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医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理论、确凿疗效的医学体系，是融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发展于中华大地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中医学对疾病防治、人口繁衍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神州大地防治新冠肺炎的实践中，中医药发挥出独特的优势。而应对新冠肺炎的辨治思路与治疗方剂，则是渊源于《伤寒论》及后世在其理论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温病学。

一

《伤寒论》，东汉张机著。张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今河南邓州）人。生卒年不可确考，约生活在150至219年之间，似较华佗稍晚。据《襄阳府志》载，张机撰成《伤寒杂病论》，华佗读后，喜曰：“此真活人书也。”北宋林亿等校勘《伤寒论》时，在《序》中有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林亿《序》中所言仲景事迹，引自《名医录》，此书系唐代甘伯宗所著。《名医录》，又名《名医传》《历代名医录》，已佚。据钱超尘先生考证，《名医录》始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医术类》，清钱侗辑佚北宋《崇文总目》有载。近代学界关于张仲景生卒年代、里籍以及官至长沙太守等事迹，多引自《名医录》，虽不乏考据，但孤证难立，依据不足，意见歧出，均非定论。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从张仲景的自序中能够看出，在其生活时代所经历的疫病大流行的残酷事实；从“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中，可以感受到仲景怀有悲天悯人的拯恤之心和仁爱济世的忧患意识；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中，可以看出仲景的勤奋、谦逊与智慧。

张仲景在其宗族“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的哀恐凄凉氛围下，勤求、继承“《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之古训，感怀“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之庸疏世风，立志拯疾救世，广泛深入学习、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宿尚方术”的医疗实践经验，撰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问世之后，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众难以安居，导致是书在张仲景生前并未得到广泛流传。张仲景卒后不久，《伤寒杂病论》遂流于结构散乱，内容亦有不同程度的佚失，所以其原貌今已不可见。《伤寒杂病论》散失之后，经魏晋人王叔和搜集整理，录其证候、脉诊、方药，编次条文、方药、篇章等，称为《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此在隋、唐时的书目著录中可见。

经过王叔和搜集整理的《张仲景方》也未能得到广泛流传，只是在民间辗转传抄。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到了唐代孙思邈时，其撰著《千金要方》只是耳闻《张仲景方》其书，而未见其全貌。孙思邈曾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因此只能把他所见到的“片断”收入自己的著作中，这就是在今本《千金要方》卷九中所收录的四十九条，也是后世“宋本”所载的三阴三阳条文。孙思邈到晚年，遇偶然机会目睹张仲景《伤寒论》“全貌”，遂收入其《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中。

孙思邈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其原貌是“条证”与“方药”分列为前后两部分，他根据自己定下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原则进行了调整。在《伤寒论》流传史与研究史上，是孙思邈首先把方药附列在相应的条证之后，同时又把同类的条、证、方、药汇集在一起。

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朝廷在编修院内设置校正医书机构。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以高继冲本为底本校正《伤寒论》。据钱超尘先生《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情况简考》考证：“荆南国末主高继冲（942—973），于北宋开宝（968—976）中进献并经编录的《伤寒论》被校正医书局选为底本。据今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知，此本传自隋本，隋本上承南朝阮孝绪《七录》之‘张仲景《辨伤寒》十卷’，阮孝绪《辨伤寒》十卷本上承陈延之《小品方》之张仲景《辨伤寒》九卷本，阮本与陈本皆来自同一祖本—《张仲景方》十五卷。《小品方》据东晋初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而成，则高继冲本可追踪至王叔和编次之《张仲景方》十五卷，其来源堪称悠久矣。此书历代藏于书府，至北宋治平元年选为底本，在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后世人称之为“宋本”《伤寒论》。此“宋本”意为宋代校定本，不是后世宋版书概念。宋本《伤寒论》的刊行，结束了此前《张仲景方》在民间若隐若显、辗转离析的传抄，结束了传本多歧、山头各立的局面，也结束了孙思邈感叹的“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历史，使《伤寒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流传，从而形成了《伤寒论》流传史上的第一次研究热潮。

