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映带右军书

上海博物馆曾经举办的“中日古代书法珍品展”在文博界、书法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参观者感受到一种跨越千年的文化震撼。该展最引人瞩目的展品当属王羲之的墨迹，尤其《丧乱帖》更是存世王氏书迹中最为精良、地位至高的一幅。《丧乱帖》长期由日本皇室御藏，为一睹芳容，国人守望千年，吾辈亦翘首三十载。十天展期，奈何公务庞杂，脱身不得，直至展览预定闭幕前才急请上海的朋友联系，得知展期延长一天，大喜过望，次日下午匆匆赴展，终了夙愿。

对王羲之《丧乱帖》的向往，是从我中学时期开始的。那时正值“文革”，传统文化蒙难，传统文化精品尽数遭劫。我虽无法正常读书，却在老师和前辈们的呵护下，有机会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旧东西”。因为学校停课，父母分别被关进“牛棚”，我们姐弟三人只能在南通祖父处或上海姨妈家辗转小住。在上海，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南京东路的朵云轩、福州路的古旧书店等处。一个中学生整天就在这几家店打发时光，直到吃晚饭时才踏上陆家嘴渡轮回家。那时的上海，虽然是阶级斗争风暴中心，但我在南京东路、福州路的几家书店，却还能在供批判的柜台里找到想要的书和帖。古旧书店虽没有几人问津，但其清雅的氛围、飘逸的书香与外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喧嚣而过的宣传车形成强烈的对比，一片肃杀中让我感到一丝暖意，也让我得到那个时代难得的文化熏陶。进入七十年代，局势稍有了些好转，在上海还曾有过几个文化方面的展览，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上博举办的“中国古代书法展览”，让刚上高中的我开了眼界。其中，王羲之的《丧乱帖》更以其书体之优美、气势之雄奇，深深打动了一个少年的心。

丧乱帖（局部）

东晋 王羲之

王羲之，人亦称“王右军”“王会稽”。他秉性耿直不畏权贵，更不愿为一官半职折腰。在会稽内史任上时，同僚王述官气很重，王羲之很不以为然。后王述偏偏官运亨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并常常与他作对，令他难堪。王羲之忍无可忍，愤然辞职，隐居于会稽的蕺山之间。著名的《告誓文》书，就是他在受到王述压抑打击之后，去先人坟上诉告，发誓不再为官的一篇楷书檄文。王羲之习书勤奋超乎常人，他在山谷之中苦学钟楷、张草二十多年，山里的竹叶、树皮、木片和山石皆为所用，不计其数。随着王羲之书法技艺的不断长进，其艺术视野也不断扩展。他博采众长，遍学李斯、曹喜等人书体，融会贯通，终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变为妍美流便的行草。唐朝蔡希综的《法书论》云：“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真可谓是开一代晋书之风流，领天下第一之风范。

我喜欢王羲之的墨迹，不仅仅因为那次展览《丧乱帖》给我带来的震撼，还在于孩童时描红练字，父亲常用王羲之苦练书法的故事给我以激励。我虽然没有像父亲希望的那样，苦练而成书艺大家，然而却养成了喜好书法的生活情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参观古代书法展览时，便特别留意王羲之父子的书帖，以期一饱眼福。

上海博物馆离无锡很近，每当得知展出《鸭头丸帖》等藏品时，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其实王羲之流传下来的二十多件书作，均是历代摹本而无一件真迹，其中名声最大的要数乾隆皇帝收藏于“三希堂”的“三希”了。所谓“三希”，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现在除《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外，其余两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两件珍宝我已先后在其展出期间得以近睹，但《快雪时晴帖》只能在印刷品上相见，未能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多少年来一直引以为憾事。

有一次随团去台湾，我特地要求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不巧那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竟不在展出之列。原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保护书画珍品，防止加速老化，特选出时代久远、纸绢状况较脆弱、在艺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七十件作品辑为“书画精华”，每年选择部分作品轮流展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列为七十件精华珍品中前二位，可见其“书圣”的崇高地位。关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幸未散失并平安到达台北有不少美谈，那志良著《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和吴瀛著《故宫尘梦录》都有涉及。《故宫尘梦录》第十一章《扣留书画，放出元宝》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这时已经是11月17日（1924年），当日清晨将清室从前的警卫队解散完毕，由鹿司令派所部步兵代任警卫。溥仪夫妇以及两老妃的应用器具、衣服、物品，夹带一些珍珠宝贝都运出去了，仅仅在溥仪的铺盖之内，发现了一件所谓“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同一件仇十洲画的《汉宫春晓图》，不客气地扣留下来，其余的都放走了。

