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怨女不怨
在腾讯大家专栏上看了一篇张敞的《张爱玲的怨念》，写的是张爱玲的中期作品《怨女》，知道了这本书由起草到出版漫长而坎坷的过程。作为一个“张迷”，禁不住想立刻拜读。网购方便，下单后第三天就从济南送到手里。
《怨女》是张爱玲在1955年去美国后写的第一本书，是在小说《金锁记》原有情节人物的基础上的改编。更换了一些人物的姓名，比较详细的交待了女主角出嫁前以及婚后的生活情况，扩充了女主角与三爷的故事、女主角儿子的故事，删去女主角女儿的故事。
1955年的秋天，35岁的张爱玲从香港搭乘邮轮抵达美国；来年3月2日，张爱玲得到美国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批准与接纳。中旬，张爱玲前往写作《怨女》的英文本。当时暂定名为《Pink Tears》（《粉泪》）。
1957年5月初，张爱玲获悉司克利卜纳（Scribner）公司不准备采纳《粉泪》。张受到沉重打击，十分沮丧，因此病倒卧床数天。
1958年10月，在修改中的《粉泪》更名为《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1965年2月2日，张爱玲正在把《北地胭脂》译成中文，过程中发现问题，继续修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说：“我正在把那篇小说译成中文，一改成原本的语言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不是那么回事’，只好又改，Donald Keene所说的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也在内。译完后预备把英文原稿再搁几个月再译回来重打，距离远些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废许多手脚，都是an exercise in futility，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做。”
1965年10月31日，张爱玲写完了中文本，并起名《怨女》。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北地胭脂》（现在叫《怨女》）的中文本直到现在刚搞完，所以一直定不下心来写信。什么时候能把英文本译好打好，也讲不定，机械化的工作应当快些。”
1965年11月，张爱玲把《怨女》寄给宋淇。
1966年4月，《怨女》在台湾《皇冠》连载。
1966年8月23日，《怨女》在《星岛晚报》连载。
1966年9月14日，张爱玲致信平鑫涛不要按照连载版出单行本。声明“作者决不同意根据连载《怨女》出书。”
1967年，英国伦敦凯赛尔（Cassell &Company）出版社出了单行本《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
1968年7月，皇冠出了张爱玲再次改定的，不同于之前《皇冠》连载和《星岛晚报》连载版的单行本《怨女》。
从起草到出版《怨女》，整整十一年时间，从《金锁记》发表到《怨女》定稿，跨越了25年的时间（张爱玲寿高75岁，这根本是她三分之一的人生）。张爱玲何以执意一定要修改《金锁记》。是江郎才尽，再无新的题材可写，还是另有原因。1964年11月21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这次我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改它，在我是还了自己一笔债。”这或许是一种解释。
《金锁记》是作家张爱玲早期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44年上海《天地》上，后收入小说集《传奇》中。
1995年，在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和季季合著的《我的姊姊张爱玲》书中，张子静曾提到，《金锁记》中的人物原型都是有所本的。他们对应李鸿章（张爱玲奶奶的父亲）次子李经述的家人。小说中的大爷，原型是李经述的大儿子李国杰，二爷原型是行三的李国罴，天生软骨症，三爷姜季泽原型是行四的李国熊，主持分家的九老太爷的原型，则是李鸿章的三子李经迈。
《金锁记》主要描写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由于心理的重度扭曲，曹七巧在分家之后转变为一个恶母和恶婆婆，亲手毁掉了女儿和儿子的幸福。作品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环境怎样把一个原本有着温情性格的正常女人变成一个阴鸷狠毒的“吃人者”。
1943年10月，23岁的张爱玲写完三万六千字的小中篇《金锁记》，在当年《杂志》月刊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连载。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月刊第三卷第11期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其中说：“它（《金锁记》）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42页的篇幅来专论张爱玲（鲁迅不过只占26页），他对《金锁记》的评价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金锁记》这部作品给年轻的张爱玲赢得了极大地声誉，也给张爱玲的文学打上了“一步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美丽的苍凉的手势”的符号。
但对于这些赞誉作者本人似乎有些不买账，针对傅雷的夸奖和批评，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
