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与小骑士，1744—1746年

虽说吾王无须涉入年轻的查尔斯·爱德华亲王所做的计划……但只要亲王有胆识与决心去执行，那么……每一回能羞辱敌方，都是得当之举。

——诺瓦耶元帅（Marshal de Noailles），1745年62

倘若法兰西能及时再投入十万兵力……他们很快就能让整个西方世界尽入囊中。

——《老英格兰报》（Old England）1745年10月63

《联合法案》生效后的苏格兰称不上是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国教会与长老教会之间的剑拔弩张，大致反映出苏格兰高地与低地间的文化差异，以及詹姆士党与辉格党间的政治分歧。对法战争导致增税，关税与消费税则是两国联合造成的不快影响。由于走私与其他非法行动与日俱增，有利可图的对欧陆贸易，尤其是对法贸易，被私掠船与海军行动打断。苏格兰人不愿为了英国君主而承受艰难生活，不满之情因此在1736年激烈爆发：爱丁堡城卫队的陆军上尉约翰·波蒂厄斯（John Porteus）在处死走私客时，对难以控制的群众开枪，结果波蒂厄斯遭私刑处死，暴动一连持续了好几天。

追求权力的野心家，必须决定是要在更宽广的英国政坛中抢得先机，还是把目光投向可能的恩主——流亡的斯图亚特王朝与法国人。最早向伦敦输诚的就属志向远大、颇具才干的达尔林普尔家族（Dalrymples），当中有政治人物、军人和外交官。他们先是协助詹姆士二世，后来则辅佐威廉治理苏格兰。接着，他们改帮汉诺威家统治英国。第二代斯泰尔伯爵约翰·达尔林普尔（John Dalrymple，2nd Earl of Stair）是位成功而“傲慢”64的驻巴黎大使，他在当地主持后乌得勒支时代的两国修好，同时紧盯着詹姆士党人。几个大家族也跟汉诺威家结盟，包括知名的坎贝尔家，以及格拉斯哥等城镇的市法团。信仰苏格兰圣公会的大地主最不愿妥协，为之撑腰的则是其宗派失去国教地位的教士。家族的封建权威、尚武精神与盖尔（Gaelic）文化，都跟低地城镇追求平等的长老会信仰、重商精神格格不入。在活跃的苏格兰詹姆士党中，大多是圣公会信徒。65

异议分子唯有凭借斯图亚特王朝与法国人，才能成为难以阻挡的政治力量。但两者很少展现出足够的能力或胆识。流产的阴谋、被叫停的入侵与失败的起事，成了他们的标记。在《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法国与英国修好期间，斯图亚特王朝必须将自己一度光鲜亮丽的宫廷从宏伟的圣日耳曼搬到独立的洛林公国，接着又搬到教廷的阿维尼翁，再搬到西班牙，最后落脚意大利，大业日益黯淡。甚至有一场阴谋遭到法国当局背叛，被透露给伦敦方面。但他们在法国仍旧能得到同情，而且可能也还有用处。法国人提供资金，安排婚姻，以持续供应王位争夺者。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重振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早在公开宣战前，凡尔赛方面便已计划好入侵：“不光英格兰，甚至全欧洲的命运都依赖这场冒险。”66王室诰谕已预先写好，向“英格兰国”保证法国人并非以敌人身份而来，而是接获“良善信实的英格兰人”之邀，前来“拿掉异国枷锁”，让正统国王复位。67

计划最初是要突袭伦敦，但英国人接获了线报。他们在法国地位最高的间谍弗朗索瓦·德·比西（François de Bussy），以2000英镑的代价将计划细节卖给英国。他是法国小廷臣与贵族小姐的私生子，母亲的人脉使他得以享有成功的外交生涯，但出身却让他不得晋升大使。愤怒或许在他叛国时发挥了一点影响，但沃尔德格雷夫勋爵（Lord Waldegrave）在维也纳招募他时，金钱才是最直接的动机。比西的挥霍引起了人们怀疑，但他从未曝光，甚至还在18世纪60年代被派驻伦敦。他的密告让当局急忙做好海上防御措施。这一切连同恶劣的天气，让法国入侵部队在1744年3月靠近肯特海岸时中止了计划。

