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沿解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如何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地培养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人才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汤　敏

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没有人才乡村振兴是做不好的。怎样才能培养大量的人才呢？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慈善联合会和清华大学等很多组织一起做的“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正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针对的是目前已经回到农村的750万名青年。大家一谈到农村青年，就会认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去的年轻人。是的，我国现在有3亿农村青年、中年到城市打工，但是最近几年，有一批（750万）人回到农村，用他们在城市里学到的知识、看到的市场、经历的机会，来帮助乡村、帮助自己的家乡致富、发展起来。

这些青年也存在一些困境，他们虽然有一些在城市工作的经验，但是不知如何把乡村带动起来。他们缺模式，也缺资金，没有人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一些师傅带头。这些都是有抱负、有知识，在互联网上又玩得非常转的年轻人。只要有师傅带着他们，他们就会很快成长起来。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做一个尝试。我所在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4年前从农村电商开始做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成立了一个叫“让妈妈回家创业”的项目，就是给她们做农村电商的培训。我们在全国已经培训了1.6万人，主要以农村妇女为主，经过培训之后，成功率将达到70%，每个月增收500～3000元人民币。

国家各个部门也做了很多的电商培训，为什么我们比较成功呢？因为我们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线下首先把农村妇女请到县里来，给她们进行十天半个月的培训，学会怎么开机、怎么在淘宝上注册商店、怎么卖、怎么收钱等。但只把基础的技能学会之后就想开店和运作，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回到村子之后，我们安排了3个月到半年时间的“伴随式的培训”，由一些做农村电商很成功的志愿者组建线上社群，一名志愿者带几十名接受培训的农村妇女，每天教一点，每个星期教一点，有什么问题就互相询问和讨论。经过这3个月到半年的“师傅带徒弟”，培训成功率就很高了。“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应该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特别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

我们有很多的培训，比如农村返乡青年培训，国家也花了很多钱，但是都是采取线下培训十天半个月的方式，要学还学不会，还有很多问题后续没有继续跟踪，但是又不可能放到培训班去培训半年。所以，一定得用线上的办法，让接受培训的农民在手机上进行学习。这种模式摸索好了之后，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支持下，我们专门成立了“乡村振兴委员会”，在这里有一大批企业，联合了清华大学这样非常强有力的支持单位，一起做了“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

在第一期（两年多前）只培训了2000多人，当作试试水，比较成功，接着2019年就做了第二期，培训了1.6万人。从2000多人扩大到了1.6万人，这种培训就是以线上为主，每个星期5次课，要连续培训近半年时间，我们有乡村旅游的课，有农村电商的课，有种植养殖的课，有农村金融的课，还有关于社区发展的相关知识讲解，并邀请了蚂蚁金服来授课，这些课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这些成功，我们又开始了第三期的培训，在几周前，我在成都第三期培训班的开幕式上发言，已经有1.8万人报名参加。这一期的课更多了，一个星期8次课，有必修课、选修课，像农村电商、农村政策、农村金融这些是必修课，每个人必须得学。还有很多选修课，是养鸡的重点学养鸡的课，养蜜蜂的就重点学养蜜蜂的课，做乡村旅游的就多学乡村旅游的课，通过这种培训方式，每个星期都在上课，找的是全国最好的培训师，特别是我们找到一大批本身就在乡村创业的成功创业者，由他们自己来讲，说服力更强，更有的放矢。

除了听课之外，我们还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一个参会的学员至少参加两个群。一个是由当地的领头雁创业青年组织的群；一个是专业群，比如说是养鸡的，就把全国养鸡的创业者组织一个群，他们在这里互相交流。我们发现群内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亚于我们给做的这些培训，因为他们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交流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一直在推动。

除此之外，乡村振兴不仅要做产业，还要把乡村的教育做好，所以，在几年前就开始做“青椒计划”，给乡村青年教师做培训，过去3年里，培训了6万多名乡村教师，这些教师都变成了骨干教师，在停课不停学的关键时候，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除培训外，还提供各种各样的教学资源，让他们将最先进的教学资源、最先进的软件放到课程中。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乡村医生的培训，既然返乡青年、教师可以这样培训，乡村医生的第一期培训也马上就要开始，共有4000人，这是跟红十字会基金会合作的，以后还有更大的目标推动，要让农村的乡村医生学到各种先进的技术。例如，这个是彩超、这个是所有的验血设备、这个是心电图，就这么一个像学生书包一样的东西，就能把医院除了X光和CT以外其他的检验完成。乡村医生背着包，到农民家里可以做所有的检验，做完检验之后，也能把数据传到互联网医院，城市的三甲医院和互联网医院就能用这些数据给农民看病，就能大大改善乡村缺医少药和缺乏好医生的现象。