由于金人、蒙古人南侵，北宋、南宋相继灭亡，朝野文籍多遭毁熸，林亿等校定的原刻宋本《伤寒论》，至南宋时已流传不广，至明代万历年间已很少见，而至今则已不可见。由于宋代林亿等校正镂板的原刻宋本《伤寒论》可能是天壤间无存了，所以今人只能通过明万历年间赵开美翻刻宋板的本子来间接地了解林亿等校正的“宋本”。

今人所说的宋本《伤寒论》，实际上是明代赵开美以他偶然发现的宋板《伤寒论》为底本，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翻刻的覆刻本。惜赵开美翻刻的覆刻本，到清初时也已很少见，近世以来已绝少于世，以至于近代医家极少有目睹过真正赵刻宋本者。值得欣喜的是近十多年来，《伤寒论》版本研究有了新发现。据钱超尘先生、真柳诚先生（日）等学者考证，目前世存赵刻宋本还有五部,即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上海中医药大学藏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赵开美后来曾对《仲景全书》中的宋本《伤寒论》几处误字进行修刻而重印，因此赵刻宋本《伤寒论》有第一版和修订版两种，真柳诚先生称之为A版和B版。

二

林亿等人于宋治平二年（1065）完成了《伤寒论》校正之后，于次年正月十八日又完成《金匮玉函经》校正，并写出《校正金匮玉函经疏》。其文中说：“《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从林亿等人的这一段话中似可以得出结论，即《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散乱之后，经王叔和整理过的《张仲景方》再一次散乱，由此在流传转抄过程中逐渐离析出来的两个不同的传本。钱超尘先生认为《金匮玉函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出现于东晋。林亿等又说：“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这就形成了后世所见到的《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两部书内容虽大体略同，但书名却不同，即所谓“同体而别名”。据林亿等人所言，在当时人们已经非常重视《金匮玉函经》的临床价值和文献价值。但经过金元两朝，至明代，林亿等校定的《金匮玉函经》虽然民间尚有极少珍藏，但已不流传了。今人所见之《金匮玉函经》，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上海陈世杰整理刊印本。

《金匮玉函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条证与方药分开，其前半部分是条文，其卷七以下集中分列方药，这正与唐代孙思邈所见《伤寒论》“条证”与“方药”分列为前后两部分的原貌相吻合。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卷四“辨厥阴病形证治第九”只列四条，其后又列“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由此可见，在仲景的原典文本中，“厥利呕哕”本不属于厥阴病，所以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伤寒论》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目下有五个小字注“厥利呕哕附”。

宋臣林亿等人校定完成《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之后，接着又开始校勘《金匮玉函要略方》。校勘完成之后，宋臣林亿等命之曰《新编金匮方论》，在其《序》中称：“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从这一段话可以了解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散失之后，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方》或隐或显地在世间流传转抄。宋朝建立后，朝廷设书府馆阁收藏图籍亡书，惜藏书谬乱不全，所以时任史馆检讨的翰林学士王洙才有可能在馆阁的蠹简里，偶得张仲景著作比较罕见的另一个传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于是抄录并且在极少数几个喜欢医学方术的朋友间流传。林亿等人在校勘《金匮玉函要略方》过程中，删除其上卷中的“伤寒”部分，“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而在林亿等上呈朝廷的奏章中则正式命名为《新编金匮方论》。

惜宋臣林亿等人校定的《新编金匮方论》至南宋以后已亡佚不传。目前，学界已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末后至元六年（1340）《新编金匮方论》，被称为《金匮要略》邓珍本，此为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金匮要略》传本，此本2005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上海图书馆藏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吴迁据祝均实所藏古本抄写成的钞本《金匮要略方》，此本2011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学界称“吴本”。另外，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明赵开美刻《仲景全书》，其第四种《金匮要略方论》，学界称为“赵本”，此本1997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在《伤寒杂病论》分合流传史上，其中的杂病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繁复书名，如《金匮玉函要略方》《金匮玉函要略方论》《金匮方论》《新编金匮方论》《金匮要略方》《金匮要略方论》《新编金匮要略方论》等，当今业内均习称《金匮要略》。

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历经千余年的转抄流传，其中经过王叔和、孙思邈的搜采整理，经过林亿等宋臣的校定，经过金元明清学人的传抄、翻刻，至今从内容与形式上已离析为三部书，一曰《伤寒论》，二曰《金匮要略》，三曰《金匮玉函经》。其中《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内容互补，《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是“同体而异名”。