詹姆士二世有个25岁的孙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亲王，他个性迷人、坚决，但经常喝醉酒，且喝醉时会发酒疯。查理决心强迫法国再试一次。他受到大胆的爱尔兰与苏格兰谋士鼓舞，其中最突出的是来自圣马洛的安东尼·沃尔什（Anthony Walsh，法国人称呼他为“Gouelsch”），他是爱尔兰船主与奴隶贩子游说团体中的首脑，而这些人负责提供船只与金钱。引开英国海军、让自己的武装私掠船不受阻碍的可能性，激发了这些人的爱国心。沃尔什还得到了被授予贵族爵位的承诺。1745年6月，查理与少数追随者搭上了沃尔什提供的战舰，凡尔赛方面对酝酿中的事情一无所知。在一封给路易十五的道别信上，查理用大大的稚气笔迹证实了自己的冲动之举，并承诺“若‘陛下’让我成功，您将会发现我是位忠实的盟友”68。他跟英格兰战舰擦身而过后，登上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接着在8月19日于英格兰本岛的格伦芬南（Glenfi nnan）举起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帜。69他向忧心忡忡的同情人士保证这次起事必然成功，因为法国的援军即将到来。据乔治·默里勋爵（Lord George Murray，他是查理的军事指挥官）后来的观察：“这四五百个苏格兰人肯定从未想过自己得动手让国王登上英格兰王位。”70查理以诉诸荣誉与利己的滔滔雄辩做出承诺，同时要求其贵族支持者负起封建义务，从而纠集起一支大约1800人的小军队。到该年年末时，军队人数达到5000人的高峰。71

路易十五与幕僚们考虑良久。72反对意见认为，付出时间大力协助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价值不甚明确，他们许诺的回报恐怕永远不会实现。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信仰，恐怕会在德意志地区的法国新教盟友间（包括普鲁士）再度引发往日的恐惧。复辟，而且是三个王国都复辟，这真有可能吗？詹姆士党冒进、不可靠、没有策略，而且整体来说过度乐观。反对意见指出：“1688年革命的原则，至今仍是大多数英国人眼中的权利基础与根本，人们绝不能相信整个国家会迅速、轻易地放弃这些原则。”但赞同意见则认为，这可是声东击西的诱人机会，能迫使伦敦方面召回在佛兰德的部队与海上的舰船以协防本土，让伦敦惊慌失措。如果接着发生旷日累时的内战，英国就不再是威胁，其欧陆盟友也会顿失依靠。看来，提供武器、金钱甚至是军队仍然有价值。但要送往何处？谨慎的意见则反对再度试图入侵英格兰：除非投入大军，否则不可能成功，但调动大军的风险很高，而且会削弱法国在欧陆的力量。间谍比西是一位（收了巨款的）悲观论者，他宣称在伦敦附近登陆注定失败。最安全的选择是爱尔兰，部队在当地能得到广泛支持，西班牙海军也能加入法国阵营。但较为大胆的意见占了上风，因其颇得路易十五欢心。看来，虽然查理亲王用法方援助作为承诺，误导其追随者，因此长久受人指摘；但他认为法国不会袖手旁观的看法并没有错。埃吉耶侯爵（Marquis d'Eguilles）获得任命担任路易十五的使者，前往苏格兰。法国船只运来了金钱与物资。受到詹姆士党9月21日于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大捷的消息所鼓励，10月14日的御前会议于是同意派军登陆英格兰，以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为目标。10月24日的《枫丹白露条约》（Treaty of Fontainebleau）白纸黑字写下了这一切，但条文并未保证英国有多少地方能重归斯图亚特王朝统治。钱和兵源则从西班牙、瑞典、教宗领地、热那亚与瑞士等地征集。

英国阁员知道入侵行动迫在眉睫。查理在苏格兰的大胆行动并未吓到多少人，甚至他在普雷斯顿潘斯取胜后亦然。对于詹姆士党在英格兰发动革命的想法，内阁也没有认真对待。他们担心的是法军会在不设防的郡登陆：“只要他们朝伦敦进军，这座城就是他们的了。”这是陆军元帅乔治·韦德（George Wade）的看法。73伦敦当局“执迷于当个好欧洲人”74，不希望将部队从欧陆“为欧洲自由的抗争”中撤出。直到9月，内阁才终于命令坎伯兰公爵带麾下大部分部队从低地返国，但他们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抵达。查理催促不情不愿的追随者朝英格兰进军。他想在当地发动詹姆士党人起事，以确保法国入侵。他向部下保证，法军会在12月初登陆（他已经从自己在巴黎的弟弟那儿得到消息）。埃吉耶侯爵证实法方已决心入侵，但要等到詹姆士党起事蔓延到英格兰，他们才会出手。于是苏格兰人在11月时往南进军。

