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

近代哲学的舞台主要被英、德、法三个国家所占据，进入现代以后，美国哲学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四个国家的哲学鲜明地分为两个大的阵营：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和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在欧洲大陆，有人把英美哲学传统称为“大西洋传统”（Atlantic tradition）、“盎格鲁—撒克逊哲学”（Anglo-Saxon Philosophy）；而在英美，有人则把大陆哲学称为“拉丁—条顿哲学”（Latin-Teutonic Philosophy）、“法兰西—德国哲学”（French-German Philosophy）。这种区分的根源是十分复杂的。从历史渊源上看，这两大阵营仍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世纪唯实论和唯名论、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继续。19世纪晚期，英国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基于德法两国和英国哲学家对康德的不同回应，首次在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后来这种区分逐渐被双方的哲学家所采纳和加强，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哲学传统，从而构成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分析哲学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摩尔（G.E.Moore，1873—1958）、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蒯因（W. V. Quine，1908—2000）、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1940— ）等。大陆哲学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叔本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德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1929— ）、柏格森、萨特、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

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不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而是“做哲学”的两种不同的风格。总的说，欧洲大陆哲学更关注于“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问题；关注于人和人生问题，强调哲学与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因素的关联；强调哲学传统的重要性，关注历史分析。分析哲学家们则更关注于语言问题，关注意义的分析，即通过分析澄清命题和概念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他们希望单独地、确定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从而达到哲学思想的明晰性和确定性；他们更多地诉诸逻辑、科学和数学，而不是人文。怀特（Morton White，1917—2016）说：“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或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7欧洲大陆是刺猬的国度，而英语世界则是狐狸的国度。这是借用英国思想家柏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的分类。柏林根据希腊寓言把不同类型的思想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刺猬型的思想者善于创建宏大的体系，囊括世间所有问题；而狐狸型的思想者是那种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对宏大体系不屑一顾的人。前者只知道一件大事，后者则知道很多小事。前者着眼于森林而忽略了树木，后者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大陆哲学家看来，英美分析哲学往往思想清晰有余，而缺乏诗意和美感。在分析哲学家眼中，大陆哲学则思辨、浪漫有余，而严密性不足。巴斯摩尔（John Passmore，1914— ）把双方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如果说，大多数英国哲学家相信大陆的形而上学是随意武断、妄自尊大和破坏心灵的，那么大陆哲学家同样深信英国经验论是庸俗低劣、单调乏味、破坏灵魂的。”8昔日王国维就曾彷徨于哲学的“可信”与“可爱”之间。在他的眼中，形而上学、伦理学与认识论、逻辑学各执一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也是很多人对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看法。

当然，从地理上对两大阵营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维特根斯坦、弗雷格和卡尔纳普都是欧洲大陆的“儿子”，但却不是“大陆哲学家”。长期生活于英国的波普尔却没有割断他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血脉，在谈到英美分析哲学时他曾经说过：“对于琐碎论点进行琐碎的批判而不理解宇宙论和人类知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且没有严肃而竭尽全力地去解决它们，在我看来是致命的错误。”9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2018）在谈到分析哲学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质疑的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10而实用主义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哲学则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大陆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可见，从地域上说，两种传统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纳粹时代，很多德国或奥地利哲学家到了英国和美国，客观上淡化了两种哲学传统的划界。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被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方法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对话和交流。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哲学家怀特曾经编辑过一本名为《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的文集。这个具有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背景的哲学家在书中不仅收录了穆尔、罗素、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而且收录了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柏格森、胡塞尔和萨特。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本书的最后，怀特发出了在两种哲学传统之间进行对话的呼吁和劝告。“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把二十世纪哲学的两个对立要素重新统一起来，即用那些主要是大陆传统中的高瞻远瞩、明察洞见和比较人道的与有文化修养的事宜来补足最近英、美传统中分析派的、实用主义的和语言学派所关心的事情。”11哲学家“应该对逻辑与生活抱有同等重视的态度”，这样，“豪放的哲学家们就会放弃无需认识或者感知许多小事物就能认识一个大事物的思想；而小哲学家们也就会努力去认识大事物了。”12事实证明，怀特的期望已经实现。近年来，在促成两种传统的对话与融合方面，美国哲学家罗蒂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相信，两种思潮的融合与对话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进行。西方哲学已经并且必将是刺猬与狐狸的联姻。

注释

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3页。

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页。

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2页。

4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5 同上书，第80页。

6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7 M. 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12页。

8 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 新近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4页。

9 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405页。

10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

11 M. 怀特：《分析的时代》，第244页。

12 同上书，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