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智慧：减贫脱贫与可持续发展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社会文明和新商业文明进步
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马蔚华
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金融？这个概念我是这么理解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愿景，能够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综合价值的一切金融手段。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基金、保险，都叫作可持续发展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联合国在2015年9月执行了《2015—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个指标，简称SDGs。
SDGs的首个目标就是“消除贫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永远消除贫困，这个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截至2019年底，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中国的扶贫对全球贡献率达75%以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扶贫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全球角度来看，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称，2020年全球将有7100万人重回极端贫困，贫困人数自1998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在中国，防疫任务也很重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一方面跟疫情做斗争，恢复生产；同时，也把扶贫攻坚任务作为最优先的任务。2020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表示，经过多方努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已达上年外出务工总数的95.3%，扶贫龙头企业和扶贫车间复工率达97%，扶贫项目开工率达82%。这是5月的数据，现在肯定比这个好。数据使我们对“大国攻坚、决战2020”充满信心。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产生贫困的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是有条有共识的，就是工业发展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革命之后，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频率就逐渐加快，过去80年发生20起，其中过去10年就发生8起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同时，我们也发现，过去10年气候变化的异常，比如2020年2月南极气候竟然达到了18.3℃。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也是一个问题，就是瘟疫的频发跟气候变化有关，而气候发生变化是因为过去无节制使用石化能源。要彻底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是摆脱过去的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一致的发展方式。
追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用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工具，和贫困做斗争也是这样的。
一是普惠金融。在过去，我们认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也有权利享受金融服务，但由于风险和成本却无法实现。现在由于大数据、区块链和信息平台的风险降低，很多项目把普惠金融用到了扶贫攻坚上去。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6043亿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1.41万亿元，农业保险服务已覆盖全国95%以上的乡镇。普惠金融帮助农民实现产业扶贫，这样就能授人以渔。
二是绿色金融。扶贫工作当中还应当考虑环境，如果扶贫不能同时考虑环境，很可能造成扶贫开发项目超过贫困地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增加贫困地区再度返贫的风险。我们要帮助贫困地区实现“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的双重目标。绿色债券取得很大作用，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
三是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就是旨在产生积极、可度量的社会价值，同时带来正面财务回报的投资。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角度，强调在任何投资决策中，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社会价值。我认为，影响力投资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非常重要的金融工具和手段。
扶贫攻坚的任务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脱贫之后，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社会文明和新商业文明进步。我希望企业家们，既给社会生产好的产品和提供好的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将贫困永远甩掉。
作为外资企业，三星为何要坚持投身脱贫攻坚？
中国三星副总裁 张 剑
