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仕前阶段。三十七岁前，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二、出仕阶段。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康熙二十九年（1690），奉调回京，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三、隐居阶段。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孔尚任在《先声》中，借副末之口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桃花扇》写的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南渡政权，东晋和南朝共二百七十年，南宋一百五十年，但最短命的是南明王朝，仅仅一年零一个月就覆灭了。占有江南广袤的富庶地区，拥有数十万武装的南明，为什么如此短命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桃花扇》通过艺术形象，相当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比较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迅速覆灭，主要在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权奸的误国。他塑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丧国的权奸形象。阮大铖是老牌的政治阴谋家、野心家，依附魏忠贤失败后，屏居南京，时刻窥测方向，伺机重登政坛，但都遭到了失败。马士英，《明史》称他“贪鄙无远略”，是阮大铖的靠山。剧本写崇祯皇帝去世后，他声称“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迎驾》），把迎立新皇帝当作一宗大买卖来做。在阮大铖积极筹谋，四出奔走下，抢先迎立昏庸的福王为帝，“凭着这拥立功，大权在手”（《迎驾》）。从此马士英篡夺朝政，阮大铖死灰复燃，把南明一步步推向覆亡的深渊。他们排斥异己，“日日罗织正人”（《逮社》），制造恐怖的统治。“进声色，罗货利”，“呼朋引党”，把向弘光选优献乐，作为中兴第一要事，而兴国大事，无一筹划。他们“私君、私官、私恩、私仇”，“无一非私”（《拜坛·眉批》），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又推行“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卖国方略，当清兵南下时，竟下令将北防的兵力调去堵截左良玉“清君侧”的大兵，丢下凤、淮一带，千里空营，让清兵长驱直进，“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誓师》）。当兵临城下，史可法在扬州告急时，马士英、阮大铖惊慌失措，带着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娇娃美女，仓皇出逃。一夜之间皇城大乱，南明也随之丧亡。孔尚任在原书《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可以说，通过误国权奸的形象塑造，达到了其创作意图。

作者还用浓墨重笔，描写了南明武臣的腐败误国，以黄得功等为首的江北四镇，掌握南明的兵权，但竟为争夺元帅军帐的座位排列，大动干戈，“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争位》）。他们又秉承马、阮意旨，移镇上江，堵截左兵，让清兵长驱直进，加速了南明的覆灭。刘泽清、刘良佐两镇还把弘光当作宝贝，“送与北朝”，企望“赏咱们个大王爵”，“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劫宝》）。

在整部剧作中，始终贯串着进步力量与权奸斗争这条主线。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以复社文人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以史可法为首的忠义将士，一直与阮大铖的复辟和马、阮丧国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香君在《却奁》中，根据种种迹象，洞察阮大铖的阴谋，毅然却奁，使阮大铖拉拢复社的企图不能得逞。在《守楼》中，她以头撞壁，不惜牺牲生命，不肯下嫁奸党田仰，忠贞于侯方域的爱情，反对马士英、阮大铖的迫害。在《骂筵》中，她立意做个“女祢衡”，当阮大铖命她侑酒唱曲时，乘机将自己满腔积愤尽情披露，把马、阮的罪行一一控诉。她凛然正气，刚烈的行为，掷地有声的言词，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权奸的痛恨和斗争，表现了光辉的爱国思想。

史可法在“迎立”这个关系南明兴亡的关键问题上，反对迎立昏庸的福王；他竭精尽力化解四镇的武装冲突，以期团结对外。当门户洞开，清兵已入淮境，扬州城危在旦夕时，史可法忠怀激烈，以理以情晓动将士精忠报国。言尽以泪，泪尽以血，血泪淋漓，沾满战袍。终于感动官兵，誓与扬州共存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誓师》）。三军将士同仇敌忾，气壮河山。当扬州失守，又得知弘光已溜出南京，“江山换主，无可留恋”时，史可法毅然效法屈原，投江自尽，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怎样看待《桃花扇》对清朝的描写呢？孔尚任要把南明的历史，编写成戏剧，搬上舞台，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清初几起文字狱，大多与写明史有关。康熙二年，孔尚任十五岁时，就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明史案。以庄廷名义出版的《明史辑略》（或作《明书辑略》）中，只因有不少“违碍”的语词，竟酿成大狱，入狱者数百人，被处死者七十多人。《桃花扇》如语词违碍，或对清朝有所指斥，说不定也会造成大狱，株连九族。

