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日维新

为了正确理解导致“百日维新”戛然而止的种种事件，有必要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学者们从未充分探讨过的问题做一些初步分析。我指的是关于伦理和法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因素促使慈禧太后实际（或名义上）领导下的宫廷政变大获全胜——即便不是必然，也会成为可能。

从1875年光绪登基，一直到1888年，皇权的行使都掌握在皇太后的手中，她就是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咸丰皇帝（1850—1861年在位）的遗孀，也是咸丰继任者同治皇帝（没有子嗣）载淳（1861—1875年在位）的母亲。慈禧太后又叫“西太后”，因为她住在紫禁城西宫。顺便插一句，咸丰皇帝还有一个正宫娘娘，叫“东太后”，先于西太后去世。后来，慈禧太后也被尊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

1875—1888年，慈禧太后的职位实际上是摄政王，但在中国，摄政王的头衔从未授予过女性。皇后或太后行使摄政职能被称为“垂帘听政”，意为“摄政王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把自己威严的形象隐藏在屏风后面”。这个成语从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时期就开始投入使用了。慈禧太后在皇帝成年时向皇帝交出摄政的权力，被称为“归政”（交还政权）或“撤帘”（归政于皇帝）。宋朝（约10—13世纪）有两位太后11行使了与慈禧太后类似的摄政职能。

1888年，清廷颁布了两条重要的诏令，一条宣布光绪皇帝即将结婚（按照中国习俗，这意味着他已成年），另一条是第二年二月慈禧太后将“归政”——辞去职务，将权力移交给光绪皇帝。同年，官方宣布新的夏日皇宫（颐和园）的建筑已接近完工，在宫廷圈子里，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希望退休之后把那座宫殿作为她的乡村住宅。

1889年年初，皇家婚礼如期举行，当时皇帝只有19岁，随后，他便亲自履行了帝王的职责和特权——举行“亲政”仪式。他的皇后（后来的隆裕皇后）是慈禧太后之弟桂祥的女儿。慈禧希望通过促成这一联姻，进一步巩固自己及叶赫那拉氏的影响力和威望。

根据习俗，皇帝还同时娶了很多嫔妃。这些年轻妃子中有两个是姐妹，15岁的姐姐被封为“瑾妃”，于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皇贵妃”；13岁的妹妹被封为“珍妃”，于25岁时不幸去世，后文会详述她的悲惨故事。

慈禧曾经两次摄政12，既没有功勋卓著，也没有声名狼藉，每次归政也都貌似心甘情愿地将权力移交给了皇帝。那年，她54岁。作为对新秩序的默许，她遵循了一套公认的宫廷习俗，改变了她在紫禁城的官方住所，从慈宁宫搬到了宁寿宫。这一举动可以被描述为太后归政让皇帝统揽帝国责任的一种外在礼节，其意义在于严格沿袭先例，为朝廷所充分理解。例如，1795年，在位60年的乾隆皇帝退位，把自己的住所从紫禁城的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94年以后，慈禧太后所选的晚年寝宫，正是当年的乾隆大帝（更准确的称呼是清高宗）为类似目的而选的宁寿宫。她之所以选择这里，很可能因为这是清朝历史上著名君主乾隆的最后归宿，他取给它的名字也恰到好处。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没有因为名义上放弃皇权而蒙受尊严、威望甚至权力的损失。这一点对本书的主题产生了现实的意义，也可能被不熟悉中国王朝习俗礼仪的读者所忽略。如果使用“退位”和“退休”这两个词形容1795年的乾隆、1872年和1889年的慈禧太后之举动，很可能在西方人的心中造成错误的印象。先说乾隆，1795年，他在隆重的禧年庆典之后，便提前“让位”给了其继任者，称号由“皇帝”改为“太上皇”，这表明他的余生还保留着优先于皇帝的权力。乾隆退位后，却成了一位在朝廷和帝国中比往日更威严、更辉煌的人物。他的崇高地位也不是纯粹的荣誉或虚名。虽然被解除了王权的日常职能，但他有权保留对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后拍板权，并且，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凌驾和搁置皇帝的授权和决策。毫无疑问，如果太上皇厌倦了君主制度的负担和束缚，或者真心专注地研究长生不老之道，他就会乐于让自己的继任者不受干扰地享受帝国特权；但他仍将被国之重臣们视为权威的终极来源和申诉的最终裁决者。所有的诏书都把他的名字立在皇帝的名字之上，这就是让所有“会看门道”的人明白，在帝国里还有一个活着的大人物，即使皇帝也得向他卑躬屈膝。