文章中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从中可以看出她根本不认为曹七巧比白流苏更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金锁记》原文不在手边，但是九年前开始改写前曾经考虑翻译它，觉得无从着手，因为是多年前写的，看法不同，勉强不来。”
台湾作家王祯和在1961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当面夸张爱玲的小说“真好”，而张爱玲说：“不要说。不好，不好。”
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认为曹七巧这个角色是太过彻底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曹七巧的彻底性表现在她结婚后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她的丈夫，患有残疾的二爷只是一个病态的存在，小说中的他除了作为一个恐怖痛苦的伤口一样的存在之外，甚至没有一点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嫁给二爷，七巧好像嫁了一个活死人，一块生肉。
丈夫和婆婆去世分家后，七巧因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家庭权利，而变得疯狂，她破坏了自己女儿和儿子的爱情婚姻，使他们没有后代，没有生活的希望。从生命传承的层面上看，这也不啻为一种自杀。七巧被作者强加了一种彻底的结局，具有悲剧性，带有年轻作家的锐气。
而《怨女》究竟改了哪些地方呢？首先是扩展了女主角柴银娣婚前生活的描写。婚前银娣是一个父母早逝，跟着继承了父母小麻油店的哥嫂，过着刚刚温饱的生活的，美丽善良泼辣的大龄待嫁剩女。这可能也是吴婶给她说媒嫁到姚家的原因。在这之前，她有自己喜欢的人——药店里的小刘，小刘老家就是她外婆住的村子。而贫穷的外婆也有把她说给小刘的意思。除了有自己喜欢的人，因为要时时接济外婆外公，银娣也饱尝贫穷的滋味。所以当听说要把自己嫁到巨富的姚家时，银娣也并不是坚决反对的。
其次，婚后银娣看到的二爷的身体状况，当然要比媒人说的还要差。所以回门的时候，她在嫂嫂面前掉了眼泪。但好在这个丈夫也没有那么差，他是一个虽然身体残疾但性格还算温和，爱着银娣的人。婚后的回门就是他的表态促成的，而后来在银娣企图上吊自杀的时候，丈夫甚至救了她一命。银娣和二爷的婚姻虽然不幸，但也还勉强过得下去。
不同于《金锁记》中的一儿一女，《怨女》中的银娣只有一个儿子玉熹。分家以后，银娣很不容易地给儿子娶了一门亲事，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欺侮。虽然儿媳也是个可怜人，但银娣对这个儿媳特别不满意，并最终通过精神虐待，气死了她，这与《金锁记》是一样的，大概是真实地发生在人物原型身上的事情，没法改。
在看到儿媳患病以后，银娣很快把自己健壮的丫头给了玉熹。虽然不是明媒正娶，只是收房。但健康的冬梅给玉熹生育了多个子女。连银娣都感觉自己家里“有人了”，有了后继之人。在作者的写作中，这种“有人了”的感觉，并非是简单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更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他们包括玉熹是银娣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活着就像银娣活着，他们以他们的生活帮银娣打破自己生活的困境，去体会生命的自由。这在文中有很明显的书写。而银娣的吝啬，以及让儿子吸食鸦片，也只是为了不让儿子在巨额财富面前疯狂，挥霍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可以说，《怨女》的改写，在《金锁记》的情节框架中注入了一种生命的力量，是一个崭新的作品，甚至可以认为是张爱玲中期的代表作品。
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算得上百年来颇有影响的家族。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的马江之役打了败仗，被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
《怨女》从1955年动笔到1968年改定，张爱玲从35岁走到了48岁，这时的她，因为去国离乡，已经从风头最劲富裕的中国年轻作家，陷入经济困难、颠沛流离的窘境。
这些年，她经历了父亲张志沂的去世（1954年）、母亲黄逸梵去世（1957年8月）、与潦倒作家赖雅的结婚（1956年8月14日）、到纽约堕胎（1956年7月或8月），赖雅跌跤卧床不起（1963年7月），缠绵病榻的赖雅连续几次中风后，终于全身瘫痪，卧床四年后去世（1967年10月8日）。而与赖雅的婚姻，以及母亲的去世，可能已经消除了早年不负责任的母亲在张爱玲心头种下的恨。她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以及生命传承的意义。
在《对照记》中，对于爷爷奶奶，张爱玲写道：
西谚形容幻灭为：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我倒一直想着偶像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我祖父母这些地方只使我觉得可亲，可悯。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怨女》中，银娣残缺的人生，因为有了儿子有了孙辈，有他们替他去体会生活，去爱，去恨，去热闹，而有了一些安慰。她的孙儿们已经开始在外面的学校里上学了，这些健壮的矮冬瓜一样的小生命未来有无限可能。而张爱玲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独立，也不失为是替她嫁得并不如意的奶奶和母亲活了一次。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身上展示出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