三

宋本《伤寒论》把张仲景构建的中医临床结构化思维形成一种程序范式传承下来，那就是：面对病人的诸多复杂症状、体征，通过望、闻、问、切，来思考病因、病机、辨证、治疗法则以及处方用药。这种富有可操作性的范式大大激发和促进了金元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与繁荣，开创了名家辈出的局面，从而奠定了明清时期医学的昌盛与创新基础，经过数百年的历程，塑造并建构起中医学在近代与当今世人眼中特色丰满的形貌。

纵观医学史，上古神州大地，用草药治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先民为治疗自身的伤病疼痛，从最初寻求一种草药医治，逐渐摸索出用多种草药配合互补，这就有了从单方到复方的演进。从探索的混合到刻意的配合，是先民对医学认识逐步深入发展的结果。经历了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漫长的历史演进，又经过夏商周千余年的认识与积累，直至先秦诸子在争鸣辩论中引进哲学思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人们对疾伤病痛的认识，逐渐从古朴、简易一步步走向抽象、精致，推动了医学中整体观念的实践应用，产生了当时医学实践的总结性著作《黄帝内经》。秦汉时期也将此前漫长历史发展中的用药经验理论化，并进行文字总结，这就是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学史上第一次医理与用药的大综合、大提升、大总结。从出土的载方300余首的《五十二病方》（可辨识283首）与载方36首的《武威汉墓医简》可以看出《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之后《伤寒论》之前中医学的概况。而《伤寒论》用药不足百味，组合113方，被后世称为“众方之祖”。其中五味药以下组成的方剂有77方，方小药简，效专力宏，方中所蕴涵的辨证论治严谨法度，成为后世医家遵循的规范，从方剂的应用中，体现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治疗大法。

《黄帝内经》和《难经》两部经典对脉象、脉法都有阶段性的总结与历史性的创新。《伤寒论》既继承了《黄帝内经》和《难经》的成果，又有自己独特的贡献。《黄帝内经·灵枢·逆顺第五十五》有云：“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也。”以脉候脏腑气血盛衰，这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黄帝内经》中涉及脉象、脉法的篇章有《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素问·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素问·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素问·三部九候论篇第二十》《灵枢·论疾诊尺第七十四》等，《难经》八十一难中约有二十二难论及脉象、脉法。《伤寒论》则有专篇《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论脉，用严谨的术语表述脉象、脉法，系统整理自《黄帝内经》和《难经》以来脉形、脉象的表述与命名，使之更加规范。整个一部《伤寒论》，脉证合参，开创了中医学史上脉象、脉诊与临床处方用药紧密结合的新阶段。

《伤寒论》以“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与“但见一症便是”作为辨证处“方”用“药”的原则，近代人将其提炼升华，称之为“辨证论治”，这在中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来说，《伤寒论》是承前；而对金元后乃至明清医学的发展，《伤寒论》则是发扛鼎之力的启后。

四

在《伤寒论》流传史上，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成书于1144年，由于全书通注，便于初学者理解掌握，所以明清以来流行甚广。由此，成无己注释中的一些谬误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并且使得宋代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与明代赵开美翻刻宋板《伤寒论》长期得不到重视、流传，客观上致使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从元明之后即主导了《伤寒论》诠解的话语权。明清以降几乎所有有关《伤寒论》的著述都是以《注解伤寒论》著录的条文、方证为底本。严格地说，明清时期《伤寒论》研究的不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而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这种把《注解伤寒论》及其注译中的许多谬误当作《伤寒论》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并影响至今。

如长期以来把“半表半里”说成是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这是典型的误读。当今中医业内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讲《伤寒论》的人，以及目前不同版本的《伤寒论》讲义或教材，都在讲“半表半里”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的，但是，在今人所能见到的《伤寒论》和今本《金匮要略》的原文中，都没有“半表半里”这个所谓的术语。那么这个“半表半里”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来自于成无己的谬解。

