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国民政府支持

第一次年会结束后，协会执行委员会将年会议决案牵涉国民政府的部分，总共5件，上呈国民政府建议兴办，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国民政府接受呈文后，转行政院审核办理。中华图书馆协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议决案分别为43：

广设专门图书馆。呈文表示，世界各国，任何事业均用专门人才，以科学方法处理，所以政治日渐昌明。中国改革伊始，建设多端，政府拔取专门人才不遗余力，但尤须于任用后予以继续研究的机会，才能日进有功。如欲达此目的，自非全国各行政机关一律添设图书馆不可。如果能够按其性质购备专门图书，一方面可促进学术进步，另一方面可期政治改良。尤其是，立法为一切政制之标准，实业乃发展民生之要图，这两种图书馆之建立，均为建设上之要端，不容或缓。希望国民政府令饬立法、行政各院，以及教育、财政、工商、农矿、交通、卫生、铁道各部极力进行，各就执掌之范围，设立专门图书馆，并于适当范围内向民众公开。这一建议可能受到了美国国会法学图书馆的启示。

要求全国各行政机关的出版品呈缴图书馆。协会指出，要想国民有健全之知识，自必以使其深通本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交、交通、建设、军备以及教育、文艺等一切状况，而过去及现在各行政机关所有各项设施及调查报告，起初未尝无印刷公布，但所谓公布者不能家喻户晓，只是随意赠送或干脆束之高阁，无人过问。图书馆既负指导民众阅览之责，为国家宣传法令的机关，希望国民政府令行所属各机关将各项公布文件、法规、调查报告等分赠全国各图书馆。国人一踏入图书馆，则对国家的政令设施无不可以按图索骥，而油然生爱国之心。

防止古籍流出国境。协会称，近年来时局不靖，大宗古物先后为外人盗窃出口，实为中国文化上重大之损失。若再不加以禁止，则此后愈难补救，而古书及旧档案有关文献尤为重要，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各海关、各邮局严禁出口。如有明知故犯，即行惩办。

组织中央档案局。协会认为，整理过去政府的档案，以供现在参考，为当今要务。中央各部及各地方政府整理方法既不苟同，而又分置各地，容易散失。协会提出，应参照各国成法，特设中央档案局，将各项档案集中一处。且档案为一国之基本文献，尤宜特设专部，以科学方法整理典藏。该局或独立或为中央图书馆之一部分，应由国民政府选派图书馆专家成立设计委员会，妥筹整理方法，以供人参考。

减轻图书馆寄书邮费。图书馆事业，不外书籍流通。所以依赖邮政上予以特别协助。协会提出，凡是图书馆寄出的书籍，须订定减费办法，邮政方面虽然收入邮费或许会减少，而图书馆邮件预料一定很多，收入上也当然无形增高。此种特别邮率，在美国已由国会议决施行，中国亦亟应仿照办理。

第一次年会结束后，中华图书馆协会根据议决案内容，向教育部呈报议决事项12件，希望采纳实行44：

颁布图书馆设立标准法令。协会表示，现在已经进入训政时期，各地方都在筹设图书馆，但如果没有标准法令，各自为政，将不免有畸形发展之弊。如果能够颁布图书馆标准法令，则在指示图书馆创办者，应以最低限度之途径及组织方法，即可策进已成立各馆的扩充或改进，此举对于现在专门人员不敷分配时实为重要之图。

增加图书馆经费。协会认为，图书馆发展的要素有三：一是书籍，二是人才，三是建筑，而这三者均需要经费支持。中国早年成立的图书馆，因陋就简，开办之时大多略置书籍，绝少逐年添购。房舍腐旧，光线通气效果都不行，不能引起读者趣味。加上馆员薪俸微薄，又时有拖欠减折，生活尚感困难，何能久于其事？所以整顿图书馆首在增加经费。协会讨论的结果，以为全国各省市县应于每年教育经费中规定百分之二十为办理图书馆事业费，全国各级学校应于每年经常费中规定百分之二十为购书费。

励行设立图书馆。协会提出，公共图书馆与民众图书馆，在训政时期为民众教育的利器，辅助政府以训练民众、宣传三民主义的精神，养成民众健全之知识。中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尤不可不广立图书馆，以为各小社会之中心。各小学校大都经费有限，不能一一设立儿童图书馆，为适应目前形势，必要时联合数个学校共同组织儿童图书馆。各地庙院林立，也可设法利用，拨充图书馆馆址。

