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海经》郭璞注所载“畏兽”释义

“畏兽”之称见于《山海经》的郭璞注。其意当指让人畏惧的怪兽。这类怪兽，先春秋文献有所记载。相传春秋后期晋平公梦见“朱熊窥屏”，子产言此朱熊为共工所化，“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下祟，见之堂，则王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则近臣忧”265。《山海经》里多有“食人”之兽、鸟和精怪，并且多集中于《山经》，据查，《南山经》和《北山经》各有三，《西山经》和《东山经》各有四，《中山经》有二。《海经》中亦有让人生畏的怪兽。《海外南经》和《大荒东经》皆有称为“视肉”之兽，郭璞《图赞》称其为“聚肉”，说它“食人薄味”266，《海内北经》说“蜪犬”、“穷奇”两兽“食人”皆“从首始”267。即令不是食人之兽，也会因其怪异而让人恐惧。汉魏时，或有人将这类鸟兽图画成书，称为《畏兽》。郭璞注《山海经》每言某兽之形“亦在《畏兽》画中”，如《西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注“亦在《畏兽》画中，似猕猴投掷也”。《西山经》又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郭注：“‘駮’亦在《畏兽》画中。”《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御凶”。郭注：“辟凶邪气也。亦在《畏兽》画中也。”268可见郭璞之时确有《畏兽》一书，此书似亡佚于北宋时期，南宋姚宽撰《西溪丛语》，谓郭注《山海经·大荒北经》“强良”之兽，“亦在《畏兽》书中，此书今亡矣”269。郭称“《畏兽》画”，姚宽称“《畏兽》书”，盖此书亦类《山海经》而有图有文也。可以推测，汉魏间类似于《山海经》的有图有文志怪之书，当非《山海经》一种，只是因为《山海经》最为有名而得以流传，他者多亡佚。

近年，饶宗颐先生精研《山海经》所载“畏兽”以及古代关于畏兽画的记载270。饶先生从《山海经》的《西山经》及《北山经》里找到郭璞注提及“畏兽画”的三处记载。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他还指出，《海内南经》“氐人国”郭注“画，胸之以上人；胸以下鱼也”，其中的“画”，“当亦是指‘畏兽画’”。饶先生所引此句经文，毕沅本作：“盖，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271检郝懿行本亦作“盖”272，袁珂本作“尽”273。诸本比较，当以毕沅本作“盖”者为优，不知饶先生所据为何本。

如果排除了《海内南经》的一条郭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畏兽画”只见于成书时代较早的《山经》，在郭注中现仅见有三处记载。

关于“畏兽”，饶先生的论证非常深入，并且条理清楚。但亦有可以继续探讨的余地。愚以为以下四点似可沿着饶先生的思路继续补充讨论。

一是，关于“畏兽”之意的问题。“畏”字确如饶先生所言，可以训为“威”，但“畏”、“威”两字毕竟在本义有一定的区别。《说文》训“畏”云：“恶也，从甶、虎省。鬼头而爪，可畏也。”训“威”云：“姑也。从女戌声。《汉律》曰：‘妇告威姑。’”段注：“引伸为有威可畏。……惠氏定宇曰：‘《尔雅》君姑，即威姑也。古君、威合音差近。’”274“畏”意近恐惧、害怕，所以“畏”、“惧”每连用为上古时代习见的“畏慎”；“威”则意近权威、威严。《大盂鼎》“畏天威”，《诗·我将》“畏天之威”，《左传》桓公十八年“畏君之威”，是皆可为两字有别之证。畏、威两字可以通假，但在文献中非必一定得通假。愚以为固然可以依饶先生说将“畏兽”读若“威兽”，理解为有威严之兽，但不若依原字读，按照《说文》之训理解为可畏之兽。

二是，关于“畏兽”的作用，亦即它是否可以避邪的问题。饶先生说：“古人图画畏兽，目的正所以祓除邪魅。”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在于《左传》载王孙满之语谓“夏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所言图铸象物，“此‘物’即畏兽是矣”。饶先生的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山海经》记录了大量的凶残的恶兽猛禽长蛇，目的何在呢？是如饶先生所说为了“祓除邪魅”吗？

