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述评

一、公众网络参与价值及动因

伴随着公众网络参与实践的发展，公众网络参与的价值成为热点研究领域。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公众网络参与置于政治参与视角，探讨的主题包括公众网络参与与政治民主发展、政府政策制定以及公众网络参与的主体动因与行为等。

针对公众网络参与为政府与公众关系带来的变革与可能，Islam（2008）基于调研结果，把网络赋能对应于信息、网络卷入对应于咨询、网络赋权对应于主动参与。在此基础上，Linders（2012）定义了公众网络参与的类型，包括公众对政府（C2G），即公众通过咨询和建议向政府分享其看法；政府对公众（G2C），即信息的通知与推送；公众对公众（C2C），即公众自组织。现有相关研究已经得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公众网络参与会对政治体制产生深远影响（刘文富，2002），需要关注公众网络参与对政治民主发展的价值及其功能定位和发挥这些功能所需的环境与条件；否则，公众网络参与不仅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甚至潜在风险。从政策制定视角，有学者认为，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带来一种范式革命，信息和权力将形成一种新的联结，既可以实现网络赋权，也可以是新的控制工具（蔡文之，2007）。这些研究为丰富和发展网络参与理论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

针对公众网络参与的民主价值，Amaral等（2000）指出网络信息技术远远超出印刷、电视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单向”交流，伴之发展的网络实践构成了全球“政策反馈”的一种形式，这是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应该抱持信息共享和合作思维，因为公众拥有广泛而有效的知识，可以为政府决策及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诺维克，2010）。Polat（2005）通过将互联网解构为信息源、通信媒介和虚拟公共领域三个方面来调查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解释性联系，认为即使互联网有利于公众了解有关政治信息，仍然需要更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理解信息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从政治民主发展视角来看，国内有学者以网络问政作为公众网络参与的典型实践，强调制度化建设在公众网络参与中的重要意义（陈纯柱等，2013）及其对政治民主化的积极意义（徐黎明等，2008）。

从公众网络参与的动因和行为来看，网络环境中的公众参与并非必然。Chen（2002）根据互联网用户调查数据证实了感知有用性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Lee和Kim（2014）使用来自韩国首尔市政府电子参与计划的调查数据，通过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在社会资本和网络参与管理方面影响公众积极参与的因素。Yang和Pandey（2011）通过对美国特定城市及政府部门的调查发现，参与者的能力是参与结果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参与本身是一个可以提高能力的过程，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教育公众的重要性。国内有学者关注了在公众网络参与迅猛发展背景下，渠道供应、参与成本和安全性可能带来的无序性参与问题（张亚勇，2007）。还有学者关注了网络论坛中公众参与过程中话语表达的理性问题，认为公众理性表达是网络参与的基础（Panagiotopoulos et al., 2012）。可见，参与动因和行为是公众网络参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探索和研究结论丰富而零散。

二、电子政务演化及评价

电子政务是政府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工具及其应用，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提供、信息和服务的获取以及公共治理来提升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和问责效率的行政模式。从内涵上看，早期电子政务的定义侧重于为公众提供服务（Yildiz, 2007），随后电子政务的概念逐渐扩展到了政治科学领域，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为公众和企业提供服务、改善政府绩效和社会包容、电子民主以及参与（Abu-Shanab, 2015）。Holmes（2001）区分了电子政府中不同类型的政府关系，包括政府对公众、政府对企业、政府对政府。Kim等（2001）用四阶段模型解释了电子政务的演变，包括提供和传播信息、在线交易、垂直整合服务交付、横向整合阶段。这些研究对电子政务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脉络进行了有效梳理。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学者提出云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务系统和公共服务的对接问题（周杨，2012），甚至有学者提出可以基于云构建政府和企业间互动的全新模式（梁晓琴，2013）。就其功能定位来说，有些学者着眼于平台模式的变迁，探索移动服务平台在服务的价值、质量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李重照等，2014）。总之，在电子政务发展和演化过程中，通过不同方式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越来越引起相关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Lollar（2006）通过对29个政府网站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中国电子政务的现状和功能，探讨了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并指出电子政务的有效性及其意义。Blakeley（2001）指出电子政务系统为中国公众提供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机会，包括获取政治新闻、参与在线民意调查以及与政府组织沟通等。Singh（2010）调查了公众对电子政务在打击腐败行为方面的看法，研究了电子政务举措在减少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发现电子政务与改善政民关系及减少腐败行为呈正相关关系。Wong等（2004）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展开研究，发现电子政务可以改善信息流动。针对电子政务的评估，有学者通过对影响公众满意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基于SEM的公众满意度评价方法（龚莎莎，2009）。有学者提出不仅要考虑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还要关注网络系统对服务绩效的支持，这既可以作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式，也可以作为电子政务的评估维度（孟庆国，2012）。还有学者认为，电子政务的假设前提是以公众为客户，是一种G2C模式，在此情况下，可以将公众的满足程度和服务质量的实现程度作为电子政务评价的两个重要维度（谢雪玲，2013）。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确认了电子政务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现有研究从最初关注电子政务技术转向如何利用电子政务改进和提升公共服务，而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则多以SERVQUAL和SERVPERF模型为基础（董德民，2017）。有关电子政务的研究包括三个不同脉络：一是寻找网络信息技术与电子政务之间的联系；二是衡量一些国家的电子政务质量；三是涉及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以审视相关国家电子政务的框架和状况（Al Athmay, 2015）。

