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现状

1.2.1　主体功能区研究现状

1.2.1.1　主体功能区建设方略与政策体系研究

主体功能区是我国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率先提出来的。西方国家规定禁止开发自然保护区，限制开发生态脆弱区，着重优化调整经济过密区。

纲要中提出主体功能区建设后，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主体功能区部署工作受到影响，但是对主体功能区的研究并未间断，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主体功能区建设方略与政策体系，代表成果有：《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协调功能研究》（邓玲、杜黎明，2006）、《如何认识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及其内涵特征化》（高国力，2007）、《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分类政策初步研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课题组、高国力，2007）、《“3+4”：三大块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与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孙红玲，2008）、《主体功能区战略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樊杰，2013）；《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樊杰，2015），《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利益博弈与创新机制》（董玉荣，2017）等。关于主体功能区建设方略与政策体系研究，其观点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主体功能区建设方略，邓玲和杜黎明（2006）认为，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四类开发区的要求，明确各自功能定位，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课题组和高国力（2007）指出，主体功能区是按照四个开发原则形成的区域发展理念。孙红玲（2008）结合主体功能区划理论，主张采取“3+4”方案，即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三块区域和四类主体功能区。薄文广等（2011）提出通过主体功能区划控制开发强度。郝大江（2012）认为区域分工的专业化促成了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同样需要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分。

关于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研究，许根林和施祖麟（2007）认为，主体功能区很好地释放了土地政策的引导功能，有助于地方和中央的协调发展。唐浩（2008）提出通过科技创新一揽子政策实现生态脆弱区的经济可持续。贾康和马衍伟（2008）提出财政政策要在主体功能区发展中保持必要的连贯性和协调性。卢中原和陈昌盛（2008）提出合理设计分类管理政策，促进区域开发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良性互动。杜黎明（2008）提出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供给重点。张耀军等（2010）认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是区域人口均匀。郑涌（2011）提出在推进主体功能区过程中，完善和加强对限制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重要的一环。廖晓慧和李松森（2016）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黄勤和周婷（2016）从基础性制度、区域性制度以及保障措施方面阐述了主体功能区“十三五”的实施重点。

1.2.1.2　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研究

随着主体功能区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主体功能区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代表成果有《中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化》（王铮、孙翊，2013）、《我国主体功能区产业集群发展问题研究》（周会祥，201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关系研究——吉林省主体功能区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金春雨等，2012）、《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的产业集群转型发展——以中部地区为例》（彭迪云、温舒甜，2013）。

以主体功能区为研究视角，关于省（自治区）市产业和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先后涌现，张学波（2007）对云南省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产业调整进行了初步探讨；高全成（2009）把握主体功能区的机遇对陕西产业进行布局；黄益民（2010）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对四川产业结构优化展开研究；周蕾和王登科（2010）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探讨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陈书胜（2013）对安徽省承接产业转移进行了探讨；马随随等（2014）探讨了主体功能区视域下江苏新沂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刘洪颜（2015）基于功能区建设对济南产业进行布局；等等。此类研究成果以硕博论文居多，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关于内蒙古主体功能区的研究并不多，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内蒙古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研究；第二类是关于内蒙古主体功能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研究；第三类是关于内蒙古主体功能区开发强度和污染物减排的研究；第四类是关于内蒙古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的研究。其中，吕盈（2012）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对内蒙古林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研究，徐全忠（2013）基于主体功能区视域对内蒙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朱晋和那玉林（2015）则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对包头经济发展进行了阐述。

1.2.1.3　生态功能区内产业及产业结构研究

生态功能区的划分，最早是由美国的生态学家Bailey（1989）提出的，他基于生态视角，将森林牧场等土地划分为4个等级，并且编制了美国生态区域图。在此基础上，Ahern（1991），Michael（2002），Waddell（2002），Goodurm和Elster（1992）等学者继续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我国主体功能区区划中的限制开发区就是生态功能区，具体又可分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两个亚类。国内学者就生态功能区展开了不少研究，包括生态功能区内涵的讨论、如何发展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区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