饶先生说《左传》“铸鼎象物”的“物”即畏兽，是很正确的，但这个“物”并不起避邪的作用，依王孙满所言，这些“物（畏兽）”的形象是让民知其为“奸”，见而避之，不碰上这些“丑恶的邪奸之物”（不逢不若）。这个“物（畏兽）”本身即是邪、奸，是不可能靠它避邪的。凶残丑陋的可以吃人的恶兽长蛇猛禽（我们可以依郭注简称其为“畏兽”），上古先民起初对它们的感觉，应当是恐惧、害怕，力求避之，王孙满所言“民入山林，不逢不若”275，韩非子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276，就是比较典型的说法。在这个初段，“不逢不若”、“避”畏兽，才是先民的心态。人若不小心“逢”遇见了畏兽之类的“不若”之物，感到十分恐惧，这种情况春秋时尚多见，如齐襄公田猎时见到“豕人立而啼，公惧，队（坠）于车，伤足，丧屦”277，像人一样站立而嚎叫的野猪，突现于车前，吓得齐襄公跌倒在车上，伤了足，还丢了鞋。可见吓得不轻。虢公梦见“人面白毛虎爪”之神，吓得扭头就跑278。这是人逢见“不若”之物时非常害怕的两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与自然相处能力的增强，出现了像手格猛兽的专诸这样的勇士279。在人的力量显著增强的春秋战国时期，“避邪”的观念在这个时期产生，乃是人与自然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的反映。对于畏兽从躲避到用之镇邪，这一种化惧怕为征服，化无用为有用的想法，是原始的以恶制恶、以毒攻毒的观念。考古所发现的，有明确避邪观念的雕塑和绘画出现于战国时期。这里可试举一例。战国楚墓多发现有镇墓兽，其中有些大类《山海经》中的畏兽。如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战国楚墓的镇墓兽，周身彩绘鳞纹，作跪状，虎首，头插双鹿角，竖耳，圆眼突起，宽口龇牙，伸长舌，口中正吞食一蛇，前肢利爪攫取蛇之头尾280。这件镇墓兽可以证明当时实有以畏兽避邪的观念，然而，它虽然类似《山海经》中的畏兽， 但并不意味着《山海经》的时代已经有了这种以畏兽避邪的观念，而只是战国时人采用了畏兽之传说来服务于自己避邪观念的需要281。《山海经》编撰成书的战国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用畏兽避邪的观念，但编撰者还是比较客观地记录了远古传说的畏兽观念。《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尤为突出的是山山有畏兽，但只记其可畏之处，没有一点用它来避邪的迹象。这种情况也正是此类内容所出现的时代较早的证明。

三是，关于“畏兽”是否即“瑞兽”的问题。饶先生从兽字可训为“狩”出发，指出：汉镜铭文的许多“守”字，“皆借守为狩，神守、天守、奇守， 均指畏兽，以天兽辟邪，……目的正所以祓除邪魅。”正因为如此，所以“‘畏兽’又称为‘瑞兽’”。综前所述，既然“畏”字非必一定要通假为“威”，而理解为权威，畏兽的本意就是让人生畏之兽；既然远古传说的畏兽是为了躲避它，而不是让它避邪；那么，畏兽即瑞兽说法就失去了根据。“瑞兽”之称始见于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庾元威，他在讲绘画时说南朝宋、齐间的宗炳及王元长著有《瑞应图》，他从中选取“其善草、嘉禾、灵禽、瑞兽、楼台、器服可为玩对者，盈缩其形状，参详其动植，制一部焉”282。原来，瑞兽就是《瑞应图》所说的一类祥兽。《瑞应图》称红色的兔为瑞兽，云：“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283。瑞兽之称兴起于魏晋，至隋唐时则为习用之称。

《山海经》虽无瑞兽之称，但有的鱼、鸟可以给天下带来好处，也可以视为瑞兽。这有如下两例。一是《西山经》所载的“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给天下带来大丰收的鱼，自然是祥瑞之兽。还有，后世作为祥瑞之鸟的“凤凰”，它能够使天下和谐。它在《大荒东经》是“五采之鸟，相乡弃沙”284，《海内经》则说“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285，有五彩的羽毛，凤凰鸟双双相对着婆娑而舞，发出美妙歌声一般的鸣叫，令人赏心悦目。无论是鱼，抑或是鸟，带来祥瑞者皆为赏心悦目的形像，绝非怪异骇人者。检核郭注所称在《畏兽》书中所见的《山海经》的三种畏兽，实在看不出瑞兽的影子。

四是，是否有《畏兽画》一书的问题。现在所知在魏晋以后，见于记载的图画“畏兽”的是五代时期的画家王道求。宋人郭若虚说他“工画佛道鬼神、人物畜兽。始依周昉遗范，后类卢楞伽之迹。多画鬼神及外国人物。龙蛇畏兽，当时名手推伏”286。王道求虽然图画畏兽，但并未提及他是否见到关于“畏兽”的书。最早提及“畏兽”著作者，除郭璞之外就是南宋姚宽所撰《西溪丛语》。姚宽称引《山海经》郭注所云“亦在畏兽书中”，说到“此书今亡矣”287。可见他知道此书。姚宽是否见到过此书，已不可考。姚宽称“畏兽书”，郭璞称“畏兽画”，那么此书到底该如何称呼呢？愚以为这两个都不宜僭书名，是书的名称应当是《畏兽》。郭璞所云“畏兽画”，是指《畏兽》书中之画，姚宽所云“畏兽书”，是言《畏兽》之书。这样来理解似乎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