为什么三星作为一个外资企业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我想讲的是：身在中国，心为中国。
三星确实是一家外资企业，但是进入中国28年来，除了扩大经营规模外，最专注做的事情就是社会公益，坚持不懈地做社会公益，特别是在扶贫、减贫领域，坚持28年，我们一直行动。
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我的几次感动：
这张朋友圈的截屏相信很多人看过，“距离脱贫攻坚倒计时11天11时11分11秒”。那一天，我的朋友圈反复跳出这个画面，让我感动的正是这样一群人。这群人当中有政府管理部门、基层扶贫干部、公益组织、志愿者、爱心企业、爱心个人，也有为了脱离贫困奋斗不懈的贫困乡亲们。这群人是让我们感动的一群人。
三星在河北帮扶村南峪村的段书记，他去年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奖的个人奋进奖，这样一个人让我感动。如果我们所有的乡村都能有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带头人，那我们所有的乡村都能够脱离贫困。
2020年9月11日，我收到了贵州雷山白岩村合作社的唐理事长的短信。他说刚刚过去一天，民宿收入是3468元，疫情后三星支援的民宿恢复营业以来已经收入23万元，这个三星产业扶贫村的村民已经脱离贫困，虽然疫情仍有影响，但是仍有很可观的分红分到手里。唐理事长那种自豪和快乐感动了我。
2014年，三星捐资启动在河北的南峪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村庄的人口出现了正增长。很多村庄人口在减少，但我们这个村庄6年内人口增长了20%。以前600多人，100人在家里，500人在外边打工，村庄是空心的；到现在有400多人回到村里参与民宿产业经营，收入最高的村民年收入达到40万元。这样奋斗不息的村民们，也让我们感动。
如同我们前面看到的，减贫、脱贫的核心都是“人”，一定要聚焦人的改变。村庄里有大量的留守妇女，她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但通过三星民宿村的项目，她们当管家阿姨，有工资、奖金、分红，还能照顾家里人，她们笑着说这是“足不出户得三薪”。以前，这些阿姨从没想到，能在家门口过上这样幸福的日子。
要想改变人，就要从孩子抓起，这也是三星在扶贫中获得的感受。三星支援过很多项目，其中一个项目进行了长达15年的时间，就是利用暑期赞助大学生来乡村小学陪伴留守儿童。迄今为止，已经有数万名孩子得到了暑期陪伴，这不仅开拓了他们的眼界，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开朗、更加愿意融入这个世界。
还有三星的健康扶贫项目，也是聚焦于人。因为很多脱贫的农户是因为疾病而导致返贫，而我们的项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彝族小女孩，因为在上学的路上摔倒被木棍戳坏了眼睛，造成外伤性的白内障，家里用尽所有积蓄都没能给她治愈。而通过三星持续15年的“三星爱之光”项目，为她免费做手术，为她修补损坏的角膜，并为她进行视力矫正，她又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小女孩，家庭也因此避免了返贫。
除了扶贫受益人，还有很重要的人，就是企业自己的员工。我们鼓励中国三星近8万名员工和近40个下属法人，与扶贫村、乡村学校等受助群体结成对子，为他们持续提供脱贫之后的帮助。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员工的大爱。
脱贫攻坚要聚焦于人，中国三星从教育、医疗、产业的角度，对贫困人群进行关怀。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我们在三年精准扶贫期间投入1.5亿元，助力脱贫攻坚。我们有信心帮助他们真脱贫、早脱贫，我们也有信心和其他的企业和企业家一起，共同在脱贫攻坚之后，继续努力使我们走向美丽的乡村、不断振兴的乡村。
慈善信托与精准扶贫
中国信托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蔡概还
助力脱贫攻坚的一种新的方式，就是慈善信托。我这里主要讲三个对慈善信托的误解和六种扶贫慈善信托的创新模式。
第一个误解，慈善信托就是慈善捐赠。慈善信托是2016年《慈善法》出台之后规定的一种新的慈善方式，截至2020年9月，慈善信托已累计设立454单，总规模达到32.38亿元。现在还有很多人把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画等号，认为慈善信托就是慈善捐赠，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同一个概念，国家就没有必要立法，专门在《慈善法》当中专章规定了。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是社会公众参与公益事业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让我们在参与公益事业的时候，既可以选择慈善捐赠，也可以选择慈善信托。
第二个误解，很多人认为慈善信托是资产管理或者是保值增值的一种手段。无可非议，慈善信托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因为委托人把财产交给受托人来设立慈善信托的时候，受托人可以对慈善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并产生收益。但这并不是每个慈善信托所必需的环节，也就是说，慈善信托完全可以忽略这个环节，由受托人把慈善信托财产直接交付受益人进行受益。从这一点来看，保值增值并不是慈善信托的方式。
第三个误解，慈善信托与己无关。目前，我们国内关注的慈善信托机构就两类：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慈善信托是给每个人提供新的参与公益的方式，对财产所有者来说，如果不想采用捐赠的话，就可以采用设立信托基金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设立专门的公益基金。为了向社会推广和普及慈善信托，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对此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
下面讲慈善信托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的六个创新模式。