法方在11月与12月初迅速备战。沃尔什衔命负责备办所需船只。法国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获派为指挥官，证明了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人员与火炮在敦刻尔克、加来与布洛涅（Boulogne）集结。法国首屈一指的英国事务专家伏尔泰则受托起草传单，解释路易十五的入侵只是为了“协助”英格兰民族同时享有应得的君王与“最有益的特色”，以“恢复英格兰与欧洲之和平”并团结“应当互相敬重”的英格兰人与法国人。7512月7日，法军的苏格兰裔军官约翰·德拉蒙德勋爵（Lord John Drummond）率领1000人在蒙特罗斯（Montrose）登陆，作为此次协助的第一步。部队成员以皇家苏格兰兵团（Royal Écossais）为主，由爱尔兰旅中的苏格兰士兵作为补充（上级决定不找爱尔兰士兵，因为苏格兰人讨厌他们）。埃吉耶打包票，表示法军已经登陆英格兰，不日就会抵达。76与此同时，军官们则在巴黎与家人道别，承诺会和查理亲王一同在伦敦庆祝圣诞节，再不济，也能欢度新年。

然而，查理的军队[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抵达德比（Derby）]早已在12月5日掉头北返。他把麾下的苏格兰人，当成带动英格兰詹姆士党、引入法军、让家族重返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这场豪赌的牺牲品。但苏格兰裔的指挥官和部下当然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他们希望能活着回到苏格兰，择日再战。一旦有了法国支持，他们便能在苏格兰发动游击战，保护家园。此时，他们领悟到查理亲王对于英格兰詹姆士党将响应的保证（乐天派预测将会有大批来自牛津这座失落志向之乡的学生加入）不过只是一场空。这些苏格兰人并不知道，迎击他们的汉诺威军刚接获南下守卫伦敦的命令（此时伦敦全城惊慌失措，英格兰银行发生挤兑），士兵被派去保卫英格兰海岸，烽火台等着点燃烽火传递法军登陆的消息，马匹牛只都被拉走，以防入侵者将其作为运输工具或食物。

再争辩回撤北方究竟是必要的审慎，还是勇气尽失之举，都已不重要，因为决定性的事件并非发生在德比，而在敦刻尔克。发动入侵显然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复杂，得沿海峡征用300艘船只。这不仅需要时间，也无法秘密进行。军官与大炮数量同样不足，黎塞留公爵表示这使他无法在12月初抵达当地后便下令出发。接着又是坏天气和坏消息：詹姆士党从德比撤出，英国海军与私掠船则航向法国近海，破坏集结中的入侵船队。这些消息导致黎塞留对此行疑窦丛生。但12月20日——24日的天气很好：南风至少能将部分入侵部队从加来与布洛涅吹向肯特，同时阻止英国海军采取行动。事后看来，这是最好的机会。不过，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回，有准备入侵的法军指挥官对涉险感到踌躇。黎塞留痛失良机。77

等到他在1月5日举行战情会议，计划下一回的尝试时，整件事情已变成一出黑色喜剧。法方将集结行动从敦刻尔克转移到布洛涅，却发现潮汐只允许几艘船一次出港，这意味着当舰队集结好出航时，英国人能好整以暇地对付他们。法国人只好再度转移阵地到加来与奥斯坦德（Ostend）。最后两次尝试（原定于1月13日与2月6日——8日）也被取消了，因为英国海军已倾力而出。这时，每个人都只想敷衍了事以保存颜面。伏尔泰去信安慰好友黎塞留：“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拥有发动世上最辉煌远征行动的荣誉……无论是要快点去安慰你，还是前往伦敦巴结你，我都会看到你为国王加冕，使路易十五再度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但他意味深远地补了一句：“要是能在12月25日出发，这一切早就成了。帝国居然命系于此！”78

从这段挺有哲理的话来看，詹姆士党的命运已经注定，其余不过是垂死挣扎。苏格兰裔的指挥官们希望撤回遥远的北方，但查理拒绝了，理由再熟悉不过：

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会怎么看我们？对准备进攻已久的法国人，或对替我们雪中送炭的西班牙人来说，这是哪门子鼓励？79

几乎就在这几个字出口之际，黎塞留放弃了入侵行动，返回巴黎；其麾下部队返回了佛兰德。法国外交官甚至暗示，如果英国开价够高，他们或许愿意放弃詹姆士党。80与此同时，法军仍设法让一艘载着少数下马骑兵的船穿越封锁，抵达苏格兰的阿伯丁（Aberdeen）；但其余突破的尝试，连同运钱去维持查理军队所需的船只，都被拦截。这加速了终幕的到来。由于没钱支付饥饿、开小差的士兵，查理坚持在1746年4月16日这天于卡洛登（Culloden）放手一搏。埃吉耶宁愿不要见证屠杀：“我急忙撤至因弗内斯（Inverness），在那里焚毁我所有的书信，思索有什么方法，能为陛下您保存部分有机会活过此次行动的法国与苏格兰部队。”81法国人一直担心，如果此次冒险失败，那些在法军效力、被派往苏格兰的苏格兰裔或爱尔兰裔军官，将会因叛国罪而被处死。德拉蒙德勋爵的部队在卡洛登投降，逃过死劫，但他们的未来，还有埃吉耶的前途，看来都很黯淡。若要确保这些人最后能够获释，便需要强硬的声明，声明背后要以逮捕所有身在法国但无护照的英国人（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作为支持。法国最后的动作，是派船营救查理。他能传奇般逃到斯凯岛（Skye），得归功于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但从斯凯岛到法国，就得靠法国海军的勇气。其余詹姆士军则难逃此劫，悉数遭到追捕。凡尔赛方面敦请开恩，英国则允诺会赦免所有人，但先前参加过1715年起事者例外。