虽然说慈禧太后“退休”之后的地位不如“太上皇”乾隆，但在其他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她都要高于皇帝。“老佛爷”是何等的荣誉，授予什么都不过分13。由于她在皇族家谱表上的地位，这些荣耀皆归属于她；即使从未担任过摄政王，她也会优先于光绪皇帝，不仅因为她是前任皇帝的母亲，还因为她是长辈。同样，大家都知道，如果她活得比皇帝长，当新皇继位时，她还有资格成为头衔更高的“太皇太后”。事实上，我们将会后面的章节中看到，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之后，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成了“太皇太后”，并以此身份下葬，在大清王朝的编年史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席位。

因此，我们看到，英语词汇“太后”并不能诠释出中国字眼“太”的韵味，确实，英语中没有确切的与之对应的词。而事实上，尊称老太后为“老佛爷”，本身就倾向于让人相信她必定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性格力量的奇女子。否则，试问一下，她，区区一个丧夫的老婆子，怎么可能在朝廷上拥有无上的权力呢？如此反问的人都是搞不清状况的人——不但“皇太后”要优先于皇帝和皇后，连已故皇帝的妃子“皇太妃”，也要优先于在位的皇帝和皇后。这一先例得到了如此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当皇帝和皇后觐见皇太后或皇太妃时，或者在自己的宫殿里接驾她们时，是不能当面落座的——除非后者邀请前者入座。有几次，我跟随宣统皇帝去前任皇帝光绪的妃子“端康皇太妃”的寝宫，当时就发现了端倪：由于太妃的地位高于现任皇帝，所以，皇帝始终对太妃毕恭毕敬，更不用说对皇太后的敬畏之情了。因此，关于慈禧太后及其宫廷事务的报道，当我们读到西方流行的说法，“她坐在了比光绪皇帝更高的宝座之上”，千万别误以为这种安排有什么反常之处或是在羞辱皇帝。1898年9月以后，慈禧太后怀着恶意和报复的快感，对皇帝进行侮辱，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仅凭她把自己的政见高举在皇帝之上的行为，并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14

我不希望有人如此推断——所有的先皇遗孀，无论她们是否担任过皇后的职位，都被期望或允许在行使其皇权时取代现任皇帝。在实践中，作为皇太妃的次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至少在她被册封为“皇太后”之前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太后（比如“老佛爷”）也得“垂帘听政”15，才能完全取代皇帝。太后的地位之所以“高于”皇帝，关键是让太后有权在紧急情况下颁布“诏令”（中国的诏令其实相当于英国的宪法），能暂时或永久地推翻皇帝的统治——至少无须发动暴力革命。如果她自知在政府圈子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她自然会避免这样做，因为此时此刻的政治局势实在难以控制。国家大臣中可能有某种“罢工”的性质。显而易见，她的地位可能让她成为倒皇派的领袖，带领同类去“砍掉皇帝的左膀右臂”。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慈禧太后的职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国上议院。即使不去“垂帘”，她也可以审查宪法（皇帝诏令）并紧急立法（太后懿旨）；如果她的背后有国家（朝廷）的支持，那么，她的影响力或权威将不可限量。

上文中的铺垫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即使在中国最忠诚的保皇派中，也很少有人对光绪的不幸遭遇表示一丁点儿同情呢。他们对皇权的忠诚往往使他们对慈禧太后的过失和罪行漠不关心，对光绪皇帝的命运也同样视若无睹，因为在他们眼中，代表皇权体系最高点的是“老佛爷”，而不是光绪帝，因此，皇太后才是他们真正效忠的主子。16

