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天论

一方面，孔子、孟子均继承了夏、殷和周初人的宗教神性意义的天道观，并依据《诗经》《书经》，发展出个人德性为天所赋，个人“畏天”“知天”之说，又结合道德、宗教，把天作为道德的超越根据。另一方面，孔、孟均有将“天”视为自然意义的天的看法。荀子也继承了以天为神的传统，如说“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把“天”“帝”合称为“动如天帝”等。荀子也以“诚”说“天”：“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不苟》）他的“君子与天地相参”等思想亦与《中庸》相通。

荀子天论的创新发展在阐发“天”的自然义和规律义。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

天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的。人们看不见它的行动，可是看得见它的功绩，这就叫作“神”。人们都知道它的成就却不见它的形迹，这就叫作“天功”或“天职”。圣人只修人事，不希求了解天道自然。他把自然天地作为万物生成长养的源泉。“天地者，生之始也。”（《王制》）“天地者，生之本也。……无天地恶生?”“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

他提出“天行有常”的命题，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论》）天道即自然规律，并不与人事相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乱不是由于天的主使。日月、星辰、节气，在禹王、桀王时都是相同的，可是禹王时天下太平，桀王时天下大乱，这都不是天的意志而是人事的问题。荀子说：星宿坠落，树木吼叫，人们都感到恐惧。这不过是天地的运动、阴阳的变化，没有什么可怕的。日食、月食、怪星的出现，或风雨不调，是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如果君上英明，政令平顺，即使发生这些灾害，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如果君上昏暗，政令险恶，这些自然灾害即使不出现，也无法挽回或补救其厄运。他反对用祭祀来求雨解旱，反对“卜筮然后决大事”。他认为，悼念死者的祭祀只是表示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不是“鬼事”。

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也就是界定好天的职分和人的职分。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生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

加强农业，厉行节约，天就不会使人贫穷；给养充备，动作得时，天就不会使人困顿；遵循着“道”，不出偏差，天就不会使人受祸。违背了自然规律（“道”），任意妄行，天就不会使人吉祥。人事处理不当，即使没有发生自然灾害，人民也要遭殃，因此不可以埋怨上天。懂得区分天与人职分不同的人，就可以叫作“圣人”。

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人类的命运在上天，国家的命运在礼制。产生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是自然之天，而治理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则是有为的人。荀子主张不要迷信天，但要尊重天道，在尊重的前提下，人是有所作为的。

荀子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指出：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

与其迷信、思慕、歌颂“天”的权威，等待“天”的恩赐，不如了解自然，掌握规律，使自然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在区分自然与社会、天与人的基础上，人可以依据自然之天道，去使用、控制、变革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