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思想研究的一般意义

1.文学思想之源流发展

文学思想史是研究文学这一学科思想的萌芽、发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史，是被把握在思想史中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家关于文学问题的种种历史性思考。[10]

在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迄今两千余年的西方文学思想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方文学思想以其体系的完整和内涵的丰富对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历史的纵向看，西方文学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古代主要是古希腊罗马文学思想和中世纪文学思想，近现代包括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文学流派的思想，当代则主要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从共时的横向看，同一时期或同一流派的文学思想则在不同国度所呈现的面貌、态势、强度以及特色上均存在差异性，例如，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以法国最突出，英德次之；浪漫主义文学思想以德法英为中心向全欧辐射，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的现代文学思想以欧洲为重镇，而当代文学思想则以美国最为活跃。[11]

在中国，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必然地伴随着文学思想的诞生和发展。我国文学思想滥觞于中华民族的前文字时代，萌芽于中华大地的神话歌谣之中。从现存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早期对于文学宗教、娱乐、养生、抒情功用的肯定，这些是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一定的文学思想之发生和发展，又与一定的哲学、社会、文化思想总是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同意敏泽先生把中国文学思想大致分成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以来六个时期的做法，认同其不同时期文学思想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看法。如果追溯上古回望的话，原始文艺取乐于人的种种表现可以看作是人性审美意识的萌芽。到了先秦两汉，文学被看作是昌明道德的工具，用来和合民心，使它成为政治的一翼，并以此作为儒教的基本礼乐思想的载体。到了六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伦理的羁绊，它本身的独立价值开始被人们认识。隋唐五代继承了前代对文学的自觉，并且使它进一步发展。至此，唯美是求的文学至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但到了宋代则出现与此相反的倾向，去华美而取质实，弃雕琢而求素朴的思潮开始流行。清代以后尚古之风盛行，不过清代所尚的“古”，因文学类别不同，或追慕汉魏，或尊奉唐风，或欣羡宋风，互不相同，因而要指出它的主要潮流是困难的。

不管如何变化，自古以来始终占据着中国人头脑的两大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前者代表入世的肯定现实的思想，后者代表出世的否定现实的思想。前者对人伦道德的匡正最为关心，留意于人工文化的发展；后者以保全天真为第一要义，为此，以复归到无欲无智无为的太古自然状态为理想境界。所以对文学，儒家往往律之以道德，劝之以功利实用，戒绝空想；道家正与此相反，教之以尘世的超脱，无用之用，想象的自由。[12]

2.作为学科的文学思想研究

作为文学思想研究的专门术语，文学批评一词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或“裁定”的意思。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13]可以说，批评的核心内涵便是“判断”。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认为：“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这个术语就被意义明确地使用起来”。[14]我国学界多用“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此处的“批评”含义已与近代接近。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其一，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文学批评是一种建构，也是一种创造。批评家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或者说文化的创造性力量之一，他通过他的批评行为，本身也在探索这个时代的文学。这个时代的言说和书写怎么样，创造性潜力在哪里，这才是批评家真正应该做的，也是对批评家真正的考验。[15]批评家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阐释，不能停留在对既有理论概念的套用和检验上，也不能满足于通俗易懂的感性鉴赏，更紧迫也更为重要的其实是通过批评来完成思想生产和理论建构。从事文学批评活动，首先意味着对批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是发掘或揭示批评对象的内在价值。显然，如果只是提示或发掘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世界的连接，并且充分表现批评主体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态度。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主体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世界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此外，文学批评还必须在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体位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16]

其二，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由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初步印象及感觉，经过逻辑思考和分析，从而升华至思想的范围。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转换的文学活动，它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需要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实现从文学到思想的飞跃。如果说主体的情感体验只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获得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那么批评则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向度加以考量，在体验和观点的基础上对批判对象作出综合判断。这时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所蕴含的普遍规律和真理。[17]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公正态度及鲜明的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暧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18]

其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逐渐高涨，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学科方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我们认为，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文学批评追求的思想性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杰出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可以概括的主题思想，而是流淌在文本内部的叙述性思想，是弥散而丰富的”[19]。如果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原创性思想，必然要求选择带有原创性思想、具备思潮开创性的批评方法。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意义之体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在特定时代的思想前沿上，文学总是能够提出、回应并表达生活中那些内在的、重大的和切身的问题，也生成了这个时代最敏锐、最深邃和最重要的思想。对文学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文学思想是文学批评比较集中的体现。