如果当年被溥仪带出宫去，《快雪时晴帖》不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台湾之行，可惜“三希堂”中在台北的唯一“一希”还是未能看到，实在遗憾。所幸那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轮展的十六件书画精品中，王羲之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尚在展出之列，并提供了与其相关的资料，独辟专室供观众观赏。此帖也是三帖合成一卷，北宋初年藏驸马都尉李玮家，有“李玮图书”收藏印。后入宣和内府，再绍兴内府，明清为项元汴及京口张氏、笪重光等所藏。入清内府未受重视，《石渠宝笈初编》著录列次等，《三希堂法帖》亦未收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放入《故宫法书》《晋王羲之墨迹》等。不管怎样，看到了王羲之的另一件珍品，也算不虚此行，难得，难得！

说到观帖，还有一件憾事。去年上海博物馆从海外收购的宋《淳化阁帖》最善本，展出轰动一时。《阁帖》第六、七、八为王羲之书，计四册，其间多处枣木板横裂纹、银锭纹粲然可鉴，为信实可靠的北宋原刊拓本。那次因公务繁忙，我未能赴上博观看。这次专程去上博看“中日古代书法珍品展”，除王羲之的《丧乱帖》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地带来了他的《孔侍中帖》《定武兰亭序》(吴炳本)、《十七帖》和王献之的《地黄汤帖》等，观者真是眼福不浅啊！其实王羲之还有一帖在日本，即《游目帖》，亦属唐摹本，纸本草书。有“绍兴”“此外何求”“正谊书屋珍藏图书”“乾隆御览之宝”等印，清时藏内府，历咸丰、同治，赐恭亲王。后流入日本，安达万藏氏收藏，内藤湖南有跋，二次大战时在广岛毁于原子弹。

《丧乱帖》也是三帖合一（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共有十七行，首八行为一通尺牍（《丧乱帖》），第九行至十三行乃一行一行之断筒（《二谢帖》），第十四行至末行另成一通尺牍（《得示帖》），帖名取自起始之语言。原为卷子，现改装成轴，典型日本式装裱，极为精美雅致，与书法浑为一体，不火不俗，虽有玻璃相隔，仍能感受到一股书卷之气扑面而来，这是近现代书法作品无法感受到的。《丧乱帖》虽属唐摹本，但文书俱妙，文笔优美，淋漓酣畅，笔势精妙，结体多欹，书体章法疏朗自然，质朴无华。全帖气韵不凡，枯润有致，潇洒跌宕，不愧为一件煊赫海内外的名迹，实属王羲之的典型之作，真正体现了其晚年书风的神采。相传唐太宗极爱王羲之书法，在位时不惜重价在全国搜罗王羲之真迹，并请高手勾摹复制，以便流传。不仅如此，太宗还在《晋书·王羲之传》中作赞辞云：“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如此厚爱，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丧乱帖》在唐代就传入日本，盛行的说法是由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它的右方纸缝间有三方铭有朱文“延历敕定”的印记，昭示了其作为延历御府秘藏的文物地位。延历相当于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782—805）。据日本《支那墨宝集》记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帝室保存。”众人所知，王羲之的字迹，如今存世仅二十余幅，几乎都被证明是后人的摹本。相比之下，日本宫内厅所藏《丧乱帖》最具晋时古意笔风，实属真迹下一等绝品了。

远官帖

东晋 王羲之

千年瑰宝得以重返祖国，可谓奇事，更可谓盛事。三十三年前我在上海参观“中国古代书法展览”初知《丧乱帖》时，曾想这辈子怕不能见到珍品了，如今梦想成真，岂不令人感激而涕零。兴奋之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观《丧乱帖》时的心情为什么出乎寻常地平和？我从头至尾注目欣赏，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一遍又一遍地体会。王羲之一代书圣，其神品如此平和，个性如此沉静，书卷之气盎然，难道这就是书圣的真谛吗？千百年来为历朝帝皇所喜欢、为历代文人所歌颂的，不就是书圣的人格品质和书体的卓然风姿吗？书法的内涵应在书卷气，历览古今书法家，从王羲之到颜真卿或是张旭，从苏东坡到黄庭坚或是金冬心，都从读书中来。只有以读书人的功夫打进去，才能以读书人的气质走出来，带着盎然的书卷之气，贯注到书法创作的全过程，作品自然也就洋溢着文人气息了。黄庭坚对苏东坡的书法就是这样评价的：“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苏东坡如此，王羲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书圣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书圣，不仅在于其书法本身，还在于其人品之高、其心境之平、其气质之雅，包含了文化、个性、情感、意境乃至哲学的深刻内涵。《丧乱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作品的典型，这件唐代摹本惟妙惟肖，最接近原作风格，体现了书圣的艺术功力和人格魅力。对此帖的艺术成就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其意义无可量也。《丧乱帖》这一书法瑰宝，去国千年，归省十日，国人得以一睹芳华，吾辈得以一解梦怀，当谢好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