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独立的文化社团，但并不表示协会就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反对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施政方针。相反，协会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并不排斥与政府接触。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中央政权更迭频繁，协会无法与之建立起有效的联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图书馆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改变，双方接触日益频繁。

协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式接触开始于1929年召开的第一次年会。1925年协会成立后不久，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下台，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1926年夏，广州国民政府起兵北伐，中国又陷入内战之中。接二连三的混战，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协会的工作基本上停顿。

然而在混乱政局中，图书馆界，特别南京方面学者，对北伐中的国民党政权寄予了厚望。李小缘的名作《全国图书馆计划书》被誉为“在精神上应是一部中华民国图书馆法”33，影响很大。作者在《计划书》 “后记”中表示：该计划书草拟于1927年3月1日。草成之后，经陈席山、赵叔愚、过探先、姜伯韩、冯顺伯、陈锺凡等鼓励、指导、修正，陈锺凡还采取其中两章写成《拟办国立中山图书馆之计划书》。李文定稿的时间为5月18日34。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4月18日。由此推测，《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应草拟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也就是说，李小缘等在此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国民党能够取得政权，并力图抓住这个机会，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李小缘等这些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有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他们强烈的政治倾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图书馆界与政府的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从国民党政权方面来说，它们较为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大学院35成立后不久，公布了训政时期施行要目，其中第10部分为“博物院及图书馆”。关于图书馆，大致内容包括：第一年：调查全国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整理现有图书馆，厘定图书馆条例，筹设中央图书馆、中央儿童图书馆，培养图书馆人材；第二年：实施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条例，建筑中央图书馆，扩充中央儿童图书馆；第三年：继续中央图书馆的发展，继续增设并扩充各地方各社会教育机关，等等36。该要目有关图书馆的部分被《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冠之以“训政时期之图书馆施政大纲”标题刊出。事实上，国民党也确实重视图书馆的建设。1928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念日37，即5月5日，厦门鼓浪屿中山图书馆在当地市党部推动下，经地方人士热心相助，举行开幕典礼。种种迹象表明：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从图书馆界方面来说，它们一贯秉持的政治中立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图书馆界罕见地对前张作霖北京政权进行了批评。1928年7月17日，北京图书馆协会举行常会，准备进行改组，理由是“该会会务在奉系政府权势之下，进行诸多阻滞，限于停顿，迨逾年余，亟待振作”38。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对一向温和的图书馆界来说，极不寻常。须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和张学良接洽改旗易帜事宜，北方形势甚不明朗。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态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周年（1927年7月～1928年6月）报告称：“此一年中，政府在军政期内，方以兵力扫除障碍，对于文化设施无暇兼顾。而北方各省为军阀所据，建设事业摧残尤甚，以致全国图书馆事业直接间接均受重大之影响，无由进展。”39声讨前北京政权、支持现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图书馆界公开的态度。另一方面，图书馆界对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又寄予了厚望。同样在协会第三周年报告中，协会对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呼吁：“本年度之末，国军先后克复平津，军事不久可告结束。此后全国底定，训政开始，政府自当努力于建设，而图书馆既为文化事业之根本设施，尤为社会民众教育之利器，端赖政府及社会之提携，……同人等益当奋勉，以贡其一得之愚，用副党国右文之殷，而发皇我固有之文化。此则本会全国会员所同企望者也。”40图书馆界对南京政府的高度认同，尤其表现在南京图书馆协会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的筹备事情上。中华图书馆协会曾于1928年致函南京图书馆协会，拟9月份在南京组织年会，希望南京图书馆协会担任筹备事宜。不过，南京图书馆协会不愿“率尔承认”，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条即为：“此为第一次年会，不可不使之有学术上之价值，故拟暂定年会之总议题为‘训政时期之图书馆事业’，各人论文似宜以此为中心。”41所谓“训政时期”，完全是国民党的概念，政治态度极为鲜明，这对图书馆界来说，极为少见。

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南京年会，标志着图书馆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意义深远。

首先，年会在经费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从数据上看，国民政府行政院捐了1 000元，国民党中央党部捐了2 000元，数量不能与段祺瑞政府的5 000元比较，但年会总开支1 800元不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也就显得非常庞大。这些资助表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协会工作。之前协会年会迟迟未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费紧张。

其次，中华图书馆协会也因此加强了和新政权的联系。《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宣言》开头即称：“青天白日庄严灿烂之首都，政权统一甫及匝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于兹开第一次年会。新民新国，不可无一言以昭告邦人。”42其支持新政权的态度十分鲜明。实际上，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中华图书馆协会是第一个在首都召开年会的有影响的全国性专业社团。1925年协会的成立会议，并没有如此鲜明的政治倾向，俨然是一个中立的民间社团。

复次，协会积极支持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协会年会的第一个决议案为呈请教育部从速建设中央图书馆案。此案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协会再次提出，无疑是一种支持举动。此后《会报》上陆续刊载文章，对新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表示支持。如1929年第4卷第6期第1篇即为年会论文《图书馆之使命及其实施》，指出图书馆的使命包括“宣扬党义”“激励国耻”“介绍学术”“保存国粹”，极力配合国民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召开，本身就是对国民政府的一种支持；国民政府刚刚成立，也极愿得到包括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支持，以扩大社会基础。

协会支持政府，也是协会发展的趋势。协会的主要构成是机关会员。机关会员，无论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室），都是为不同群体的读者提供服务，尤其公共图书馆，属于公共事务范畴，以普及社会教育为指向。既然为公众服务，属于公共事务，图书馆的建设与运作当然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地提供经费，政府应该支持图书馆的运作。但实际上近代中国经济落后，财政一向紧张，政府无法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上提供足够的资助，即使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无法得到经费保证，加上图书馆观念并不深入人心，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一切使得公共图书馆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势下，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协会一方面要进行积极鼓吹，以唤醒社会力量资助图书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游说各级政府，以支持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为己任，希图换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大力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长久之计，在于政府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长远看，支持政府也是协会的必然选择。这是由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