三、网络政民互动及政府回应

伴随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公众网络参与的深入，关注点正从单纯的信息沟通转向政府与公众间更深刻的互动研究，政民互动的实现除了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还有政府组织的有效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公众与政府组织间展开有效互动，相关网络倡议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

在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探讨网络问政在公众政治参与方面的理论内涵及其民主潜质，这些研究既有从政治文明层面展开分析的，也有从公众权利层面进行论述的（陈纯柱等，2013）。可以说，现有研究从理论上定义并确认了网络问政作为参与工具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网络问政作为政民互动形式的理论基础。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政府门户网站和其他媒体类型在政府与民众互动方面的潜力，Sandoval-Almazan和Gil-Garcia（2012）指出门户网站不仅可以视为提供政府信息和公共服务的渠道，还可以视为不同社会行动者和政府实体之间进行交互并实现信息和知识交换的有力工具，开放政府是一个与公众参与和合作明显相关的强大趋势。Mossberger等（2013）发现公众最有可能与地方政府进行网络互动，社交媒体等新工具有可能改善与公众的互动。在政民互动的渠道和内容方面，Bonsón等（201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对不同媒体和内容类型的偏好取决于其公共管理风格和制度背景，公众网络参与受到媒体类型和内容的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向公众发送有趣且相关的内容以促进其参与。

针对在不同群体的态度，Moon等（2005）发现公众和公务员两个群体的心理框架显著不同，公众对网络参与所涉及的隐私、安全等问题持悲观态度，这可能造成其对政府组织更加不信任，并导致其对改善服务和信息传播技术应用渴望的加强；而公务员则倾向于对网络参与持有积极看法，对实施政民互动的热情似乎是由对政府安全地提供服务和满足公众需求能力的强烈信心所推动。Hien（2014）通过对政府部门及其首席信息官的问卷调查，提出网络服务质量的测量尺度，包括信息质量、服务质量和组织质量。

针对政民互动模式，Chadwick等（2003）通过分析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三个电子政务案例，提出三种国家与公众间的互动模式，即管理的、咨询的和参与的，指出要使咨询和参与式互动成为国家与公众间互动的方式，就必须对现有政策进行重新配置。杜治洲（2008）将政府与公众间互动的模式划分为管理型、协商型、参与型三种。有学者着眼于网络参与中政府的决策逻辑，依据公众参与程度和政府回应程度，提出鸵鸟、杜鹃、蜂王和鸳鸯四种模式，其中鸳鸯模式政民互动的程度最高（翁士洪等，2013）。总体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诸如政府留言板、网络问政、网络理政等形式是我国目前比较典型并容易走向成功的互动形式。虽然类似的网络平台具备政民互动的潜力，但是其潜力的发挥仍有赖于政府和公众间更有效的互动、参与和协作机制（Sandoval-Almazan et al., 2012）。

在政府回应方面，Hassid等（2011）通过对肯尼亚和中国的定性个案研究发现，在媒体曝光后，相较于肯尼亚，中国政府的回应快速而有效。Distelhorst等（2013）通过对中国的实地试验发现，在线渠道往往能够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公众表现出较高的回应水平。Kweit等（2004）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官员减少参与的机会，公众对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支持则可能会减少。高质量的公众网络参与可以理想的方式影响参与者的信念，提高参与者对政府绩效的信任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回应和宽容。