对如何发展生态功能区的争议较多。孙久文（2011）认为重点生态功能区首要解决的就是生态安全问题。安虎森和薄文广（2011）认为生态功能区为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安全，就不能过多发展产业。然而，还有不少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高国力（2007）认为“开发”主要是指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人类活动，限制开发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只对开发强度、方式和内容等进行限制和约束。周民良（2011）认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是以保护生态为基础的开发。米文宝等（2013）认为，应该在生态功能区资源、能源聚集的某些地区进行适度开发。樊杰（2013）认为，即便是限制开发区，也可在比较适合进行经济活动的区域进行经济开发。

关于生态功能区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课题组和高国力（2007）认为，应该加大扶持生态功能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力度，鼓励提倡生态农业林业、生态旅游业。贾若祥（2006）提出限制开发区人口内聚外迁，将产业升级作为首要任务，突出特色产业，加强政策对产业转型和人口外迁的扶持力度。林建华和任保平（2009）提出要构建“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新发展模式，引导经济生态效益兼具的特色产业发展。蔡云辉（2011）提出中央应出台特色资源开发和主导产业扶持发展政策，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中央，出台中央地方利益共享机制和利益补偿产业政策，整合区际资源。沈茂英（2015）提出产业政策要向生态环境友好、市场竞争力好、地域特色明显的绿色产业倾斜，扶持新能源、生态旅游业等生态建设型产业发展。

1.2.2　产业结构研究现状

1.2.2.1　传统产业结构研究

传统产业结构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迄今为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产业结构演进理论主要考察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以揭示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性，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因素分析和产业关联分析等。经典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有克拉克（1940）提出并在之后被广泛证实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还有赤松要（1932）的“雁形形态论”、库兹涅茨（1989）的“多国结构模型”。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结构理论较快发展起来，如里昂惕夫（1980，1993）的投入产出分析体系、霍夫曼（1980）的工业化经验法则、钱纳里（1989）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刘易斯（1989）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赫希曼（1991）“不平衡增长的模型”、筱原三代平（1990）“两基准理论”，还有罗斯托（1988）主导产业理论等。

我国产业结构理论代表作有杨治（1985）的《产业经济学导论》 、周叔莲（1987）的《产业政策问题探索》、孙尚清（1988）的《中国产业结构研究》、刘健（1993）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论》 、周振华（1995）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刘伟（1995）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石磊（1996）的《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刘志彪（2001）的《现代产业经济分析》、李悦（2004）的《产业经济学》 、简新华（2001）的《产业经济学》、于刃刚（2003）的《主导产业论》、苏东水（2005）的《产业经济学（第二版）》等。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轻重比例关系的理解和阐述，还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逐渐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影响因素、产业结构作用机理展开了研究，密切联系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调整的实践，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系统论述，提出了相应的产业结构政策。

关于产业结构演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Aitken和Harrison, 1999；傅强，2005）、贸易（江小涓，2007；Malcom, 2000）、制度（岳军，2003）和区域要素禀赋（Bemstein和Weinstein, 2002；刘忠涛，2010）、技术创新（Teece, 1996；周叔莲、王伟光，2001）等驱动因素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还有产业结构演进的传导机制（王秋克，1989；Drucker和Feser, 2015）、演进模式（Hieblinger等，2015）、演进路径（王青，2002）、演进特征（高煜、刘志彪，2008）等方面。其中，行业或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实证研究渐多，内容多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产业结构演进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等。

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①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周振华，1992；苏东水，2000；李红梅，2000），主要观点是产业结构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即高技术、高附加值、高集约化和高加工度。②产业结构演进优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认为经济（杨治，1985）、制度（岳军，2003）、技术（丁焕峰，2006）、劳动力素质（张学江，2009）、环境（夏平华等，2008）等都会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应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进行产业结构优化。③产业结构优化测度。一种测度方法是通过钱纳里、库兹涅茨、赛尔奎因等的“标准结构”来进行比较。另一种是两个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或者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如霍夫曼的工业化阶段学说、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说等。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定量分析，最常规的方法就是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国内对于该模型的研究也得到一定的发展（钟契夫，1982；邵汉青、钟契夫，1983；陈锡康，1983），不少学者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薛声家，2003）研究产业结构优化，还有学者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来测度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伦蕊，2005）。