我经常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他们都以效忠于清王朝和皇权而自豪，他们自己也因为固守忠诚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只有康有为及其弟子，以及少数怀有政治信仰的学者认识到了中国人眼中的皇权背后或之上的权力（有时处于休眠状态，但通常处于活跃状态）所涉及的危险和缺憾。此外，我发现，很少有人愿意站在皇帝一边反对皇太后。当然，共和派以及所有那些对保皇思想深恶痛绝的人，自然都准备好谴责太后阻挠改革的行为；但即使是他们，也对殉难的皇帝几乎没有什么敬意。貌似他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承认某些好东西可能源于满洲（更确切地说，是清王朝）。我们可以预料，在革命狂热过去之后，中国的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将光绪皇帝擢升到中国史册上的适当位置，并对他的回忆录做出公正的评价。

在西方人看来，“慈禧太后凌驾于君主之上”的理论似乎令人费解，而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孝道是道义中第一位和最基本的美德。在中国人看来，年长的一代永远不能完全放弃对年轻一代的权威职能；年幼的孩子必须尊重和服从年长的孩子。这是中国家庭关系的规则（一直延续至今），并寄厚望于皇室为整个帝国树立一个榜样。比如，伟大的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强大、极能干的君主，而他颁布诏书的措辞充分证明了他对当时的皇太后表现出深深的敬意，以及他接受那位显赫女士的“懿旨”并付诸行动的孝心。不要问，中国皇座上的康熙及其继承者们是否真诚地奉献孝道的原则。也许他们有时只是在口头上敷衍自己熟知的中国伦理之基本法则。无论如何，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虔诚的语言对儒家文人的卓越影响，而这些文人墨客的支持和忠诚对皇朝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太后行使权力的典型例证，可以在道光二年（1822年）11月的诏书中找到——“朕祗遵慈命，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诸如规定妃子的等级和地位等纯私事，也不由皇帝摆布，而是由皇太后敲定。这种做法是严格按照先例进行的，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要太后还活着，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随意地将一个妃子提升为皇后。即使是皇帝的婚礼也必须由太后主持，而且是太后选择皇后（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和确定婚期。

现在，当我们意识到慈禧太后“退休”后的地位有多高，以及只要她乐意，就能将权力和特权之手伸得有多长，我们就不难理解她是如何从隐居状态中走出来，并碾压了闷闷不乐的少年皇帝，又让中国的维新派吞下了困惑和沮丧的苦果。我们毫无必要像西方那些职业看客一样做假设——太后的成功证明了她自身性格和才智的力量和活力，而皇帝的失败则证明了他自己的软弱和愚蠢。比如马士17，他把康有为贬为“只会空想的狂热分子”，而把皇帝贬为“缺乏经验的懦夫”，这是不公平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慈禧太后的地位都远远超越了光绪皇帝。从理论上讲，她的地位凌驾于皇帝之上，不是因为她有才干，而是因为她是长辈；从实践中看，由于她的尊贵地位，中华帝国的保守势力自然会向她求助，寻找反对维新的集结点。保守派求助于她，并不是因为她具有高超的政治家风范和领导才能，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她是智慧的化身和审慎治国的典范，而是因为好战的保守派希望诱导她成为武力干涉的领袖，并在其掩护之下借助礼法的“枪杆子”来消灭维新运动。

如果没有皇太后，保守派可能会尝试一场宫廷政变。他们本可以成功地除掉光绪，让一个不那么“危险”的皇室成员来取而代之。但是，宫廷政变并不总是局限于宫廷内部；保守派最怕的事就是宫廷政变的熊熊烈火蔓延不到紫禁城之外。如今，显而易见，拯救当下燃眉之急，彻底摧毁维新运动，并继续借助“礼法”和“非政变”旗号的唯一途径就是求助于中国的一个人，此人可以主张“礼法”和（在中国更重要的是）支配皇帝的道德权力，她就是慈禧太后。

