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借助市场机制重新挖掘矿产资源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制度设计将矿产资源的市场价值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2.1 理论意义
首先，政府凭借所有权获取矿产资源收益的理论依据是矿产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的所有者理应按照这种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所做贡献大小来获取相关收益。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矿产资源属全民所有，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这就明确了矿产资源的公有资产性质。因此，公有资产通过市场机制获得相应的市场收益理应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
其次，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这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一个最深刻论证。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便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是，税率过高会挫伤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国债发行过多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西方“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8)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借助市场机制发现矿产资源的真实市场价值并将其一部分转化为公共财政收入，不仅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一致，而且还可以降低财政收入对税收的依赖，减轻企业负担，优化投融资环境，提高经济整体运行效率。(9)同时，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公有资产将减少政府官员的创租行为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腐败动机和腐败行为。(10)
最后，本研究有助于矿产资源富集地区积累物质资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达到国家区域政策预期目标特别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家正式制度在矿产资源开发地的执行力也将增强，进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正式制度执行力可以理解为政府在推动、保证既定公共政策落实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能力与手段总和，因此执行正式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而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要素报酬。这些基于公共政策的行为，理应由公共财政来支持。一般而言，正式制度的执行力与财政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财政收入越高，正式制度的执行力越强；反之，正式制度执行力越弱。(11)此外，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财权和事权匹配下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效率将显著提升，效果也会愈加明显，从而有助于形成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1.2.2 实践意义
“资源富省、经济穷省”是青海省省情的真实写照，而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接续地的定位使得其在全国资源、生态、稳定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如果能够通过机制设计将矿产资源的市场价值转化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必将实现科学发展、生态良好、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首先，青海省矿产资源丰裕，矿产资源开发已经成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盐湖化工产业、有色金属产业、油气化工产业、煤化工产业和钢铁产业等工业优势产业均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基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述七大优势产业总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1.98%。(12)但是，由于矿产资源的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现有开发模式固有的缺陷，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并没有带来地方财政收入规模的相应扩张，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仍然严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2014年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为258.68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仅为16.46%。(13)因此，在利用市场机制挖掘矿产资源市场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矿产资源的管理机制和优化收益分配机制将矿产资源的部分市场价值转化为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可增强青海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不仅属于区域性公共产品，而且还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国家的生态财富。因此，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治理既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也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然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不利因素时，中央财政支出方向的调整就有可能无法兼顾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因此，在国家调整矿产资源所有制结构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的基础上，适当照顾青海省的地方利益，将矿产资源的市场价值部分地转化为青海省的公共财政收入，既能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又能保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治理工程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最后，有助于青海省维护社会稳定。青海省是多民族聚居地区，2014年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为46.98%，民族自治地区土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比例约为99.98%。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53.2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4.76%。(14)人民群众增收相对困难，不仅贫困面大而且贫困发生率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到2015年末青海省尚有农村贫困人口52万，约为农村人口数量的17.75%。(15)因此，对于青海省而言，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和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稳定则是政府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中央政府相比，青海省各级政府对当地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对所管辖地区的居民偏好和公共品需求比较了解。因此，矿产资源价值部分地转化为当地公共财政收入可以相对更好地提高本区域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1)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命题之一，其基本理念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
(2) 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资源，政府为此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天然气产业的蓬勃发展却严重打击了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因此，经济学上把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称为“荷兰病”。
(3) 市场机制的两个基本作用：一是激励作用，即提供创新激励和创新空间；二是协调作用，即市场所显示的社会资源相对稀缺度，为技术选择、投资选择和消费行为提供信息参照和协调机制。卢锋．经济学原理（中国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372-373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矿产资源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地下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5) 《中国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分别为79．44%、49．03%、41．01%和49．86%。
(6)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
(7) 因为煤炭市场价格下降，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2010年的13．9%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3．1%。其中，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吕梁市2．1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有1．1万平方公里蕴藏煤炭，在2001—2011年的10年煤炭黄金期里，依靠煤炭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维持着两位数增长，多年保持增速省内第一。然而，受到煤炭价格下跌的影响近两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形。
(8) 崔之元．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产与社会分红［J］．商务周刊，2006（17）：42-44．
(9) 《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04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达到11．92万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高达84．9%。
(10) 贺国强（2012）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矿产资源开发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各类资本竞相进入的热门领域，以致这一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导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也表明，矿产资源领域因垄断程度高、权力相对集中而成为贪腐案件高发区。
(11) 殷颂葵，殷存毅．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分析——以青海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70-77．
(12) 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13) 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 0 1 5》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14) 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15》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15) 青海省统计局．青海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