慈善信托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托目的就是扶贫。截至2020年9月，扶贫慈善信托共有194单，财产规模达到19.98亿元，占总量比的61.7%，扶贫济困已经成为慈善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据我了解，先后共有25家信托公司到甘肃、内蒙古等地，通过设立慈善信托的方式支持当地扶贫工作，共签订帮扶协议资金2702万元，落地金额1900多万元。
在实现过程中，主要探索六种扶贫慈善信托的创新模式。总结一句话，就是在实践当中扶贫慈善信托严格践行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
第一种模式是通过信托公司或者是受托人把慈善信托资金直接交给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或者是致富带头人，由他们来给当地的农户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产生收益，造福当地群众。
第二种模式是收益分红，设立合作社，帮助困难群体获得利润分红，并促进他们就业。
对于这两个模式我做了一个调研，发现在慈善信托的受托人通过这两种模式来扶贫的时候，慈善信托已经成为企业的股东，要对企业进行经营带动当地的脱贫。我就想到了两句话：“用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慈善，将商业理念运用到公益事业当中来。”
第三种模式是杠杆撬动，在这种模式下，慈善信托通过与贫困地区的农信社、村镇银行合作，给农户发放贷款，金融机构给群众发放贷款意愿力不够。慈善信托贴息，如果贷款产生坏账，就由金融机构和慈善信托来共同承担这个坏账，如各承担50%，通过这种方式撬动更多资金为贫困群众服务。慈善信托总规模90万元，撬动贷款290万元，平均每100万元慈善信托撬动1000万元扶贫资金。
第四种模式是保险保障，在这种模式下，通过慈善信托资金给当地群众提供保险服务，有三种情况：为贫困农户提供农产品种植、养殖类的财产保险支持，包括牛、羊等牲畜死亡损失保险，种养殖保险；与保险公司共同开发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对贫困群众因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通过保险方法予以补偿；提供重大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种保险模式提供的资金额比较小，但是帮助群众的覆盖面非常大。
第五种模式是教育扶智，慈善信托组织当地的教师、孩子、扶贫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考察，开展培训，开阔眼界，也让他们学到了很多致富的路径。我记得有一次上海信托组织甘肃的一些群众到浦东学习考察。据我了解，他们收获都非常大。这种培训的考察资金来源于慈善信托财产。
第六种模式是科技创新，主要是中国慈善联合会上年做了支持江西遂川扶贫慈善信托，这个慈善信托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区块链的方式。通过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让整个慈善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受托人到受益人的整个流程，在区块链上进行留痕。通过链上，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资金去向、受益人的名字。我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刘福清也尝试了一回，做了一次委托人，当时还上区块链找了一下相关数据，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探索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慈善信托在抗疫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备案73单，慈善信托规模达到了1.37亿元，其中由中国信托业协会倡导，并由61家信托公司成立的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规模已达3090万元。
圆桌论坛一：减贫脱贫与可持续发展
圆桌主持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邓国胜
圆桌嘉宾：
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窦瑞刚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安亚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公共关系处副处长 刘昉昳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大鹏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何 文
窦瑞刚：腾讯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关注贫困和中西部差距，在2009年就启动了“筑梦新乡村”西部乡村公益帮扶计划，给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地区定点扶贫。我们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最早开展定点扶贫的，也纳入了国家的扶贫计划。在扶贫过程中，也向国企学习，派员工，包括我本人也都挂过职。
邓国胜：在哪儿挂职？
窦瑞刚：云南。派员工挂职，同时利用互联网资源、基金会的资金，着眼于做教育、做文化和乡村振兴。对于我们来说，能力特长不在基础的乡村建设，而是在“筑梦新乡村”7年过程当中，可能对乡村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如何把互联网能力、科技能力赋能给乡村，所以“筑梦新乡村”升级成腾讯“为村”计划，通过互联网的产品赋能给乡村，提出了党建为村，以党员、党支部为核心，带领村民利用互联网连接亲情。这几年在“为村”基础上又做了升级和思考，我们发现，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有AI医学早期识别的项目，和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合作，利用AI技术赋能给乡镇一级的医院进行癌症早期识别，尽量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关于消费扶贫和产业扶贫，我们想把互联网公司的创意和设计能力赋能给乡村，在广东省对口扶贫的广西河池下面的县，尝试了一个项目。那个地方特别穷，但是有很美的星空，我们就做了星空集装箱的计划，赋能当地。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核心能力，乡村也是腾讯关注的重点，这么多年来腾讯基金会收到捐款65亿元，自出30多亿元，90%用于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
