’似乎不甘寂寞，如果没有他的发现，可能今天这个研讨会也不一定会开，好像是这个人在召唤我们，这是上山文化发现的第一个墓葬。”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幽默了一下。

2000年发现的浦江上山遗址，把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了10000年以前。而桥头遗址距今约9000—8500年，也属于上山文化，相当于上山文化中晚期，它也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环壕遗址。

可能大家对“环壕”还是有点陌生，通俗说，它就是一个聚落的边界，起防护作用，防止野兽，防止外部氏族争斗，需要建一个村子抱团取暖，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生活状态。比如我们熟悉的良渚文化遗址——余杭玉架山遗址，就发现了6个环壕，生活了6个氏族的良渚人。

2018年，我去桥头遗址采访时，这个浙江男人还没有“出现”，当时，环壕的发掘基本结束，开始转移到最关键的中心台地发掘。从外围到中心，困扰蒋乐平的问题越来越多，比如，眼前这个被一圈人工环壕包围住的中心土台，9000年前，人们究竟拿它来干什么？

当时，蒋乐平有两种推测：一是中心居址，也许中心居住区就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更倾向第二种：“我脑子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会不会是早期的村落中心，是带有公共功能的区域，可以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

考古人的预感，往往非常准确。中心土台发掘了一年，各种突破性的发现，都在接连印证蒋乐平的想法，这个聚落，绝对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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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转角，那边有水的地方，是当时的古河道边缘。”站在2.5米左右深的土台边，脚下是一片断崖，有点恐高。

站在中心土台上，四周明显看到拐角，也就是说，整个土台大约是个正方形，能看清基本的形状，边长40米左右。

环壕在上山文化遗址群里不是第一次出现。

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一段环壕，破坏得比较严重；永康湖西遗址也发现过环壕，但没有正式发掘。而桥头遗址第一次把环壕作为完整的遗址单元来发掘。

这个全新的理念，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我们挖新石器遗址，都要有整体性的把控，当做一个聚落单元，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才会取得重要收获。

这个聚落可能比我们现在的发掘面积还要大一点，但目前完整的中心土台发掘区，面积只有2000平方米左右，并不大。

要知道，上山遗址的面积，往往一出手就是上万平方米，像荷花山遗址也有5000平方米。

“哪里只有1500—2000平方米这样的遗址的？它框起来是干什么用的？它超出了我们脑子里早期对上山文化遗址的概念。从我的考古生涯来说，我第一次把遗址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来看待，从来没有解剖过一个遗址单位。”蒋乐平说。

“房子的结构，从柱洞来看，我观察了一下，还是很考究的，至于是半地穴，还是什么形式，还不太清楚，但不止一座房子，有好多座房子，在当时有一定的规模。我们之后可以复原。就像蒋乐平说的，这个台子有某种特殊功能。”林留根说。

人为圈起一块高土台，又有大量房子，9000年前的义乌人想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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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仲召兵，正在发掘同为上山文化的下汤遗址。他说了一句很有悬疑感的话：“下汤遗址的打制石器特别多，是我见到的上山遗址里最多的，而在桥头遗址不太有，我感觉桥头的生活气息不太浓。”

确实，在现场，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且颇为壮观——一窝又一窝的器物坑，坑里布满了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

“器物怎么会这样放在一起？”“集中填埋垃圾？”“会不会是做陶器的工场？”眼前的“器物坑”，让专家们特别感兴趣，各自开了一下“脑洞”。

蒋乐平说，从上山文化早期开始，就有完整的“器物坑”存在，但是，普通的垃圾坑和器物坑，是分成两个独立区域的，功能分区非常明确。

显然，它不是堆生活垃圾的。而且请注意，到目前为止，环壕里没有发现一根动物骨头，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动植物遗迹也没有。

目前看来，这个中心土台确实不太像人居住过小日子的地方。

“上山文化早期已经有了‘器物坑’，但到了中晚期，人们把‘器物坑’置于一个特别营建的空间里，这就说明当时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功能专门化更加明确，这是社会复杂化的一种体现。”蒋乐平说。