我们都在培训，核心就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方式，对于返乡的青年，不管是做创业，还是当老师、当医生，等等，我们都要给他们长期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在乡村振兴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探索可持续的精准扶贫模式

碧桂园集团党委委员、党群社责部总经理　徐舒扬

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碧桂园这几年来参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所做的工作。碧桂园做扶贫来自创始人杨国强先生的初心，碧桂园的企业文化是：“对人好、对社会好”“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要做有良心、有责任的阳光企业”。这三句话不仅是对碧桂园做企业的要求，也是对碧桂园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要求。所以，我们扶贫公益都是围绕着这三句话来展开的。

1997年是杨国强先生刚刚事业小有所成的时候。一天，他拿着一张100万元的支票走进广州羊城晚报社，找报社领导捐100万元作为大学生的助学基金。这个基金以前是匿名的，直到2007年碧桂园上市的时候，此事才被披露。到2002年的时候，杨国强先生又拿出2.6亿元——相当于他当时一半的身家——创办了全国唯一一所慈善学校，是所全免费的高中，在广东顺德。这所中学招收来自全国、品学兼优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三年高中到这儿来上学全部免费，考上大学还继续给予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直到工作为止。比如，读博士、海外留学，都继续予以资助。2018年，碧桂园决定把扶贫项目上升到集团主业的高度继续推进，承诺以不少于一半的精力推动扶贫事业，在集团总裁的直接领导下部署和推进扶贫的工作，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来推进扶贫工作。给大家回顾一下碧桂园的扶贫历程。1997年起，集团及创始人通过捐资助学、开办慈善学校等方式，持续开展教育扶贫，惠及数万名贫困学子。2010年，捐资2亿元驻村帮扶广东清远英德树山村，因地制宜发展绿色苗木产业，打造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带动村民脱贫致富。2017年起，将树山村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广东韶关翁源黄塘村、潮州饶平黄正村，广西百色田阳央律村等7个定点帮扶项目，并捐资近5亿元整县帮扶英德鱼咀村、连樟村等78个贫困村，覆盖粤桂川三省份多个贫困地区。还有广东对口的东西协作的省份，比如，广西、四川，带动了4万多人贫困脱贫。进入2018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在全国扶贫的规模，结队帮扶全国9省14县，建立200人扶贫队伍。集团专门成立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办公室，来推动在全国的扶贫，涉及3747个村33.7万建档立卡人口。

这两年碧桂园扶贫越做越多，也已经超出了9省14县的范畴，有扶贫项目涉及全国16省57县，包括国家挂牌督战县中的52个，1113个挂牌督战村的91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涉及大部分省份。这是近几年的数据。立业至今，碧桂园创始人及集团累计参与社会慈善捐款已超87亿元，并主动参与全国16省57县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已助力49万人脱贫。2015年，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因为教育扶贫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消除贫困奖”。

简单跟大家分享碧桂园在扶贫方面的做法。碧桂园对整个扶贫的定位是做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有益补充，坚持精准方略，助力精准扶贫。企业作为社会力量做扶贫有优势和短板，希望能够发挥企业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所以我们研究之后，就把整个扶贫举措定位为“4＋X”。“4”是党建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教育扶贫；“X”是根据各个扶贫县／村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出合适的措施。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党建扶贫，在所有的扶贫一线当中都成立了党支部，通过党支部和当地扶贫村进行结队共建的方式来开展党建工作。党建扶贫最主要是做村支书第一书记的培训，把他们组织起来，带到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去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讲授一些扶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方面的理论知识，也带他们到广东、珠三角发达地区发展比较好的村里看一看，开开眼界，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去做脱贫工作。

就业扶贫做了很多就业的技能培训，之前做建筑工地类的培训、酒店服务类的培训、物业服务类的培训。这些培训跟集团的地产主业结合起来，一方面脱贫，另一方面完成了岗位补充。帮助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是很好的脱贫方式。

教育扶贫现在有三所慈善学校，包括刚刚我讲到免费高中，还成立了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是一所大专职业学校；还在甘肃3区3州地区成立了一所临夏国强职业技术学校，也是全免费慈善的方式，通过职业教育，帮助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能。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产业扶贫的做法，也是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工作。我们的产业扶贫有两个结合。

