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礼论

性恶论是礼论的基础。正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以礼义、法治来教育、改造和制约人性。荀子说：

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

人们的物质欲求需要社会规范加以调节、疏导、约束甚至压制，才不致造成纷争混乱。

荀子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无，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

这是说，礼有三种本元：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元。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呢？没有先祖，怎么会有族类呢？没有君长，怎么会有政治呢？三者偏缺一种，就无从安定人民。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里所说的三本，只是指人们生命、族类的本元与政治的主导。人们为什么要祭祀天地、先祖，尊重君师？人有根源感，人总是要眷怀、追思，甚至回归自己所以出生之处。祭祀天地、先祖，尊重君师的礼俗逐渐演变成礼制。礼制是为了人心的安定，社会的秩序化。

从社会与人的性情的角度看，荀子认为，礼义起源于对人的自然本性、情欲情感的限制，起源于人们无限的欲求与社会有限的财富的矛盾。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求必须满足，但财富毕竟有限，因此只能按社会名分等级来确立消费的多寡，以解决需求和生活资料的矛盾。

荀子认为，人们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一个社会的组成及其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和等级名分制度加以确立。礼、义则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他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能“群”。而人所以能群居，是能“分”。靠什么“分”?靠礼、义。他说：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王制》）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面对自然，面对野兽，必须联合成社会群体，而任何群体，必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要有分工和合作，要有等级名分，并以此决定消费品之分配，以免发生争斗和内乱。他提出“明分使群”的命题，指出：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人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兼通数种技艺，兼管各种事务。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靠众多人的生产品供给。群居生活一定要明其职分和等级。明确各人的职分是人能“群”的前提，而礼义是维持“分”的手段。荀子把合群的力量归结为“圣王”“君主”。他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道》）“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

荀子主张“以礼正国”。他所倡导的“礼治”，是通过社会分工，确立贫富贵贱的等级秩序。因此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他指出，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要求人们遵守维持贵贱贫富等级秩序的礼，安分守己。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修身》）“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臂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王霸》）“错”，是“措置”的意思。礼一旦制定，就不能违反。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也不能违反，如果违反了，就应当贬为庶人。相反，庶人的子孙遵守礼义，注重修身，也能提拔到社会上层。礼需要教育，需要向师长学习。“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同时，他又主张，“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富国》）。

荀子虽然主张以“法治”补充“礼治”，但“礼治”本身仍然是“人治”。他强调隆礼义，是因为礼义法度属于后王现行的东西，比起先王的《诗》《书》更为切近明确。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

法令固然重要，但根本上是人的问题，特别是任用贤人的问题。有法更要有人，用势不如用贤。君子可以制定法、执行法，小人则只可能践踏法，利用法生乱。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修身》）

这里有三个层次的划分，光拘守法而不识其义是不够的，识其义能固其志以实践道而不能类通先王之典，也是不够的。荀子还是主张信用贤能，天下为公。荀子向秦昭王明确表示了实行王道政治的立场，肯定儒家的仁义爱民主张，并认为只有儒家之道才能统一中国。

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儒效》）

这里，人师是儒者!总之，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由君子实行。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统治者与庶民都必须遵守。在这些方面，荀子与讲法、术、势的法家有很大的区别。

荀子指出，礼以中道调节情绪、情感的表达：“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粗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礼论》有了礼的仪节，贤者表达敬爱之心，不肖者用此成行义之美。礼可以节制人们情感的表达，兼而用之，及时行动，交互为用。

荀子的礼论又是与乐论相结合的，礼乐不仅调节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态，它也包含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论》）荀子认为，人群相处，除了“分”“别”，即分工分职，并以社会政治伦理等级秩序相区别之外，还要讲“合”“同”，讲情感。礼乐之道，既使社会群体有分别，又使社会群体相融合。礼偏重于分，乐偏重于合，但二者均有偏重而无偏废，相互为用，目的都是为了调节社会关系，和谐社会生活。荀子说：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导），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导）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乐论》）

諰即偲，有佞、邪之意。这是说，人之道表现在音乐上，音乐需要人引导，音乐具有道德教育的功能。乐能陶冶性情，增强美感，提升人的境界，修养人的身心。圣人提倡雅乐，反对靡靡之音。荀子把儒家的礼乐相辅相成之道发挥到极致，主张“美善相乐”，指出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提高百姓的文化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

儒家的礼节，除日常礼节外，重大的有如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都有其具体含义。这些都是来自民间习俗，慢慢形成，且在不同的时空不断变化的。儒家提升这些礼节的品质，赋予其道德意义：冠礼在明成人之责；婚礼在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丧礼在慎终追远，明死生之义；祭礼使民诚信忠敬，其中祭天为报本反始，祭祖为追养继孝，祭百神为崇德报功；朝觐之礼，在明君臣之义；聘问之礼，使诸侯相互尊敬；乡饮酒之礼在明长幼之序；射礼可以观察德行。总之，这些古礼综合了宗教、政治、伦理和艺术、美学的价值，对于稳定社会、调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质都有意义与价值。儒家除了礼教、乐教，还有诗教、书教等。荀子主张开发人民的心智，使人向善，敦厚庄敬，相互和睦，克服与生俱来的好逸恶劳、争斗纵欲等人性负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