1.2.2.2　引入环境资源的产业结构研究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会发现传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忽略了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源环境外部效应的复杂性，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分裂开，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单纯地把追求GDP增长作为实现经济活动的目标，将环境因素排除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素之外，结果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

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集中出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继续按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生态恶化趋势会继续加剧。在资源耗竭、能源成本提高和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下，社会各界逐渐意识到传统产业结构演进模式的局限性，引入资源和环境的产业结构文献大量涌现，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强调资源等要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为当前产业结构优化指明了方向（Brock和Taylor, 2004；金碚，2008）。另一类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和判定标准重新进行界定（黄亮雄，2013；高远东，2015），提出了对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度量指标的修正和评价方法的改良（吉小燕、郑垂勇，2006；刘淑茹，2011），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徐仙英、张雪玲，2016），构建了最优产业结构模型（肖兴志、吴绪亮，2012）。刘淑茹（2011）将产业结构对资源结构影响状况纳入产业结构合理化评价指标体系。董琨（2008）提出了一个包括污染控制、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多重目标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

近些年，引入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居多（梁斌、姜涛，2016；李霞等，2016），主要内容多以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邹伟进等，2016；徐辉、王慧，2016）、环境规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生态效应为主（程中华等，2017；于斌斌，2017）。随着我国对创新的日益重视，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优化的成果相比以前多了不少，对科技创新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科技进步是带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达成了共识（樊杰，2016；杨武、杨淼，2016）。此外，在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不再局限于外资、贸易、区域禀赋等因素，从技术创新（卫平、张玲玉，2016）、税收制度（储德银、纪凡，2017）、财政支出（严成樑等，2016）等角度展开分析的研究成果也屡见不鲜。

1.2.2.3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产业结构演进研究

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生态危机四起，学者们认识到必须使经济运行与生态环境之间形成相对和谐的关系，因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生态文明”等构想，在此背景下，基于生态理论的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Andews（1999），Desrochers（2002）等学者提出了产业共生理念。国内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生态理论应用到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中，如刘志迎和郎春雷（2004）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就是产业共生的过程。胡晓鹏（2008）阐释了产业共生的行为模式，孔晓宏（2010）提出了产业结构生态化。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从变化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主要关心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之后，研究重点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因素和所有制等问题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些年，研究重点集中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上。这说明产业结构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内涵和外延同样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视角也随之变得多元化。

1.2.3　内蒙古产业结构研究现状

关于内蒙古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内蒙古优势产业、三次产业结构间的比例构成关系、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几个方面。

1.2.3.1　内蒙古的优势产业

阿如旱和李百岁（2002）根据比较优势对内蒙古工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煤炭采选、黑色金属冶炼、木材采运、食品加工、纺织业等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的结论。何金玲（2003）指出内蒙古中部区域必须培育自己的优势产业（稀土、羊绒、煤炭）。长青和白鹏（2008）运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得出内蒙古的第一优势产业是农畜产品加工业。齐艳梅（2010）指出畜牧业中的羊绒、羊肉、牛奶、绵羊毛是内蒙古的优势农产品；玉米、甜菜、豆类、薯类具有比较优势。任国佼和马军（2010）对内蒙古33个牧区旗县市进行定量聚类分析，将33个牧业旗市分为三大类，并提出三类牧区的优势产业。史敏等（2015）通过产业结构灰色关联法得出奶牛、羊肉、牛肉和山羊毛生产在畜牧业产业内部的影响作用最明显的结论。

1.2.3.2　内蒙古三次产业结构间的比例构成关系

张澳夫（2010）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蒙古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种植业比重逐渐下降，畜牧业比重逐步提高，轻工业发展速度低于重工业发展速度，内蒙古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郭海清和申秀清（2013）认为内蒙古整个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结构，第一产业对GDP贡献逐渐减少，第二产业对GDP贡献逐渐增加，第三产业对GDP贡献无明显变化，第三产业还没有成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胡鹏云（2016）通过对内蒙古能源消费总量的灰色预测分析，认为未来五年，内蒙古仍会继续维持“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主导地位的状况不会改变，但会不同程度地下降，水电及其他能源消费保持上升。