互联网平台动用4亿元，网友捐赠113亿元，90%的项目是与弱势人群帮扶、乡村振兴相关的，我们致力于把科技力量、技术力量赋能到乡村，未来也会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总结之前的模式，进行“为村”的升级、医学影像的升级，希望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邓国胜：企业扶贫不能简单地派人，还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互联网企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注入科技的力量，用科技赋能，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安亚强：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参与方主体角度来说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受益人、公众、媒体等，实现可持续还要有协同要素，比如经济、环境、政策、技术等。要想做好，合作和协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老牛慈善基金会是2004年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就把扶贫、救灾作为主要的工作领域，从学着做、跟着做，到慢慢地跟大家一块儿做、系统做。
围绕人的扶贫有几个聚焦方向：一是关注内在人的因素，比如身体残障、机能缺失的人群，通过有效的帮扶，让他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改善其家庭生活，实现扶贫和脱贫的过程；二是聚焦于外部的环境因素，着力改善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通过改善环境，让当地的贫困人群慢慢地实现就业，走上脱贫的道路。
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有用的两个方法：第一，我们一直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且把这一条原则贯穿于项目的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样就能够有效发挥各方力量，共同完成目标。第二，我们是非公募的家族基金会，全部是自有资金，相对于项目的设计、可持续方面有一些自己的便利条件，相对更长周期地关注有价值的项目，通过实践来反复看方案的可行性，提高将来的可复制性。基金会成立15年来，我们和64家伙伴合作，累计支出是2.16亿元，撬动合作伙伴资金和资源2.32亿元，直接受益人群达到160万人。
刘昉昳：中国石油是从1988年进入扶贫开发的，“十三五”之后，中国石油转向了产业扶贫，在产业扶贫方面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老百姓有稳定的收入，这里有三点心得分享。
第一，产业未动，人才先行。中石油重视在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贫困地区最缺的就是致富带头人，一个地方的致富带头人的多少和素质，对于乡村振兴、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培养致富带头人，2020年和中国慈善联合会定点扶贫10个县，每个县培养2～3个致富带头人，帮助他们提升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为脱贫攻坚奠定人才基础。
第二，要注重精准帮扶产业项目。中国石油在全国的定点扶贫县，每个地方都有差异，比如新疆、内地，如何帮助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是我们谋求的方向。新疆是注重发展畜牧业，在内地是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帮助地方的特色经济稳步发展。
第三，中国石油注重将自身产业链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整体相结合，中国石油有120万名员工，在全国还有2万多个加油站，这都是庞大的内外部市场。为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同时也有专业营销团队，如何能够帮助贫困地区农产品从简单的产品向商品转化，是我们一直在谋求的方式。当两种产业融合在一起时，就会演化出1＋1>2的效果。只有融入了现代的商业模式，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才有更多的好处。
孙大鹏：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的26年时间里，在校党委坚强领导，包括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教育扶贫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特色。我们是高校，需要教育改变贫困，扶智为主。除教育扶贫外，还有精准扶贫，比如对口支援云南、青海、新疆，还有“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发挥院系作用改变乡村的面貌，帮助破旧的空房改造变成民宿，改善当地的经济。学生的支教团，学生在大四毕业之后要有一年的时间长期支教，这个项目已经坚持了19年。清华大学自己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在精准扶贫上对贫困山区、地区的儿童、新生儿的特色病进行精准的救治，为在校生提供助学金等。我们是以教务为主、各院系为辅的组织架构来做的扶贫项目，更多是清华大学在扶贫事业上做了工作。