有一些坑里的陶器非常碎，还有一些坑里的器物是完整堆积的。有的器物摆放形态也有玄机，是一正一反摆的。

蒋乐平指着其中一个器物坑里的器物，非常破，考古人员仅仅用石膏修复，已经完整复原了50多件器物，如果继续仔细拼，应该能复原100多件。

这就很奇怪了。

“桥头人”是有意识打碎器物的，而且就在这里原地打破。“器物像是完整放进去的，不像被遗弃被抛弃的，而且是人为有意识的，器物有成组关系，还非常精美，到底反映了什么？”林留根也非常好奇，他建议，接下来可以更多关注器物与器物之间的相互叠压、摆放角度，从行为构成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会取得更多的信息。

考古就是这样，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细致到碎片怎么碎、怎么拼。突破，或许就会出现。

比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就建议，“器物坑”关系到这个遗址的功能判断和性质，野外清理时，陶器修复不要那么着急，石膏不一定要这么快填进去。“要注意碎片的样子，能不能拼得全，碎片分布是集中的还是怎么样的，这对‘器物坑’的功能会有启发。”

“器物坑”在不大的中心土台里，发现了十多个。

仲召兵说，下汤遗址也有陶器成组的现象，有挖坑的，也有在平面放着的，仪式性的特质更强烈。

“这里生活气息很少，是不是可以对周围环境做调查，在义乌大的区域面积里做调查，再做对比？”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提出建议。

这个中心土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专家们讨论了一下午，目前还无法得出结论，也并不急于做出结论。

大部分专家认为，这么集中的“器物坑”的出现，具有祭祀或是其他仪式性的宗教内涵、信仰表达在里面。

来遗址前，王明达激动地跟我说：“桥头不得了，浙江第一墓葬，此墩就是为了信仰而建！”

做了很多上山遗址发掘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海明有两种推测，可能是祭祀现象，也可能是某种灾变现象，“发生了人类无法抗拒的灾害现象，就像我们今天碰到的台风一样，出现了灾变”。

蒋乐平说，上山文化发展到中晚期，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在这里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我们对9000年前的社会都很陌生，需要不断研究，考古的第一步，就是把它完整呈现。还有其他器物坑，我们还会继续实验，它能够反映9000年前的原始社会以及考古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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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人骨。

这一具完整的人骨，就在“器物坑”旁边。目前桥头遗址一共发现了两具人骨，还有一具埋藏浅，有所破坏。

之前，发现了一颗“建德人”牙齿，距今5万年，但这次是一具完整的人骨，让专家们都很兴奋。

目前，河姆渡文化发现的墓葬很少，跨湖桥文化还没有发现墓葬，而上山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墓葬，完整的人骨，难怪专家们称呼它为“浙江第一人”“浙江第一墓葬”。

一米七三，壮年，也就是三四十岁，侧身屈肢埋葬，这具人骨目前的测年结果是距今8000多年。

蒋乐平说，专家马上会进行一些DNA提取，将会得到更多信息，也会做3D精细扫描。而为了保护墓葬的原始环境，目前不主张套箱提取，计划分体提取人骨。

“要想办法好好提取出来，不能放在那儿，过两年要‘长霉了’，以后可以展示。将来能不能挖出一片墓地来，这是未知数，但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比如人种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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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太漂亮了，精美绝伦——除了墓葬，引起专家们强烈感叹的，是9000年前浙江人的陶器。桥头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编号器物有1000多件。

比如有一件陶器，造型完全可以和唐宋时期的瓷器媲美，口沿圆润、光滑。

“我们没有想到陶器的技术这么高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说。

我们在桥头文化礼堂，看到了环壕内发现的各种完整陶器，比如贯耳壶、大口盆、平底盘、圈足盘等，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体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手艺，在已经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无出其右者。

很多专家一眼就发现了陶器上的各种机关。

“你看，有白彩，这只出现在耳朵部位，而且不是个例，在好多器物上重复出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一直在拍彩陶上的“白点点”“白条纹”，这些奇怪的乳白色凸起，有些三个一组，有些六个一组，形状有三条杠，或者三个点。“这说明代表了某种含义，很有可能是个卦象，比如六个一组的，像坤卦里的‘坤六断’。”