1.2.3.3　内蒙古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宝音等（2001）认为，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进程缓慢。王关区（2001）认为内蒙古生态总体恶化局部污染的原因之一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卜春燕（2003）提出，内蒙古产业优化升级中存在科技实力不足、政策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冯利英（2007）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证明内蒙古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不尽合理。辛洁（2008）认为，内蒙古第一产业成果推广效率低，科研投入少；第二产业附加价值低，产业链条短；第三产业质量不高且发展滞后，技术创新不足，新兴产业比重小。张璞（2010）认为，内蒙古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师强（2015）认为，内蒙古资源优势利用不充分，作为农牧业大省，第一产业总体实力偏弱，第二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整，形成了同质产品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严重。郭晓川等（2017）指出，内蒙古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1.2.3.4　内蒙古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王关区（2001）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交通、科技、信息、文化、金融、教育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拓展草原旅游业、草原文化产业、蒙文信息产业。在发展环保产业和生态工业的基本框架下，着力发展乳品加工业、绒毛加工业、电力工业及天然气开发和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种植业、生态草业还有生态林业，生产优质高效的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特色食品。魏丽颖和罗建（2006）提出了“双路径”演变模式。冯利英（2007）建议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方向，使其进一步优化。张澳夫（2010）提出应继续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业化。师强（2015）提出通过高科技、农牧业信息化、生态化，达到高产低能的目的，大力发展信息、电子、高新技术等低能耗、高技术产业，改进传统服务业，引进技术与知识相结合的现代服务业。李倩和胡伟华（2016）提出内蒙古应通过补贴环境治理、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征收排污费等环境规制政策，来促成产业优化升级。周利光（2016）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为载体，重点支持绿色农畜牧产品、工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旅游服务业发展。赵云平等（2017）提出应下大力气培育内蒙古的自主研发体系。郭晓川等（2017）认为要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趋势，加速农牧业网络化、信息化建设进程，进一步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1.2.4　内蒙古牧区产业结构研究现状

1.2.4.1　畜牧业

畜牧业是内蒙古历史最为悠久、最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对其研究较早且成果亦相对较多。主要著作有约翰·W.郎沃斯和格里格·J.威廉姆森所著的《中国的牧区》、包玉山的《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张立中的《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研究》、额尔敦布和的《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以及邰霖和李俊生的《草原畜牧业经济论》等。

对内蒙古畜牧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约因素和出路两个方面。学者们认为草原生态破坏，畜产品市场化程度低，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包利民等，2002），大市场与小生产、规模经营与分散饲养的矛盾，畜产品养殖与加工、流通环节脱节（沈怀柏，2000），草原政策不完善（孟慧君，2002），生产经营形式创新的滞后（任治，2003），还有“草畜双承包”政策（海山，2007），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出路有发展现代畜牧业（沈怀柏，2000），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生产组织模式，如家庭牧场或联户经营（敖仁其，2001），重视合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实行饲草料储备制度、保护价收购制度，建立游牧畜牧业保护区（包玉山，2002），禁开草原、引种入牧，坚持以草定畜、以畜定人的发展思路（修长柏，2002），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饲草料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徐丙臣、袁堂，2005），完善草原畜牧业经营模式（敖仁其，2007），草地流转市场化（张立中，2011），选择牧民合作制企业作为主导模式（乌日陶克套胡，2012），培育新型草原畜牧业经营主体（文明等，2016），加快内蒙古农牧区电子商务的发展（孙晓谦，2016）。