她的再次参政绝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起初，康有为和光绪帝都热切地希望她会拒绝重返政坛。你瞧，她对自己的“新玩物”颐和园挺满意，她对自己的野餐和戏剧（颐和园里有她的两个剧院）有一种近乎孩子气的乐趣，她喜欢以独特的方式涉足艺术和诗歌，她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在乡下的新家里过着宁静的生活，对很多东西兴趣盎然，谁也没理由认为，她会感到厌倦或渴望刺激。诚然，她对任何形式的改革方案都没有共鸣，但如果改革的重点涉及并影响到皇室成员的地位和特权，以及朝中官员和贵妇们的优先地位和奖惩分配，那么，她就要登台抢回自己的主角光芒了。例如，正是在她的命令下，瑾妃和珍妃这对姐妹在1895年因被指控铺张浪费而受到谴责，并暂时降级为“贵人”——地位较低的嫔妃。皇帝对此事是什么态度，谁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也不会去在意。1896年，载澍亲王18违抗了她的命令，被剥夺了官阶，并被移交给了宗人府，挨了八十大板，最后被“永远”监禁在一间空屋子里。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她在“退休”期间肆意干涉朝廷事务和皇家规矩的许多其他事例。她可能会干涉更重大国事的最不祥迹象就是，她要求（皇帝必须服从）将帝师翁同龢免职，因为后者支持改革。然而，她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按常理出牌，貌似她一度愿意让皇帝及其参谋们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而不必征求她的意见。因此，少年皇帝觉得，至少有理由希望，她不要干预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因为这毕竟与她坚持要发号施令的后宫琐事和皇家私事毫无瓜葛。

至于皇帝希望破灭的过程，以及导致戊戌变法的戏剧性插曲，有不止一个版本。根据一份靠谱的报告，据说，皇帝“大刀阔斧”的节俭和改革政策严重威胁了那些满汉官员及其有利可图的闲职人员，这让他们惊恐不已，于是派遣了一个以监察御史杨崇伊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天津总部去拜访当时的京城步军统领荣禄，说服他去怂恿老太后重掌摄政权。

荣禄出身于满族，他的成长环境使他自然地同情保守派；但他是一个能干又开明的人，也是一个诚实而忠诚的国家公仆。不幸的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原因，以及一些更私人的因素，他把忠诚献给了皇太后而不是皇帝。然而，他是否会主动对维新派采取措施，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有理由相信，他虽然是保守派，但也是满族高官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前瞻人士之一，这些人意识到，如果要把中国从其受到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危险中拯救出来，就得效仿日本的维新道路。更值得怀疑的是，监察御史杨崇伊及其同僚们的鼓动是否可以让荣禄放弃不干涉内政的主张呢？其实，促使他采取行动的是比监察御史的煽风点火更有分量的人——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并没有忘记他和康有为所要对抗的势力之强大。这也是他们决定在反对派积聚力量之前尽快颁布维新变法诏令的原因之一。光绪知道维新之路上险象环生，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去“虎口拔牙”。他知道，如果逐步推行改革，他的对手将有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势力、组织力量和奋起反抗。光绪和康有为都认为，对也好，错也罢，无论有多危险，大胆而迅速的政策会比怯懦的“等着瞧”模式之观望政策更有成功的机会。19

光绪也并非没有想到，如果给反对派时间和机会去考虑作战计划，他们可能会采取多么恶劣的行径。皇帝明白，他们会在皇太后身上下功夫，因为她就是个现成的支持者。皇帝也清楚，皇太后憎恨和鄙视洋人和外国风俗。任何政治或社会改革的计划，只要暗示承认外国模式和制度优于中国或值得中国采纳，在她看来都是自取其辱的败笔。皇帝还知道，尽管皇太后已在9年前归政，但她在朝廷中的地位和权威一直远高于自己。在光绪皇帝的眼里，慈禧太后既无知又迷信，而且特别爱听恭维话，因此，反对派可能会把她看作一个心甘情愿、积极主动、无所不能的领导人，这真是个险局。正如上文中所述，太后已经迫使皇帝罢免了帝师翁同龢，虽然她还没有否决他已颁布的维新诏书，但她随时可以下令取消这些法令。光绪皇帝非常清楚所有的事实和可能性，他坚信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自己避开颐和园主子的威胁——就是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反对派将老太后“搬上台面”。换句话说，皇帝必须邀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而此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必须足以使其在官场上受人敬畏——他必须指挥一支高效的军队，他必须是一个强大而足智多谋的行动者，他必须在改革问题上持有开明的观点，他必须绝对不会背叛皇上的伟大信任。光绪选中的这个人（袁世凯）具备了他想要的一切条件——除了最后一点。