一是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势。经典案例就是在贫困县里面做绿色苗木种植产业，采取“借本你种，卖了还本，赚了归你，再借再还，勤劳致富”方式发动当地农户参与。包括我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贫困县建一些现代农业的科技产业园，也是推动当地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让当地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在东乡县，东乡县是少数民族县，东乡族人民就生活在这个县。那边的妇女很少出来打工，我们通过帮扶返乡青年发展刺绣产业，培训刺绣技能，扶持刺绣工坊，东乡妇女就可以就近就业，解决她们就业的问题。

二是结合我们各地的红色旅游资源。很多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我们做红色路线的开发。还有产业供需的对接，东乡县是种植土豆的大县，我们帮助他们把土豆推销出去。我们在全国有2000多个社区近1000多万名业主，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在社区推广。2020年5月20日发起“消费扶贫节”，请到了薇娅来做扶贫农产品的销售推广。我们自己内部启动“消费扶贫月”，举办“消费扶贫慈善之夜”，帮东乡卖羊，一晚上卖出1万多只羊，通过这种方式做扶贫。

在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广东，其村里就做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抓三个方面：基础设施的改造、人的培养、产业的发展。我们在广东的湛江、英德、河源等地做了改造，前后的对比给大家看一下。包括找对人，刚刚提到了村支书，还有妇女，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把这些人培养起来了，对当地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们有一个社会企业的模式，就是我们的国强公益基金会下面成立了多家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可以持续发展和盈利，比如做农产品的转化，文旅集团是做扶贫旅游路线的开发，还有家政服务，这些都是基金会旗下的企业，如果有利润就继续投入基金会慈善和扶贫当中去，这也是我们在探索比较好的模式。

碧乡现在有400多款农产品，2年多帮助贫困地区销售产品达1.95亿元，链接到非常多的贫困户。国家提出来“五大振兴”，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措施推进。让农村成为城市向往的奢侈品，城里人都愿意到农村里休闲、娱乐，达到这种程度，乡村振兴就成功了。

最后，也是集团创始人杨国强先生说的，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党，给予我们参与精准扶贫的机会，把这个事情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圆桌论坛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圆桌主持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锦萍

圆桌嘉宾：

云南省勐腊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吴卫华

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村党支部书记　李福林

小云助贫中心总干事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董　强

勐腊县河边村“瑶族妈妈的客房”合作社总经理　周志学

金锦萍：我们一直在探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河边村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村支书，这5年来，河边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变化明显吗？

李福林：5年前，河边村房子既小又烂，路是泥巴路。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好心人帮助我们。

金锦萍：我在网上看了河边村的图片，印象最深刻的是路，下雨之后根本下不去脚，对比之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有了很大改进。这是通过什么方法发生变化的，有什么方法让这么多农民参与到项目当中来？

周志学：河边村有很多村民是农民，也不知道怎么建设，我以前在深圳工作过。2015年12月回到村里，脱贫攻坚政策刚好到我们村，年轻人就组织起来做了青年创业小组，有七八个人开始做，之后很多青年人都加入进来。

金锦萍：后来成立合作社，这种方式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农村有很多农村合作社的成立，做民宿就需要前期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后期有大量的管理性工作，还有利益分配机制，你们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很多矛盾和困难？

周志学：有。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客房如何分配，虽然说它很简单，但是在农村里需要公平，这是很难做到的，要照顾到每一个农户家里。在客房分配收入时，管理会全部投入村里的支出上。

金锦萍：5年前农民的年收入是多少？

吴卫华：5年前农民的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通过几年努力，现在已经达到了8000多元了，变化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金锦萍：这5年的变化，其实从村民到合作社、到村里的村民组织，再到县里，我们是不是县和村之间还有乡，各级都在努力？包括董强也带了一些资源过去。这些东西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方法让它可以运转起来，谁是你们的核心人物呢？

董强：河边村扶贫是在党委、政府的主导下，小云助贫和河边村工作就是补齐政府短板。我们在河边村的扶贫当中，给政府提供了高质量的扶贫方案。

金锦萍：我们在河边村投入了多少？

吴卫华：以前我们的路很泥泞，房子是茅草房，这样说大家就有概念了。虽然茅草房可以遮风避雨，但是不安全，不符合居住的需要。政府主要做的就是修路、建房、通水、通电、通网络，这些项目在河边村投入2000多万元。