1.2.4.2　工矿业

关于内蒙古牧区工业化，专家学者们的分歧很大：有的强烈反对在草原上开矿山、办工厂，认为这样得不偿失，不应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旭日干院士认为草原牧区工业化战略有待深思。有的认为草原牧区可以工业化，但反对无序开采、盲目开发（胡自治，2004）。有的认为工业化是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考虑到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必须谨慎地选择牧区工业化的路径（盖志毅，2006）。殷耀等（2006）认为草原牧区可以工业化，但不是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是走生态优先前提下的新型工业化路子。郭晓川和王美萃（2006）认为，牧业旗市的工业化之路，必须解决好区域信息化、技术创新体系和人力资源这三个支撑要素。

哈申图雅（2008）指出，目前牧区工业经济普遍存在引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延续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而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王关区和陈晓燕（2013）认为牧区矿产资源开发对草地破坏严重。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从源头抓起，建设之初，从项目的立项设计阶段就做好生态保护工作，提出推进牧区生态型能源工业有序发展。布仁吉日嘎拉和芳芳（2017）认为内蒙古工矿业涉及草原土地资源的非牧化征用和占用问题，要在规范地方政府及企业行为的同时，提高牧民在博弈过程中的话语权。

1.2.4.3　旅游业

早期草原旅游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开发条件评价、旅游产品设计、旅游业发展模式和贡献率等方面。后来，从草原生态保护视角展开研究的成果渐多起来。其中，吕君（2006）的《草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对草原生态旅游的论述最为系统、全面。陈和平（2002）提出了集草原建设、科学养殖和草原旅游于一体的家庭生态牧场发展模式。甄芳洁等（2004）探讨了西乌珠穆沁旗大力发展草原生态旅游的具体思路。马林（2004）分析了内蒙古草原生态旅游发展战略。郝晓兰（2004）提出旅游精品带动战略是内蒙古突出“草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总体思路。刘丹丹（2006）提出要重点建设内蒙古三大旅游精品：沙漠生态旅游、草原生态旅游和少数民族民俗旅游。刘丽梅和吕君（2010）分析了内蒙古红色旅游发展。王雪和杨存栋（2011）对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进行了探究。郭慧（2016）提出内蒙古草原生态旅游要与游牧生态经济融合发展。

1.2.4.4　牧区三次产业结构及其调整方向

到目前为止，以内蒙古牧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多以硕士毕业论文居多，内容涉及生态移民、生态补偿、扶贫开发、工业化发展路径等方面。但具体到牧业旗市并专门探讨产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内容较为贴近的有硕士毕业论文《内蒙古农村（牧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王芳，2003）和博士毕业论文《基于循环经济思维的内蒙古牧业旗县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研究》（茶娜，2007）。

关于牧业旗市（牧区）产业及产业结构，郭晓川（2006）认为牧业旗市要延伸高新材料产业链、高载能产业链。茶娜（2007）从循环经济视角，根据33个牧业旗市的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特点，设计了三种不同产业带动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盖志毅和姚洋（2008）认为内蒙古牧区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比较大，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比较小。从总体趋势看，一产比重在下降，二产、三产比重在上升。他认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导致牧区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应摒弃不恰当的草原工业，发展游牧业、循环草业、食品加工业、生态旅游业和草原娱乐业。吴晶英（2017）指出，内蒙古牧区产业结构市场优化的机制尚未健全，存在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协调性不强、新旧产业衔接故障、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比重过大、能源化工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1.2.5　研究评述

从对主体功能区和产业结构相关文献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呈现出从传统产业结构到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的研究趋势。而内蒙古作为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典型，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将产业结构理论运用到内蒙古33个牧业旗市，并以主体功能区作为研究视角的成果还未见到。另外，在草原保护受到空前重视的背景下，学者们对草原生态保护的研究热情高涨，从成因到治理，研究较为全面。然而，作为导致草原退化成因之一的产业结构，很少被作为本体展开研究，常常只被当作生态重建的一个部分被提及。因此，本书以典型传统牧区——内蒙古33个牧业旗市为研究对象，以其产业结构作为本体，以生态功能区为视角，将生态保护、牧民增收和牧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统一于牧业旗市产业结构调整中。通过梳理33个牧业旗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轨迹，对其生态和经济效果作出客观评价，并挖掘产业结构变迁背后深层次的成因，从而弥补这个方向的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