作者在《孤吟》中，假借赞礼之口说：“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暗示他反映现实的某些“含糊”和“遮盖”有不得已的苦衷。作者在开端《先声》中，脱离作品内容和故事情节，列举康熙二十三年出现的十二种祥瑞，歌颂太平盛世，这只是作者为剧本买一个保险的手法。作品“含糊”、“遮盖”的手法不止一端：他尽可能回避清兵与南明的冲突，巧妙的是始终不让清兵走上舞台。对南明城池的易手，主要写南明战将的内哄，忠义之士的独立难支，统治集团的望风而逃，而不写清朝的用兵。根据历史记载，史可法在扬州城陷时，被清兵俘虏，不屈而死。《明史·史可法传》：“城遂破，可法自刎不遂，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遂被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而作者改写为沉江殉国，从中可以看出他既要避免在舞台上出现清兵杀害史可法的形象，又要歌颂史可法的一番苦心。作者在“夹缝”中也往往透露了一些清兵南下造成的恶果，如写扬州被攻陷时，“望烽烟，杀气重，扬州沸喧，生灵尽席卷”（《沉江》）。而写“维扬井贮秋尸”（《馀韵》），也会使人联想清兵扬州大屠杀的罪行。但作品中对抗清报国之士及降清卖国之人态度是异常鲜明的，前者大力歌颂，后者大力鞭挞，泾渭分明，贯彻始终。作品在戏剧冲突基本结束后，还着意增写《馀韵》一出，凭吊南明的兴亡，反映人民对故国的怀念，舆图换稿的哀思。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重要的艺术特色。首先，作品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展开戏剧冲突，推动剧情的变化发展，如线串珠。特别对侯、李定情之物桃花扇的描写，正如《凡例》所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者当作巨眼。”其次，作者巧妙地把侯、李爱情政治化，融进了南明的兴亡斗争。促进侯、李的结合，原是一场政治阴谋，《传歌》、《眠香》、《却奁》这几齣们卷进政治漩涡的开端。李香君的却奁，打乱了阮大铖的如意算盘，并使他们的爱情得到升华。阮大铖的政治报复，迫使侯、李生离死别，但又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广泛的社会，更坚决参与对权奸的斗争。《守楼》、《骂筵》两齣戏，把对爱情的捍卫和对权奸的斗争融为一体，构成了两次反奸斗争的高潮。南明覆亡后，侯方域与李香君意外重逢，悲喜交集，尽情倾诉相思之苦时，传道法师，当头棒喝：“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入道》）使他们冷汗淋漓，猛然惊醒，斩断情根，双双入道。南明的结束，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赋予他们爱情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

将爱情融进政治斗争来描写，在戏曲史上前已有之。明代《浣纱记》、清代《长生殿》，都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演一代兴亡历史的，对《桃花扇》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这两部戏曲所根据的往往是神话传说，还不算严格的历史剧。《桃花扇》这方面的写作难度更大，特点更突出，成就更高。

在真人真事、有凭有据的基础上，大量虚构，写作历史剧，又是《桃花扇》的另一艺术特色。原书《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以阮大铖为例，阮大铖在历史上的确是魏党馀孽，葬送南明的罪魁祸首之一。书中的复社吴应箕以《留都防乱揭》声讨其罪，也是历史事实。要借侯方域之力，化解清议对他的指斥，为香君所识破，也出自《香姬传》。至于为马士英出谋献策，迎立福王为帝；依附马士英，狼狈为奸，大兴刑狱，浊乱朝政；撤江北之兵，让清兵长驱直进；最后降清，死于仙霞岭，都出自史实。至于人物性格，也与《明史》所写的“机敏猾贼，有才藻”相吻合。但作者在细节上，又作了大胆的渲染，合理的夸张、虚构，《哄丁》、《侦戏》、《闹榭》、《迎驾》、《媚座》、《骂筵》等场好戏，都于史无征，但却把阮大铖的权奸面目，刻画得须眉毕现，神形兼备，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大胆夸张、虚构，创作历史剧，《桃花扇》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的校勘，根据康熙戊子刻本、兰雪堂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注本互校，择善而从。校正的地方，不一一注出。断句时为便于读者的诵读，对曲文和说白中的骈语、诗词部分，除注意到语意外，还注意了它的音节和格调。注释方面，除了注明典故出处、疑难词句外，有时就整句、连句、甚至整支曲子加以串释，指出作者的用意所在。我们的工作比较粗糙，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多多指正。

苏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