《伤寒论》“辨太阳病篇”第148条原文中讲“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这些语句表达的是“亦表亦里”。而成无己则把其谬解为邪在“半表半里”，结果成了“非表非里”。成无己在解析“辨太阳病篇”第96条时说：“病有在表者，有在里者，有在表里之间者。此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证。”这样就把“邪气在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这个谬解塞进了小柴胡汤证的病机中。成无己把这个所谓的“半表半里”，通过对六病诸篇中的第97条、第98条、第99条、第101条、第104条、第142条、第147条、第149条、第150条、第171条、第172条、第229条、第230条、第231条、第264条、第266条等条文的反复阐释，一遍一遍地强化，最后硬生生地把“鹿”指为“马”。他在解析“辨少阳病篇”第264条时说“邪在少阳，为半表半里”，这就把“半表半里”又纳入“传经”的套路中。

“传经”也是成无己的杜撰。成无己通过对《伤寒论》有关条文的注解，经过反复论述、阐释，从而形成了他关于“传经”的系统套路。他在解释“辨太阳病篇”第23条时说：“伤寒八九日，则邪传再经又遍，三阳欲传三阴之时也，传经次第，则三日传遍三阳，至四日阳去入阴，不入阴者为欲解，其传阴经，第六日传遍三阴，为传经尽而当解。其不解传为再经者，至九日又遍三阳，阳不传阴则解。”结合第4条、第5条、第8条等有关条文的注解，建立起他自己的“传经”说，这种脱离临床的“传经”谬说被其后的李杲、吴绶等阐释、发挥、传播，名目日益繁多，但离仲景原旨越来越远。

日本汉医学家丹波元简也看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问题，他在《伤寒论辑义》凡例中说：“方有执以降，诸家注本，尽原成本，而又有小小异同者，盖各家以意所改，非敢有别本而订之。”

成无己的错误注解影响至今，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伤寒论》教材、讲义，绝大多数仍以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为底本。其标志如下：一，在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第385条中，“恶寒，脉微而复利”，“微”字后面没有校语；而赵开美翻刻宋本有校语：“恶寒，脉微一作缓而复利。”二，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目下，有至关重要的五个小字“厥利呕哕附”；而《注解伤寒论》的所有本子在“辨厥阴病篇”篇目下没有这五个小字。由此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学习、研究的《伤寒论》底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赵开美翻刻宋本。

五

本书以中国中医科学院馆藏赵开美刻《仲景全书》中翻刻宋本《伤寒论》本为底本，参校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赵开美刻《仲景全书》中翻刻宋本《伤寒论》本，并借鉴、吸收刘渡舟主编《伤寒论校注》重刊本、邱浩重校《伤寒论》等先贤时彦的成果。根据对原典条文文意的理解，重新句读。原文改用简化字，方后“右×味”，“右”字，按本书横排形式应理解为“上”，为保持原貌，不予改动。

本书按赵刻宋本《伤寒论》原顺序进行注译。由于原文言简意赅，文思跳跃，无字处寓意深刻，在表达形式上不乏倒装句、借宾定主、下文分承上文以及“夹注”等修辞和句式，因此，对原文直译往往难以准确完整表达其医理蕴意，故本书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

赵刻宋本《伤寒论》原文无序号，为顺应读者检索习惯，三阴三阳六病诸篇398条之条文序号仍顺承旧例，悉依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版《伤寒论》”之序号，并以“[ ]”标记于条文末行之尾。

本书六病诸篇前之《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伤寒例第三》《辨痓湿暍脉证第四》，以及六病诸篇后之“诸可”与“诸不可”八篇，依赵刻宋本的自然段落，各自单独编列序号。个别地方略有调整。

在明代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中，自卷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至卷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除了卷第八中的《辨不可吐第十八》《辨可吐第十九》两篇之外，每篇的篇目与正文之间有若干条文，这些条文在底本中比正文低一格，这些文字的存在成为“宋本”的版本特征之一，有学者称其为“子目”或“小目”。本书此类条文后（ ）内的编号，与同篇正文条文后[ ]内的编号相对应。

这些所谓的“子目”条文，由于是从正文删减而形成的，所以句读发生了很大变化，某些条文语意跳跃性更大，逻辑显得有些紊乱，在内容表达上与正文的原文有不同程度的出入，或出现不同程度的抵牾。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篇第46条原文：“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十六。用前第五方。”此条内容经过删减变为：“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在，发汗已，发烦，必衄，麻黄汤主之。第十六。用前第五方。下有太阳病，并二阳并病四证。”再如《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篇第214条原文：“阳明病，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气者，勿更与之。明日又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六。用前第二方。”此条内容经过删减变为：“阳明病，语，潮热，脉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第六。用前第二方。”