何文：爱德基金会有30多年的历史，也做了一些脱贫攻坚的项目。之前更加重视社区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改善，尤其是生产生活条件，此外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提升。进入新时期之后，我用两个关键词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关键词，“素养”。一是提高相关人群的科学素养，进一步发掘他们在生产生活当中利用科技知识的潜力，培育他们在科学方面的能力，这要从儿童到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抓起。有一个项目教老年人怎么用手机等新媒体工具上网，这个是科学素养。二是人文素养。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要走得更远，人文素养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还需要传承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去培育自强不息、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精神，需要继续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才能够继续发展，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第二个关键词，“管理机制”。个体可以发挥很多自由想象力、创造力，也有很大潜力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但是，怎样实现1＋1>2，3＋1>4？这样的效果需要建立机制。我认为至少包括4个方面的东西。一是经济生活的管理机制。产业的发展，或者是赚钱、创收，这都是经济生活。二是公共卫生管理。疫情防控就是公共卫生管理，公共卫生管理不仅仅是卫生服务机构、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的事情，还需要每个人协同起来。三是近几年强调最多的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四是公共文化生活的管理机制。如果能在社区里面形成这四方面管理机制，将来中国的发展，推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将是另外一个面貌。
邓国胜：在未来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或者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型过程中，对青年人或者是新兴的公益慈善组织有什么建议？
何文：一是意识，公益人和公益机构要培养一种意识，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和国家情怀是很重要的。二是作风，做慈善工作一定要有以问题为需求，以需求为导向，求真务实的作风。三是能力，有政策能力、理论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三方面内容。
孙大鹏：第一，坚守初心。做公益和慈善是要付出的，要有充沛的体力，要坚守一份初心。第二，要有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第三，要可持续发展。在联合国发布的报告当中，贫困是首要解决任务，脱贫也好，乡村振兴也好，都是要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刘昉昳：现在需要更多青年到农村去，给贫困地区带去新的知识和体验。需要大量敢想敢干、有理想、有目标、身体好的年轻人投入扶贫事业。扶贫不光是大家看到的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还有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乡。扶贫更多的是给各位一片蓝海，让各位青年有机会、有能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在贫困地区会有更好的容错机制，会允许你犯可能的错误，允许你慢慢地成长，甚至允许你复制很多成熟的模式，这个诱惑是很多行业不可能有的。我希望更多的公益机构、更多的青年到贫困地区去，我们一起留住乡愁、一起共同发展、一起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安亚强：“逃脱贫困陷阱的梯子总有，但不一定总在正确的位置上。”这句话是说要找准问题、找准需求。我们做项目的前提是，要争取、努力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靶向治疗，最好不要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情，要有耐心，要思考怎么去做。做公益如果当成工作可能不一定做好，当成事业或许能有一些成就。“真正解决问题的智慧不是急于寻找方法，而是去把问题再多看一看，从中发现真正的问题”，我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
窦瑞刚：可持续发展背后其实就是可持续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还是要把公益慈善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活方式，内在作为一个生活方式，比如，从吃饭少点一个菜开始，在中国文化当中做到这一点蛮难的，总是看到点很多菜，然后剩下很多。我在基金会吃饭的时候会说谁点的菜，谁负责把它吃下去，最后点菜的人就会有意识少点一些。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可持续发展当中要建立这样的生活方式，从身边的事儿做起、从简单的事儿做起。公益捐赠也是这样，做内在的财富观、价值观，如何看待和使用合法财富去做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事。现在有很多人说不捐赠是因为公益组织不透明、钱不知道花哪儿去。你总是会去吃饭，你每次吃饭的时候不一定吃得很好，但是为什么每次还是去吃饭？你网购的东西真是那么好吗？你可能买了就放在家里了，但是你下次还会购。我们以这种角度来看待公益慈善，把它作为生活的方式，融入生命中，持续地探讨人类如何在这样的地球上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努力内化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不平等问题最大的体现就是城乡问题，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问题，我们作为农二代、农三代进城的，是不是带着孩子回到农村，为我们的父辈、祖辈所在的乡村做一点事儿？如果我们到不了农村，能不能在社区里做一点、在身边做一点事儿？组织一些人、组织一些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推动身边的社会变得更好，从小处做起，从做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