河边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村小组，离县城不远，但因为交通不方便，瑶族村民又是世代居住在那里，所以道路不好，住房不安全。国家扶贫政策来了之后，县委、县政府按照扶贫政策精准识别，因地制宜，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村民主体发展成为今天河边村的模式。河边村的村民成立合作社，把我们自己的村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去做。比如建房，李小云教授引进的理念是，设计房屋让村民选，请师傅进来盖一间样板房，再到村里把青年组织起来，师傅带徒弟，让他们自己建出来。

金锦萍：在扶贫过程中，最害怕的就是资源过去后，大量的村民被动等待，会发现扶贫结果反而使村民更有依赖性。但是从河边村的案例里面看到农民整体能力的提升。

金锦萍：现在有没有别的村请你们过去盖房子的？

周志学：有，特别多。周边都叫河边村的人建房了。

金锦萍：离咱们最近的村有多远？

周志学：有12公里。

金锦萍：因为河边村的改变，有没有让周边的村慢慢地改变？

周志学：之前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做了比较简单的庭院绿化，因为山村庭院的绿化是第一次做，河边村做好之后，周边所有的村子和镇上其他村都学着我们做。

金锦萍：给河边村投入这么多，给别的村也同样投吧？

吴卫华：也投的。勐腊县是什么概念呢？西双版纳州下面两个县，勐腊县是其中一个，2019年4月30日，云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脱贫，也经受了各种考核、检查、突查，虽然有一点瑕疵，但是总体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显著的成效。

金锦萍：2015年的时候，村里的平均收入这么低，大量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为什么当时的河边村这么贫穷，你们分析过原因吗？

周志学：贫穷可能不是懒惰，是以前比较封闭，跟外面接触得比较少，所以很多的农作物、产品走不出来。

金锦萍：当地有支柱型产业吗，有好的产业给农民带来收入吗？以前只有2000元钱，村民是通过什么方式挣的？

李福林：以前是橡胶。

金锦萍：是种树木，割下来，再采购。除了橡胶还有别的吗？

李福林：没有别的了，养鸡、养猪都是自己吃了。

金锦萍：橡胶对于生态破坏也是很厉害的，不要随便种橡胶树。

吴卫华：这要看在什么地方，种橡胶树对气候和海拔有非常高的要求，云南现在是橡胶种植大省，西双版纳又是橡胶种植大州，勐腊又是橡胶种植大县，有221万亩的橡胶种植面积。现在有了乳胶制品厂，生产成本特别低，大家可以查一下京东和淘宝都有的“中胶永生”，我给他们带了3次货，价格很便宜的。原来都到泰国买，现在自己都有了，作为政府领导为什么给企业站台？村支书说以前是割掉胶，再把胶卖出去，这几年橡胶市场都不景气，胶的价格很低，深加工产业运营以来，按照市场价格提高500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再增加100元，这对于胶农的稳定增收有一定帮助，对于老百姓效益是非常好的。

金锦萍：原来扶贫产业过程当中坚持了原有特色，就是橡胶业，甚至把原材料生产变成了当地的深加工。我发现河边村发展起来以后，村貌也发生了改变，民宿首先是改变居民的生活条件，还看到有游客，大家会发现他们不是猎奇，而是休闲，享受瑶族的文化。李小云教授过去提方案的时候你相信他吗？

李福林：当时我不相信，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

金锦萍：后来怎么相信他了呢？拿出方案告诉你们，跟着我干，有脱贫的可能性，还能给大家带来新的产业。

李福林：当时我就想了，是不是那个教授说的对我们好啊？县委书记、镇长告诉我们，这个是教授。后来到镇上，领导开会，说他要帮我们了，要做“瑶族妈妈客房”，以后客人会住我们家。我们想，农村不会有人去，他说会介绍人去。

金锦萍：我知道，小云一开始是“杀熟”，后来真是变成了市场行为。

金锦萍：疫情没有影响吗？

李福林：有影响。

金锦萍：村民都接受吗？

李福林：都接受，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金锦萍：在村里做支书是很难的，我是从浙江农村出来的，我爸爸做过村委会主任十几年。我知道做村支书有多难，鸡毛蒜皮的事，农民很在意一些利益，有时候也很在意公平，有时候理解一种方案、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村支书怎么做呢？