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府回应的方式、特征和条件等，认为网络问政中体现的政府回应性是民主社会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网络问政是一个从输入、输出到反馈的政府回应框架（李松林，2013）。Meng等（201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通过正式机构或互联网获取公众建议方面，政府组织表现出同样的水平。杨国兵（2016）通过研究“寒山闻钟”网络问政案例发现，政府回应与环境及事件之间存在联系。有学者发现，公众参与大多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目前政务平台上政府部门的回应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张廷君，2015）。还有学者发现，公众参与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但网络问政中的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张华等，2013），即仍然需要深入探析政府回应在发挥网络民主潜力上的角色和作用。

四、网络参与效能及评估

针对公众网络参与的效果，Ergazakis等（2012）提出一系列宏观评估标准，包括政治层面对政策的贡献，社会层面给目标群体的好处，技术层面的绩效、可用性、可访问性和可持续性等。从政府层面来看，有研究者关注公众网络参与中政府公共服务的效果评估，并聚焦政务服务类型的评估，发现大多数政府组织仍然遵循信息和服务提供商的愿景，相关治理模式仍处于初始阶段（Sandoval-Almazan et al., 2012），政府的服务模式和治理方式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从公众层面来看，约翰·克莱顿·托马斯（2005）指出公众参与的不同类型，包括与公众分享权力、让公众获取信息以及增进政策接受性等，并分别指出其衡量标准。Kweit等（2004）指出公众参与可能没有任何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政府组织确实减少参与的机会，公众对政府决策和政府合法性的支持率就会降低，甚至可以说，是公众参与的信念提升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度，并增强其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可，而不是其实际功能。

从微观层面来看，学者一般采取资料评估的方法对公众网络参与效果进行研究，选取政府回应情况与公众满意度两个指标加以测度。Kelly等（2002）分析了许多针对公众满意度的研究，指出其中一些有关政府服务评价的意见分歧明显。有学者在评估基于Web的公共服务时，发现服务的个性特征和属性非常重要，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发帖时间和类型是影响其覆盖面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Goncalves et al., 2015），这说明评估维度的选取在不同类型的公众网络参与中侧重点不同。基于整体视角，Scott等（2016）构建了一个以公众视角为中心的净效益综合模型，主要评估网络服务的效率、有效性和社会价值等，以了解公众认为哪些是电子政务最重要的因素。王建玲、邱广华（2011）在回顾公共部门变革和界定公共服务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比较了公共部门服务质量测评的两类模式，即差异模式和绩效模式。总体来看，大多数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公众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特征等因素，基于政务网站资料或调查问卷展开研究，鲜有基于主体行为及特征的“客观”数据探索。

五、总结与评价

有关网络参与、电子政务、政民互动和网络参与效能等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网络政民互动效能提供了有益参考；针对研究问题，我们还需要对政民互动的网络参与形式、相关举措的有效性和研究方法与路径等层面做进一步拓展和探索。

从网络参与形式来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网络参与和电子政务；而国内相关研究除了关注上述参与形式外，对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政府留言板、网络问政、网络理政等参与形式也做了探讨，并从理论上确认这些参与工具在具体实践中的“成效”，这些研究奠定了网络政民互动作为公民参与形式的理论基础。然而，网络参与概念化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现有文献对公众网络参与各个方面的描述呈现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人们对网络参与的整体理解，且源于公众网络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关研究视角和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伴随网络民主举措的推进，应不断加强对不同网络参与形式的理论认识和总结，且须立足不同参与形式的具体情境。

对于网络民主举措的潜能，相关研究大多是从公众网络参与的重要性出发，基于不同研究范围讨论公众网络参与在不同时空、民主进程和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的政治参与效能（吴韵曦，2012）。总体来看，由于对相关举措的不同期望和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积极和消极的看法并存。当前的公众网络参与模型并未明确支持以公众为主导的网络参与这一新兴现象（Porwol et al., 2016），尤其是现有文献仍然缺乏公众对网络政民互动期望和使用经验的探索，缺乏对通过在线互动平台进行的政民沟通效果的研究（Goncalves et al., 2015），故需要不断探索研究网络政民互动作为一种新的参与形式的有效性及其对民主进程的影响。

相对而言，网络政民互动是一种影响广泛且在公众和政府间进行大规模沟通方面有巨大作用的新兴网络民主举措，迫切需要更扎实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深化对其行为基础、参与模式和作用机制的认识与解释。同时，网络政民互动具有较强的在线动员痕迹，相关数据可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为此，本书将紧紧围绕网络政民互动效能，立足于网络政民互动的具体情境，探讨网络参与行为与政民互动效能的关系、政民互动过程对公共管理的影响；采用访谈资料和问卷数据展开研究，充分利用互动平台中的大数据资源及相应的数据挖掘方法进行探索，以回应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对网络政民互动功能定位和发展优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