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性弱且制度阻力大

当前，促改革进入深水区，调结构步入阵痛期，国资监管阻力明显。国企混改要开放部分垄断领域，新进入者会带来市场竞争，国企未必能维持现有收益，更不用说平稳度过产业低迷期，或保障高管高待遇以及员工高福利。由此，国企内部的混改积极性不强，只能拖延混改或应付政策。例如，敷衍非公资本，仅对其开放利润率低的行业领域，而且，会强制附加“安置下岗员工、购置最新设备、偿还大额贷款”等不平等的投资准入要求，这样，非公资本也会失去积极性。非国有股东亦会担心重大事项决策的“话语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受限，从而影响不同所有制股东间的互信程度，最终，国企混改难以推进，陷入僵局。此外，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后，“政企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国企混改的深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决策会更加频繁，“权、责、利”关系必然得重新调整。国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掌握着分配国企资源的权力，但很少受到约束，(27)又常与政府官员交叉任职，薪酬与身份不相称，对国企绩效不敏感，(28)对混改监管积极性也不强，更多的是消极对待。但是，他们会倾向于迎合政府，换取“晋升资本”，而放松经营与监管。

国资监管矛盾，除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冲突外，还受到诸多制度上的阻力。其主要体现在，国资运营投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与新时代要求，所以，对国企混改达到预期目标也产生很多影响，亟须对国资监管机制做出适应性革新。目前，国资经营仍采用由政府权威监督主导的奖惩机制。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监管制度下，国资委不仅决定着国企经理层薪酬任免，还掌握着对国企绩效的考核评价，以及重大决策事项的审定监察。政府仍替国企决策，并代市场评价，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又受限于有限理性，并陷于政企利益关联，很难维持公平公正，造成国资运营偏离市场规律。在国资监管中，政府将部分社会职能与监管责任转给国企承担，将其作为“提供公共服务、执行产业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与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29)

由于薪酬限定且监管规范，即便国资价值提升，对国企经理层的激励也很乏力。少数自利的国资经营者，会倾向于将政府指令而不是市场信息作为决策首要依据。如果不改变扭曲的监管体制，即使引入非公资本，也会与国资运营者在“资金使用、投资模式、利益诉求”等选择上发生冲突，由此引发国企混改后的控制权争夺。其结果大多为，非公资本股东集体撤资，致使多元股权治理结构关系的制衡目标落空。此外，由上至下地推行国资运营与监管改革，政府部门本应发挥更大作用，但因改革并未给予直接利益，以及国资监管“有追责无容错”，部分官员担心改革失误，极易惰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