李福林：河边村要搞规划这个事情是通过村民大会定的。

金锦萍：让大家畅所欲言。

李福林：我们全村都改造，村民跟干部都是平等的。

金锦萍：宅基地一样。但是地段还有好坏之分啊，抽签吗？

李福林：不抽签，就是开会解决。

吴卫华：原址重建。

金锦萍：我看几乎是整村改造的，有没有碰到钉子户不愿意改造的？

李福林：有。

金锦萍：什么方法改变他？

李福林：做思想工作。小云教授就盯我，我先带头。

金锦萍：对，做村支书要身先士卒。第一套是用谁的地？

李福林：第一套本来是计划盖我的，因为地址有问题，所以换了另一家做样板房。

金锦萍：只要有人的地方，意见肯定有不同的，我们要把意见协商起来，一次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整村改造嘛。

李福林：我们是干部，要先带头做好事。

金锦萍：分配的时候也不能多分。

李福林：对。

金锦萍：河边村变化得益于各方的助力，社会力量带去资金并不多，对不对？

董强：带过去400万元。

金锦萍：这400万元能撬动更多的资源进来吗？

董强：2015年，全年都没有做工作，就是几件事情：在村子里做了综合治理的方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在勐腊县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认可，等于这个方案就变成了河边村精准扶贫的文件，这个方案政府认可了，村民也认可，过程当中就是村民参与讨论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细节，当时小云教授为了让村民相信这个方案对河边村非常好，在给工作人员提规划方案时，一定要彩色打印，而不是黑白打印，而且要打印社打，打印出来给村民看，彩色方案给村民看，他们就喜欢。打印的成本很高，但我们就是要让村民相信，想建的河边村就是村民想要的。2015年，就做了贫困调研，一家一户了解。

金锦萍：结果是什么？

董强：发现河边村没有一个富人，所有的人都是穷人。

金锦萍：富人都搬走了吗？

董强：这个村子就没有产生过富人。这个地方还是亚洲象出没的地方，亚洲象来了之后要吃甘蔗。这个地方没有交通，是深陷贫困陷阱的村庄。

金锦萍：就是缺乏收入来源。

吴卫华：亚洲象是野象，野象经常到河边村吃种出来的甘蔗、玉米和粮食，野象来吃你还不能赶，因为是受国家保护的，国家赔偿也不高，这也是我们贫困的小因素之一。

金锦萍：现在野象还来吗？

吴卫华：还来。

董强：我补充一下第三件事情，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要。2015年，腾讯推出“9·9公益日”，9月9日我们就筹款了110万元。

金锦萍：这真是一点一滴汇集起来的。不光是我们看到把这个结果告诉捐赠者，甚至可以在里面抽几个人，让他们住几天瑶族妈妈的客房。

金锦萍：有的时候，对于长期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离开城市到河边村这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不时有野象到访的地方，对于我们也是很好的体验，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河边村的确走出这样的路子，它的方案制定过程中，首先把整体的方案定下来；其次特别注重村民的意见，因为谁住在这里、谁长期生活在这里，他们的意见是非常关键的。把众多个人意见凝聚成共识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村支书不容易。

河边村是成功的案例，我们现在复盘，河边村之所以能够成功，从个人角度来看，你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是常识，其他的是什么？

吴卫华：为什么方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同意？因为这是科学可行的方案来指导脱贫，这个方案不仅是房子怎么盖，路怎么修，而且是综合治理的方案，类似于河边村的指导性文件、纲领性文件，一般来说不能修改的。李教授带着河边村的村民夜以继日讨论出来的方案，经过党委政府的认可，经过政府同意，一定要经过这个方案来实施。

金锦萍：接下来问三位，除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李福林：我们一共58家，现在还有10家没有建。

金锦萍：还在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李福林：对，还在建的过程当中。现在盖好了，需要游客进去住。

金锦萍：得有人消费。

李福林：营销很重要。咱们现在营销靠的是什么？靠小云教授带团，还是其他的路径？合作社怎么做营销的？

周志学：现在主要做的是冬夏令营和会议。

金锦萍：和教育机构合作。

周志学：还有高端会议，领导会带过去。

金锦萍：就是有一些目的性，培养孩子成才的公益性的会过去。

周志学：对。

金锦萍：村里以前是很凋敝的，对于你们来说，有什么改变？

周志学：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思想转变也很大，以前就在村里干农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干农活了，想着客人来了，我带他们玩一下，今天这里玩，明天那里玩。

