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湾及海外学者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与研究

台湾的《史记》研究，是我国《史记》研究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在《史记》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在考证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是王叔岷，其《史记斠证》从字句整理、史实探源、陈言佐证、佚文辑录、旧注斠补五个方面，对《史记》一百三十篇逐篇斠证，旁征博引，详加考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钱穆《史记地名考》、高葆光《史记终止时期及伪篇考》，都是难得的考证成果。在探讨司马迁学术思想方面，如赖明德《司马迁之学术思想》，作者立足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从才、学、识、德等方面高度评价司马迁的学术思想。黄俊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林宗霖《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历程及其评价》、阮芝生《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施人豪《史记论赞研究》、林聪舜《史记人物世界》等著作，思路开阔，挖掘深入。徐复观《史汉比较研究之一例》、吴福助《史汉体例比较》等文，在《史记》和《汉书》、司马迁与班固比较中阐发述论，观点更显明晰。

《史记》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一座丰碑，而且早已超越了时空界限，成为整个人类文化宝库的瑰宝，因而具有世界意义。从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以后，崇敬司马迁的人就更多，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人也更多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和学术团体重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如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史记》已经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尤其是韩国、朝鲜、日本，研究方式多元，研究程度深入，研究成果多样，惠及读者广泛。20世纪60年代至1994年，韩国出版韩文《史记》翻译本十余种；1971年至1994年，韩国发表研究《史记》的论文二十六篇，专著四部，硕士学位论文五篇10。关于《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据我国学者覃启勋《史记在日本》考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阅读《史记》、研究《史记》、传抄《史记》者不少。日本汉学家多数研习《史记》，在《史记》注释方面成果最显著的是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泷川资言综合历代《史记》研究成果，汇集日本及中国学者对《史记》的一百多种注释，对版本、史实、人物、文字、词语等进行了全面考证，对前人未解释或者解释不详的部分加以重新阐释，从而使《史记会注考证》成为《史记》研究史上的经典性著作11。这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总结和梳理，是被学术界视为继《史记》三家注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注本。池田四郎次郎《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佐藤武敏《司马迁研究》等，都是颇有特点和见地的著作。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页。

2　张玉春、应三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十二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1—312页。

3　张大可、俞樟华、梁建邦：《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二十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页。

4　张大可、凌朝栋：《史记学概要》，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57页。

5　董焱：《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社科纵横》2010年第2期。

6　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六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5页。

7　参见董焱：《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社科纵横》2010年第2期。

8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9　参见俞樟华、张新科：《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0　参见张大可、凌朝栋：《史记学概要》，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7页。

11　参见王娅维、党怀兴：《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综论》，《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