这场“詹姆士党起义”对詹姆士党的复国大业是场灾难，但对法国来说绝对不乏好处。投资些许的武装、人力与金钱[不到500万里弗尔（livre）]，便能迫使英国、荷兰与德意志部队急忙乘船前往英国，从而削弱了反法联盟在佛兰德战场的力量。法军趁查理的小规模军队艰辛地走向末日时，拿下了布鲁塞尔（净赚2000万里弗尔），同时进一步威胁荷兰；82此役也掣肘了英国海军，让法国私掠船荷包满满，并使英国人无法增援北美，还让全欧洲都看到英国有多么不设防。法方得以在1748年协商《亚琛和约》时，采取比较强势的立场，终结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但这些补偿无法掩饰法国的历史性失败：这本来会是颠覆光荣革命、在欧洲内外削弱英国力量的最佳机会。虽然潮汐与天气（一如往常）有其影响，但法方思虑亦有不周。法国统治者对于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重点是低地国家，其他人则重视德意志或地中海，甚至是加拿大。他们因此无法决定如何对付英国。思路清晰的诺瓦耶指出了最大的问题：假使法国真的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它们同样有可能受议会或人民所迫采取反法政策，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或者，凡尔赛当局应改以分裂三王国为目标，让苏格兰或爱尔兰成为法国附庸国？若干詹姆士党人鼓吹这种做法，视之为解决法国全球问题的万灵丹；但要在不列颠群岛维持如此规模的驻军，需要无尽的军事、海事与财政投入。其余欧洲国家对于势力均衡的变化，又会如何反应？

因此，1745年的凡尔赛方面犹豫不决，等同于将詹姆士党当成牵制用的棋子。黎塞留与沃尔什费尽心思，让几个兵团乘坐渔船与私掠船渡过海峡；至于在布雷斯特作壁上观的法国海军，则完全专注于另一项冒险计划：准备一支70艘船、3500名士兵的舰队，试图横渡大西洋，收复北美洲的路易斯堡，显见他们把鳕鱼看得比征服更重要。这就是45年詹姆士党起义的悲痛收场：这支舰队在卡洛登之役后的2个月出发，却饱受疾病折磨，指挥官过世，继位者试图自杀，更有2300人因坏血病死于加拿大海岸，比卡洛登的伤亡更惨重。要是当时派他们去爱尔兰或苏格兰，那历史会不会改写？

象征

两国的爱国象征，都是从“第二次百年战争”中浮现的。法国人经常表示，英国国歌《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原本是让-巴普蒂斯特·吕里（Jean-Baptiste Lully）为路易十四所写的《神佑国王》（Dieu protège le Roi）；但此说没什么证据，而且其歌词与曲调似乎早已出现。《天佑吾王》近代的样貌，是出自托马斯·阿恩（Thomas Arne）的编曲，1745年9月于伦敦德鲁里巷（Drury Lane）的剧场首演，借此在詹姆士党之乱最严重时提振士气。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的《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写于1740年，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的《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则写于1759年，也就是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凯旋之年”（Year of Victories）。《马赛曲》（Marseillaise）写于1792年的斯特拉斯堡，由青年军官鲁日·德·李尔（Rouget de Lisle）谱写为目前的样貌，但最有名的几句歌词，例如激动人心的副歌歌词“拿起武器，公民们！排好你们的队伍！”却是摘自七年战争时反英格兰作品大爆发期间问世的诗句。歌词中用来“灌溉我们的沟渠”的“不洁之血”，原本并不属于1792年的奥地利人与普鲁士人，而是流淌自1757年那个“发假誓的民族”——英格兰人。83两国国旗颜色大致相同，这恐怕也不是巧合。联合王国国旗无疑是随着与法国的斗争将三王国巩固为一的过程，将圣乔治旗、圣安德鲁旗与圣帕特里克旗一步步组合而成。但拉法耶特（La Fayette）在1789年发明的三色旗，可能有部分灵感出自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而美国国旗则是从英国旗帜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