金锦萍：做导游了。他们能非常好地向客人介绍瑶族民宿文化吗？

周志学：能。

金锦萍：年轻人回来得多吗？

周志学：有40多个。

金锦萍：多少家庭？

周志学：58个家庭。

金锦萍：那回来不少年轻人了。你当时回去是不是没有什么同伴？

周志学：当时回去村里只有七八个年轻人。

金锦萍：不容易。董强，问题来了，河边村的理念看经验，有很多经验可以提取，写了不少文章研究。从刚刚各位的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协同合力是非常重要的，劲儿往一处使，无论党委、政府、县乡、学者、专业公益人士，都是协同作战、协商下的。这种经验你觉得有可能被提取出来复制在其他地方吗？

董强：小云教授提了一个概念是“方案公益”，就是公益的力量本身不是特别强大，特别是在政府做扶贫的大环境当中，我们是补充性的力量。但是补充性的力量最大的撬动杠杆就是方案，就是说我们给这样一个政府、给社区、给社会，提供一个专业的方案，大家能够基于这个方案产生合力。

金锦萍：也就是说，这个方案是专业角度，但是能不能落地，其实还取决于当地的本土化的治理机制。

董强：对。另外，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复杂的，小云助贫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住在河边村，这5年不能说是天天住，但基本上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工作。

吴卫华：有一个老师是把孩子带过去。

董强：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

吴卫华：在河边村做了一个学前班。

金锦萍：把村民的孩子放在一起？

吴卫华：对。项目是可以复制和推广的，有很多理念是很先进的，经济性也是可以持续的，它引进了产业进去，这是要持续发展的。

金锦萍：不见得都做民宿，可以找到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

吴卫华：对。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但是你们应该去一下。

金锦萍：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现在变成了一个长效机制，扶贫关注了村民的参与、尊重他们的主体意志，让他们充分参与到讨论过程当中；在讨论过程中，合作社、村委要听取村民的意见；村民的参与感很重要，但很多时候村民也需要得到一种认可，这种认可来自专业方面和政府，因为关系到资源配比的问题。以后有一些资源不再持续，但是看到河边村这种方式以后有了可持续的机制和活力，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引入更多商业机制，让河边村的产业能够为村民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以及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新十一制：倡导一种基于专业公益方法论的应用

零点有数董事长、上海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　袁　岳

在过去的宗教时代，一个信徒是怎么做公益的呢？就是把收入的1/10交给教会，称为“十一制”。我今天说的是“新十一制”，是倡导和鼓励大家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0，或业余时间的1/10，通过专业技能义务贡献于公益。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专业的公益方法论，意思是你擅长做什么，就用这个专业的能力来做公益。

我们很多传统公益项目，如国内很多的乡村扶贫、老年关怀、环境保护、乡村支教等，会讲究道德高地，就是你在做好事的同时，还要有热心，让人们感觉到你的态度很好，或者捐点钱和其他物品。但专业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专业方法呢？比如，讲授化学公益课，学文科的人去讲，就很可能讲歪了；专门研究化学的，就是专业的，适合讲化学知识。再加上专业的服务精神，就能做得很好。

现在有不少的义教是业余人员在教，虽然有热情，但是并不怎么掌握教授知识的技巧，教授的方法可能不完全符合教学的职业要求。义教应当是专业教学人员进行的义务教育模式，在信息化服务过程当中，用专业的数据方法普及和提升某些地方的数字能力和水平。不能因为很热心就帮别人看病，前提你必须是专业的大夫。比如，学财务的人，就比较合适做财务方面的公益服务。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专业服务，都是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核心的。

有很多专业服务的典型示例，比如有一个公司叫“混子曰”，它把漫画做得非常专业，并以教育为核心，用专业漫画方法来科普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新冠”。还有立邦漆，它们做的大部分公益都是以油漆、乳胶漆为服务的点。锦天城是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可口可乐做公益的重点是水，无国界医生是提供非洲儿童医疗救助。

还有很多人物代表，不同于做广义的公益，而是用专业的能力在特定的领域做出贡献。比如，张晓艳是医生，为基层患者提供皮肤病治疗；张玉霞是律师，提供专业的法律公益服务；谭自州学过专业的理发技能，就提供理发服务；吴东魁是国画大师，帮助孩子们提升画画能力；而我所在的零点公司，则用大数据和算法，协助解决扶贫中精准评估的相关问题。