这位孤独的少年皇帝并没有从袁世凯的性格中看出致命点，这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他还是别人，谁又能预见到，皇帝所信之人会自我暴露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徒之一呢？谁又会猜想到，袁世凯在1898年背叛皇上之后，又在1911年背叛皇权，再在1915年背叛中华民国呢？

皇帝托付给了袁世凯一项微妙的职责——防止慈禧太后重新进入公众视线并站在反对派一边。据说，1898年9月初，袁世凯秘密觐见光绪帝，并领旨承诺依照命令行事。关于这份谕旨的内容是什么，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让人存疑的是，现在是否有活着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某些与皇宫有联系的人透露说，皇帝的命令是由第三者转达给袁世凯的，此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歪曲了谕旨。无论如何，这种故事的可能性很小。在这个故事中，皇帝命令袁世凯除掉荣禄，必要时采用暗杀的办法，并把慈禧太后囚禁起来20。显然这两种勾当都不利于皇帝，也不利于他心中的维新事业。政治暗杀在当时的中国比现在更稀有；对皇太后采取激烈的行动会引起一场他永远无法平息的公众丑闻。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相信，光绪的本性不是嗜血就是复仇。如果袁世凯精密部署军队，使反对派无法与慈禧直接联系，她也无法回到紫禁城的住处，那就足以解决光绪帝担忧的一切实际问题了，貌似这也是他的全部心愿吧。

袁世凯一接到皇帝的命令，就把整个秘密泄露给了荣禄。至于荣禄是否已经从监察御史杨崇伊那里得到了充分信息，以至于决定把此事交给皇太后处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仅仅是对“陷害”皇太后和他本人之阴谋的怀疑，就足以使他毫不迟疑地采取果断行动。于是，他立即派遣信使前往颐和园去报告“老佛爷”——也许她的生命尚未受到威胁，但她的自由已经受到控制，如果她现在不能迅速有力地采取行动，那么，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新的生机了。

无疑，关于皇帝及其维新派打算在控制皇太后之后再进行无情处置的浮夸传言使这位老妇人摆脱了懒散的倾向。她将被羞辱！被贬低！被监禁！被饿死！也许，这些谎言的制造者与其说是想要抹黑皇帝的人格和放大其罪行，不如说是相信只有迫在眉睫的危险才能刺激老太后采取有效行动。无论如何，在保守派看来，老太后所采用的对付手段是很厉害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发动了宫廷政变。9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她走出了“富丽堂皇的乐寿堂”（这是她为了慰藉自己的晚年挪用海军军费建造的享乐宫），戏剧性地突然出现在紫禁城，站立在那个瑟瑟发抖的无助受害者（光绪）面前，展现出愤怒的威严和雷鸣般的光辉。她用极端恶语斥责他的背叛和忘恩负义，还指控他谋害自己，最后派人将他关押在毗邻紫禁城的一座海上岛屿（中南海瀛台）上。接着，她重新登上了自己于1889年腾出来的宝座，以大清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有史以来最具羞辱性的一道诏令。该诏书宣布，皇帝现在昭告天下，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法胜任一国之君。于是，他反复恳求皇太后屈尊“出山”，再次摄政。蓦然回首，就在几年前，皇太后以卓越的能力和才干完成过一次类似的重任。诏书最后还说，皇帝将在皇太后的宝座前跪拜，以代表全国子民答谢她的大恩大德，感谢她再次挑起朝廷之大任。

与此同时，清廷发布了一个简短的通告，只言片语却凶兆毕露——“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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