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当代学者对《史记》文本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史记》选注本，成为最通行的整理本。2005年赵生群团队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进行修订，并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新版点校本新增校勘记三千多条，并改动标点六千余处，成绩显著。20世纪80年代后，《史记》研究从微观文献史料研究向宏观整体研究转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许多作者把司马迁和《史记》放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伦理学、天文学、医学、军事学、人才学、宗教学、音乐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史记》百科全书式的价值，这是新时期《史记》文本研究的第一个特色。白寿彝《〈史记〉新论》、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韩兆琦《史记通论》、张大可《史记研究》、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何世华《〈史记〉美学论》、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池万兴《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杨生枝《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毛曦《司马迁与中国史学》、陈曦《史记与周汉文化探索》、王长顺《司马迁与先秦士人》、王晓红《史记纵论》等论著的出现，使《史记》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不断深入。

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的大背景下，专家学者用创新性研究方法挖掘、研究《史记》这座宝库，这是新时期《史记》文本研究的第二个特色。

学者们在新世纪于继承中求发展，创造性地将传统的考证方法与学术研究、大众化普及使命协调贯通，开辟了《史记》研究的全新途径。最具代表性的是韩兆琦《史记笺证》和张大可、丁德科《史记通解》。这些大作，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融《史记》学术研究与大众化使命于一体。

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纵横比较法，大力拓宽《史记》研究范围，这是新时期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又一特点。《史记》记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农业、法律、文化、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军事、民俗、地理、姓氏等各个领域，包罗万象，多彩纷呈。因此，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探讨《史记》百科全书式价值成为自古至今学界的永恒方向，这个方向随着时代的演变而进步。吴守贤《史记与中国天学》、叶舒宪《〈史记〉的文化发掘》、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惠富平《史记与中国农业》、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吴宏岐《司马迁与中国地理》等著作，从不同侧面理解、挖掘司马迁《史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概括其在科学史上的作用、价值，是史学、科学研究的佳作。在纵横比较研究方面，把《史记》放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成果有：王成军《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和李少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刘清河《从〈旧约〉与〈史记〉的比较试探东方文学的一点规律》、夏祖恩《试比较司马迁与修昔底德的经济史观》等。有论著大胆借鉴和运用外国新方法探究《史记》，如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学》、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是运用符号学、接受美学研究《史记》的著作；徐兴海论文《〈史记〉所体现的系统观》，运用系统论从目的与结构、民族问题、时间层次等方面对《史记》进行分析研究；阳二荣论文《〈史记〉价值论论纲》，认为价值观在《史记》中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艺术表现；胡家骥、段红伟论文《〈史记〉叙事能力较以往文本的新进展—基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比较》，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将《史记》和《左传》等叙述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究《史记》叙述范式的特征及其价值。这一系列成果的发表，引起了学界的反响与思考。

对《史记》研究史的总结，是《史记》研究引人注目的第四个特色。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张大可《史记学概要》等研究专著脱颖而出。张新科《史记学概论》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史记学”的学科特点与体系。张大可《二十世纪的〈史记〉研究与文献价值》、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论文，对20世纪《史记》研究进行总结；俞樟华、张新科《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9，则是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的《史记》研究进行总结；日本学者藤田胜久《近年来日本的〈史记〉研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史记》研究也做了总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