将专业技能义务贡献于公益事务，弥补了过去单纯的道德热情和业余服务的风险，希望更多的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方法和专业的资源来丰富公益服务。

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电商直播大有可为

谦寻控股联合创始人兼CEO　黄　韬

2016年我们开始尝试消费扶贫的方式。比如在扶贫助农上，用新的模式，以买代捐做脱贫攻坚的方式；在疫情时，捐助物资到武汉；还有在“粉丝公益节”时，帮助25个贫困县脱贫直播；刚刚过去的洪水，捐助了一些物资和款项给合肥。

薇娅一直尝试以买代捐的方式，利用直播的方式和长处，到11个省份去做直播扶贫。第一站是到云南，我们的团队到云南当地，找到当地特色的产品，大部分农产品也有加工产品，比如鲜花饼、茶叶等，帮助当地农民在线上进行销售。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很多地方的产品不适合网络销售，或者是没有很好的配套服务，能力达不到，我们也帮助他们搭建了电子商务的体系和团队。

讲一下令我印象深刻的，在陕西富平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产，就是柿子。因为疫情的原因，柿饼错过了最好的销售季节，就被滞销在当地农户手里。这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我们到村子了解到，当地100多户村民就是靠卖柿饼为生，没有卖出去，收成就没有了。政府非常关注他们，临时做了冷库，帮助他们保存这些柿饼。我们去的时候是6月，柿饼一斤都没有卖出去。我们和薇娅本人也到了当地，让我们很受感动的是，那是非常热的时候，下午到的，仓库里的温度是0℃，他们穿羽绒服工作，外面是炎热的夏天，在外面打包时，我们也拍很多素材，当天晚上做了直播，卖出3.5万份库存，也是所有的库存，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新的模式下，能够帮助很多农户，帮助消费者，因为大家买东西之后会很喜欢，很多人说通过这样的活动能买到全国各地真正好的农产品。在安徽，我们帮助当地拍视频，用短片拍摄当地的农产品，湖北是在复工复产的时候做了专场活动。

电商直播扶贫助农不仅能提高产品销量，还能带动当地产业链的提档升级，加强当地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电商直播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商家和消费者，连接着城市和乡村，也连接着主播和粉丝，未来将继续发力。

脱贫攻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兼CEO　庄　志

英格玛参与脱贫攻坚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3月30日央视新闻中提到挂牌督战52个贫困县，于是我给国务院扶贫办写了信，说能不能把“难啃”的村给我们扶贫？4月1日，建议被采纳。4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倡议书》，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答案在现场。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志愿者带着书包到贫困孩子的家里去看望他，想把书包送给他，结果打开一看，他的家里已经有八个书包了。

我们公司在去大凉山之前，也制定了扶贫方案，共有12项内容。去了当地之后，发现很多方案根本执行不了，比如，想做的旅游扶贫，当地是没有这个旅游资源的。因为当时我步行2个小时才到这个村，相信城市里的孩子受不了走2个小时，而且是75°坡，根本爬不上去，发现“三农”实施不了。

我的团队到那个村之后做了深度调研，一个礼拜，走访了42户贫困户，制定了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我们认为很棒，但是从5月到现在，执行过程当中有3项执行不了。第一项是就业扶贫。我们以为可以帮助他们当地解决就业，但是当地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彝族老百姓就业更喜欢是一个村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就业，而不很喜欢到外地就业，就没有这个需求。第二项是金融扶贫。我们想设置一个小额信贷基金，他们没有这个需求，因为农行给贫困户提供2.5万元的信贷。第三项是想做电商培训，但是招不到生。我的感受是什么呢？答案在现场。所有做扶贫和公益项目，一定要到现场进行深度考察，否则我们制定的方案是不靠谱的。

第二，不要辜负每一片雪花，不管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前年我在延安徒步经过一个贫困村时，当地的干部就问一个贫困户，说怎样才能帮助你脱贫，给你送几只羊吧。过了几天，干部到贫困户家里去，发现羊被吃掉了。一问贫困户为什么会这样。贫困户说，本来没有养羊的时候可以睡觉和打牌，但是养羊之后觉得很烦，就逐步把羊吃了。干部就问他，你现在想要什么？对方回答想要钱。就是希望直接把钱给贫困户。我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每一笔钱，不管是自己企业捐的，还是爱心人士捐的，都要用好它，不能浪费。我们扶持180万元资金，后来花到80万元的时候花不下去了，再花就浪费了。我们决定把剩下的100万元作为发展基金，防止返贫的基金，来长期帮助贫困村的发展。