这些对原文进行删减所形成的所谓“子目”条文，如果“硬译”，难免在医理上与原文产生歧义。同时，因为已有正文的全文翻译，比照之下，翻译这些条文会有冗赘感，所以本书对这些条文不再注译。

为保持赵开美翻刻宋本的特征，本书保留了极少量的古今字、通假字，如：“藏象”用“藏”，不用“脏”；畜血，用“畜”，不用“蓄”；旋覆花，用“覆”，不用“复”；病差，用“差”，不用“瘥”。又如《辨脉法第一》第2条中“大便反鞕”，用“鞕”，不用“硬”；《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第12条桂枝汤方后注中“如水流漓”之“漓”与《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第2条“如水流离”之“离”并存，等等。

为顺应读者阅读习惯，在本书中，营卫，用“营”，不用“荣”；黄柏，用“柏”，不用“檗”；茵陈，用“陈”，不用“蔯”；用“脏腑”，不用“藏府”等等，不一一列举。

在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的若干条文中，夹有大量“小字注文”，这些小字注文大多是宋代林亿等校勘时所出，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注音。既有反切法注音，又有同音字注音。其中多数反切所形成的读音，与现代规范读音不同。如《伤寒例第三》第6条中的“之廉切，又女监切，下同”，《辨脉法第一》第32条中的“声嗢乙骨切”等。在同音字注音中，有许多与现代规范读音不同。如《辨脉法第一》第28条中的“䭇音噎，下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第86条中的“直视不能眴音唤，又胡绢切，下同。一作瞬，不得眠”。

二是注义。如《平脉法第二》第23条中的：“寸口卫气盛，名曰高高者，暴狂而肥。营气盛，名曰章章者，暴泽而光。高章相搏，名曰纲纲者，身筋急，脉强直故也。卫气弱，名曰惵惵者，心中气动迫怯。营气弱，名曰卑卑者，心中常自羞愧。惵卑相搏，名曰损损者，五脏六腑俱乏气虚惙故也。卫气和，名曰缓缓者，四肢不能自收。营气和，名曰迟迟者，身体俱重，但欲眠也。缓迟相搏，名曰沉沉者，腰中直，腹内急痛，但欲卧，不欲行。”又如《平脉法第二》第10条中的“菽者，小豆也”。这些夹注中对正文“字义”的注解，有的不正确，有的已经融入了注释与译文中。

三是注明不同传本的差异。如《辨脉法第一》第3条中的“浮一作微”，《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第89条中的“蛔一作逆”，第94条中的“阴脉微一作尺脉实”。

四是按语。在赵刻宋本《伤寒论》六病诸篇中，第14条、第23条、第25条、第27条、第40条、第104条、第154条、第158条、第176条等九条中，有冠以“臣亿等谨按”字句的大段小字按语，这是林亿等宋臣在校勘过程中，对底本与校本所存在问题进行的说明，主要是针对校勘中发现的疑点进行训解，对底本与校本的重要差异进行考证，这些按语有一定的启发与学术意义，因此本书对这九条大段小字按语进行了注释与翻译。

有鉴于上述“子目”条文的具体情况，对所谓“子目”中的条文进行翻译已无实际意义，且会干扰对原文的理解；同时正文中的“小字注文”所涉及的读音、字义或已无实际意义，或已融入注释与译文中；而本书底本是选用赵刻宋本，传本的异同不属于本书的研究对象。经与本书责任编辑宋凤娣编审认真讨论，决定对这两部分内容不再翻译。

《伤寒论》篇幅不算大，但在汉代“大白话”中，夹杂古奥文辞，且一字多义，一辞多义，寓意深长，需要悟解，对其注释翻译必须合乎医理、义理、事理，才能表达出文本原旨。承中华书局宋凤娣编审邀约译注，惶恐至极，虽竭诚尽心，亦难达尽善尽美，蠡酌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李心机　时年八十

2022年3月4日于历下感佩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