很多专家围着一只大口盆，摸它的“耳朵”，觉得奇怪。

蒋乐平叫它“变异的大口盆”，两只当把手的“耳朵”只在一边出现，很少有双面对称的现象。

像是一种装饰，但会不会是用来挂的，穿一根绳子作为固定呢？大家围观讨论。这样不对称的陶器在小黄山遗址也发现过，但桥头的陶器相对小黄山遗址明显更精致。

论证会上，蒋乐平说到桥头人的酒，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认识的考古人大多酒量很好。

这也是最新发现。一只陶壶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去做检测研究，专家在陶壶里的残余物中发现了大量霉菌和酵母。9000年前，桥头人已经酿酒了，这只陶壶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酒器。

太阳纹彩陶也在桥头遗址出现了。桥头遗址出土的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特质。跨湖桥文化彩陶分乳白色的厚彩和红色的薄彩两种，桥头遗址的彩陶的多样性虽不及跨湖桥文化，但已经具备了两种类型的彩陶特征，桥头遗址的太阳纹图案也与跨湖桥遗址中的太阳纹图案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

桥头遗址的彩陶是迄今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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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开始的论证会“拖堂”到了晚上6点半，还有很多专家来不及发言。尽管很多谜团还无法解开，但对于桥头遗址，大家有太多话想说。因为桥头遗址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上山文化的集体认识。

“我看过小黄山遗址，上山文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还有不同地区的特点。今天再看了桥头遗址，上山文化的文化发展有这样的高度，让我大吃一惊。”赵辉说。

保护，是专家们的一致心声。

“保护是研究的前提，长期和有计划的考古工作是文化价值和利用的基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提出，除了桥头遗址本身的钻探之外，河对岸，周边的地貌地形里，是否能做更大范围的调查，从更大的地理环境来认识桥头遗址？“另外我认为，环壕和环壕聚落应该是两个概念，这么小的环壕，我认为要当做环壕建筑，特殊区域来划分。”

“这个遗址，有热度，出土物非常鲜活，而且在高台上，也便于保护，没有水患。八九千年前的遗址，对我们中国来说，太少了，对我们文化建设来说，更需要得到保护。我可以总结为：一万年前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万年长，这是城市发展的万年定位。”这场论证会的最佳金句，毫无疑问出自林留根。

“看到这些陶器我很感动，我们的先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古往今来是一致的。我们义乌的城市活力，也在于创造。”对于人骨如何保护，林留根的观点有所不同：“我建议人骨要完整套箱保护，将来的科技手段也会更多，8000多年，浙江最早，又那么完整，太少了。”

郭伟民提出，接下来的考古和研究要精细化。“桥头遗址让人们对上山文化有了更多全面的认识，很多现象和遗迹和以往发现不同，有特殊性。生活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的行为是怎么回事，要继续做非常精细化的考古工作。陶器真的非常漂亮，确实比其他地方的陶器漂亮得多，陶艺，就很值得做精细化的研究，会对这个遗址有准确的定位。”

桥头遗址中心土台还将继续发掘，而接下来，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已列入计划中。

方向明认为，既然遗址东部的勘探已经开始进行，这就关系到遗址下一步的工作，“村庄搬还是不搬，所以勘探一定要精细化、明确化，有（遗迹），还是没有？这关系到下一步的投入”。

“现在这个条件建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就要考虑到将来的需求，如何阐释发掘的遗存，如何解释在八九千年前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你的定位就要开始保护利用和长期展示，这些都要放在工作中，而不是纯考古学的工作。”郭伟民说。

赵辉提出了一点建议：“遗址上那些晚期的遗迹，比如那个墓的排水管留着干吗？以后展示，究竟是展示桥头遗址的哪部分？我们是展示一套，还是重点展示？这些可能妨碍我们对这个中心台子认识和判断的干扰项，要去掉。”

“这个遗址太珍贵了，别的地方没有。”赵辉忍不住再次感叹，“这个遗址要保护下来，究竟是做遗址公园还是遗址博物馆，要下一步规划。但是，美好生活万年长，我觉得太好了。”

写于2019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