第三，无原则的善就是恶。根据我们的观察，村里大概有3种人：一是愿意勤劳致富的，但是需要帮助；二是本来就很懒；三是孤寡老人。如果我们无原则地去帮助这些贫困户，第一种人是可以帮的；第二种人帮他也没有用，因为他自己比较懒。我们从扶贫角度来说，要激发他自力更生和脱贫致富的能力。过度的依赖不是帮他，而是害了他。

最后，我想说的是：有机会参与脱贫攻坚伟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

我与中国村干部的故事：用脚步丈量中国乡村蝶变

《中国村干部》作者、杭州青年人才大使　张艳华

我不是专家学者，只是一个靠脚步去丈量中国乡村蝶变的普通记录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治理经验的搬运工、实践者。

在过去5年，我去了中国的“东大门”舟山群岛，也走到了中国的西藏、新疆，我尝试尽可能跟更多的村干部、更多的农民朋友对话，对话的对象从中国功勋级的村干部到普通大学生村干部，从返乡青年到普通的新型农民同志，我总结了一些在个人看来普遍的村干部的成长规律跟大家分享。

我写的这本书是《中国村干部》。2016年1月之前，我还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企业高管，我也做过互联网公司的合伙人，但是因为自己怀揣着文艺女性的梦想就搬到了乡村生活。本来想归园田居，没有想到一发而不可收，这一住就是5年。

为什么写《中国村干部》这本书？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村干部是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一线工作者，他们值得被历史和时代铭记。舟山群岛的女村干部，正在看我写的书，她在这个岛上工作十几年，现在33岁，还没有结婚，她说要守着这个岛。这个村子只有五六十户老人，她说要留下来，因为村里没有年轻人了。陕西省大学生村干部宋博，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基层，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带领当地的村民致富，帮助村子创收890万元。

有位老人让我非常动容，前一段时间到河南省调研，我不知道他做过村支书，走的时候这位老人送了我一本书，说是他自己编写的村志，记录着他生活的那个村庄的历史、地理、人文。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干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这样写村志的人，跟写国家志、城市志的大作家一样，值得我们尊敬。这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村干部。老大爷常德盛，77岁了，是中国时代楷模，也是功勋级的村干部。他已经做了55年的村庄带头人，他的村庄江苏省蒋巷村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天堂”。

对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作为一个作者，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决定写书。常德盛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这是他三四十年前说的，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有用：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

第二，村干部虽小，却是乡村振兴的领头羊。中国有500万名村干部，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全国村支书有60万～70万人，而这些人管理、服务着中国8亿的农民和农民工，将这个数字换算一下，每名村干部对口管理和服务的农民朋友达到150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非常不容易。

凡是做得好的村子，“一把手”工程都抓得很好，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都很强。我个人认为，只有抓好了“一把手”工程，我们的乡村振兴之路才会指日可待、事半功倍。

第三，扶贫先扶智，扶智先扶村干部。实现乡村振兴，抓好村干部的素质能力培养，就是抓住了三农工作的“牛鼻子”。我从河南调研培训回来，河南省有一个乡风文明培训班，那里有260个来自各地的村支书朋友。没想到我的课程结束之后，260人当中有160人跟我留言沟通，还有30多人加了我的微信，甚至2名村支书找他们的同事开车来接我，让我去他们村里调研、分享经验。乡村朋友开创事业的热情，以及不知道怎么办的矛盾，也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最后，我想用一个很熟悉也很崇敬的老支书李连成同志的话做结尾。2019年3月8日，他在全国两会上跟习近平总书记交流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得到了现场所有人士的共鸣。他说了农民的八个梦想，我认为这八个梦想就是所有致力于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公益人士的梦想：

第一个梦想，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农民想得到温饱。我解释为温饱梦。

第二个梦想，改革开放40多年，农民想给孩子找个好学校上学，我把它提炼为教育梦。

第三个梦想，为了全家人的健康，农民想找到一个好的医院看病，这是健康梦。

第四个梦想，农民想本地就业，不想外地打工。这是就业梦。

第五个梦想，农民想有好的文化阵地，这是文化梦。

第六个梦想，农民想让村子有好的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梦。

第七个梦想，脱贫致富，这是致富梦。

第八个梦想，中国领土的不能让，这是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