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第六卷《美国批评：1900─1950》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文学批评进行了大体归类，注重个体研究。而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的《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更注重群体研究，追溯了美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各流派与欧洲大陆各学术流派的历史渊源和它们在美国本土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此外还有查尔斯·格力克斯伯格（Charles I. Glicksberg）的《美国文学批评1900—1950》，该书从美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乔尔·伊莱亚斯·斯宾加恩（Joel Elias Spingarn）的“新批评”演讲，到注重文学作品“道德意图和社会目的”的“纽约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全面梳理了20世纪前半叶有影响力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及其文学思想。而克林克威茨（Jerome Klinkowitz）的《文学颠覆：新美国小说与批评实践》，则重点关注20世纪后半期作家们的文学思想，对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的“多元文化美学观”、罗伯利·威尔逊（Robley Wilson）的“实验现实主义”及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革新小说”的创作理念的评价很精当。沃尔夫雷斯（Julian Wolfreys）的《现代北美批评与理论》概述了从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学文学批评观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耶鲁学派、“白种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等等。

第二，有利于克服文学批评泛化的问题。

韦勒克曾宣称：“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综观20世纪我国的文学界，也曾有一大批谙熟而博通中西文化的大家，他们隐默淡泊、自觉自砺，从多元、多维、多向度的比较研究视野中，不仅先知先觉地警醒到自身民族传统文学的亮色，更倾心于建构深厚而丰富的中国文学思想内涵。但是，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和市场化，且整体创作质量不尽如人意。而文学批判较文学更早地从自家阵地逃之夭夭了，转而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附和，逐渐趋于商业化、新闻化和广告化。对此批评家南帆断言：“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20]特别是在大众传媒的操纵下，文学批评意识的缺席被方兴未艾的文化批评所占据。诚然，文化批评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但却远离了文学，缺失了对文学的感知、审美体验，丢弃了对文学恰到精微处的意义阐释，并丧失其文学原创性的价值评判。这些不但使文化批判从自为空间摔落，甚至沦落为以不同文化视角切入的各学科的演练场。只有通过加强文学思想的研究，才可能为文学批评找回失去的灵魂和生存根基，重拾对文学的价值判断。

第三，有利于弘扬文学的纯粹性和思想性。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分工的精细化，现代文学同样是往类型化的方向发展。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注重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大众文学，两者之间的分野渐趋明显。纯文学被认为是高级的、真正的、通往永恒的文学，而通俗文学则被认为是追逐利益、沉迷当下、意义不大的文学。人们可能会意识到这种区别，但问题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有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加强文学思想研究，既要倡导以文学为本位，反对将文学工具化、商业化，同时又要防止走向封闭，变成自娱自乐的游戏。通过文学思想的历史性叙述和自我审视，可以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度，也就是为文学找到恰当边界。换句话说，文学就其本性而言，不应该拒绝、排斥现实，而应该关注、包容现实，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直面每一个脆弱而有限的生命，胸怀全人类。

第四，有利于更加关注文学作品及其思想。

关注文学的首要意涵是关注文学作品及思想本身。正如莫言所说：“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21]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语言建构，这种语言建构需要昭示和蕴含一定的内涵。单纯就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文学作品是它的文学特性、想象和语言三者的结合，不仅涉及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而且也涉及对它的联想”。[22]正是由于联想的存在，使得文学作品在不同阅读主体的阅读过程中，唤起了不同的意义。由于不同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处的时代背景、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也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更加丰富。正如I.A.瑞恰兹（I.A.Richards）说的那样：“一首诗，它在适当的读者的心灵中所构成的真实的经验，约束着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并且整理他的冲动，乃是我们研究他人对于事物如何感觉的最好的证据。”[23]文学不能离开它善感、敏锐、柔软的出发点，不能失去对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判断，不能在文学第一现场缺席，否则就将剩下一个躯壳，并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推到边缘。

总的来说，无论是外部的现实状况，还是文学思想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都在发生积极深刻的变化。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建立，不能是单靠文学创作所能办到的，也不能是单靠对文学的思想状况进行反思就能办到的，而应该通过文学批评将文学创作与主体批评连接起来，使得文学在走向思想前沿的同时也回到其自身。文学既是审美活动也是主体的活动，是主体实现自我主体性的活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者，若不能感受文学创作显示出的思想倾向，不能把握文学主体的思想个性及其审美风格，也就难以把握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