图书馆事业进行应聘请专家指导。协会表示，二十年来，各省办理的省县立图书馆及通俗教育馆，成绩不很显著，主要因为缺乏专门人才以资指导，而各馆情形又无由上达。所以协会提出，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教育局亟应酌聘图书馆专家或对于图书馆学素有研究而成绩卓著者，详细规划各种图书馆的进行，并随时负视察指导责任，对提高图书馆的效率，会有莫大帮助。

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协会认为，图书馆学为专门学术，自非任用专门人才不能为功。中国方今建设伊始，亟应努力培植以资应用。协会列举了五点内容：1.设立图书馆专门学校，或津贴已开办的图书馆学校。2.通令各大学添设图书馆学课程或图书馆学系。3.逐年举行图书馆学考试，选最优者资送留学。4.中学校及师范学校课程中加授图书馆学，每周一二小时，在中学校为选科，在师范学校为必修科。5.各种各级学校应有系统的图书馆利用法之指导。

实行全国教育会议议决案。协会表示，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图书馆方面的议决各案，皆当今根本要图，克期实行，不容或缓。

请励行出版法案。协会认为，中国政府虽有著作权及出版法的规定，但行之不广，效果未著，而且样本呈缴官署，无由公诸民众，殊失立法原意。协会因而提出改订出版法施行细则，使新出版图书，各呈送6份，由教育部指定国内大图书馆6处，分别庋藏，即令各该馆按年印行目录，以便检阅。

教育书报减价。协会提出，书报为宣传的利器，其收效每比其他读物为大，但往往因价格昂贵，不易购备。教育机关为文化之根源，负有推广领导之责，其所出版各种书报及刊物，务必请教育部通令减价，以广流传。

热心图书馆事业者予以褒奖。协会指出，捐助图书馆书籍或经费者及私人创办图书馆者，都有功于教育，政府法令原有褒奖之规定，宜按时令各地方官吏代为举请，以励来者。

规定学校图书馆行政独立。协会表示，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附属机关，其关系与教务密切，又与事务相连，因为其自身即有教育性质，而管理又赖有专门方法，所以在学校行政系统上必须独立，才容易发展，以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

由省立图书馆接管各省官书局。协会提出，省立图书馆负指导全省图书馆事业之责，但徒具空言，于事无补。省立图书馆只有能够翻印古籍，推广新书，印刷卡片，刊行目录，才能给予各省市县图书馆以绝大便利。各省旧有的官书局，所藏版片，渐次朽毁，机关等于虚设，最好即由省立图书馆接管改组，以资进展。

规定举行图书馆运动周。协会认为，图书馆运动周为提倡国人对于图书之兴趣，其性质与卫生运动周相同，且为指示读书机会与方法，使一般民众能享受其利益的最善方法，应由教育部规定日期，令行全国教育机关按公布之一星期内执行。

协会根据年会议决案的性质，向国民政府和教育部分别提交，希望采纳协会议决案。这些提案内容广泛，是对此前图书馆事业发展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此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设想，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必须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针对性，也有前瞻性，不啻为协会向政府提出来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大纲。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显示图书馆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充满信心，更希望国民政府能够采纳施行，以行政力量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第一次年会以后，协会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每届年会后，重要议决案都会向国民政府或教育部提出，供政府采择。协会同时密切关注政府的文教政策，予以积极支持。“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图书馆界尤其如此。

1933年8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在北平召开。开会宣言即为：“当此期间，我国家经历无量之天灾与人祸，神州大陆几有沦胥之叹。今日吾华民族对于国家前途，己身存亡，其所负荷，实千百倍重于前贤，艰于他国！吾辈执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45倡议国难之中图书馆界应立足本位工作，从事文化救国之职责。

第二次年会注重两点。一是经费稳定与独立。协会表示：“如何保障其（图书馆）经费之安定与独立，不受外力之牵掣，以使之日益发皇，固应自以深思而熟虑之也。”二是推广民众图书馆。协会指出：“今后救国方策，自以开辟此一片荒土，拯救大多数国民之蒙昧与困苦为先务。……至于蒙昧之启发，则民众图书馆之责也。此种事业之倡导，吾辈图书馆界同仁，固应当仁不让，以为今后努力之依归焉。”对于图书馆经费的稳定与独立，协会希望政府当局及社会人士维持与赞助。这两者中，经费独立为基础条件，“经费既定既安，图书馆事业始足以言发皇张大，始足以从事于大多数国民民智之启迪，而为国家奠磐石之安”46。其关怀现实之情，不禁令人动容。年会为此专门设立民众教育组，以讨论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推动经费的稳定与独立，协会在年会后设立了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由柳诒徵、陈东原、王献唐、柯璜、陈训慈、杨立诚等7人组成。

应该说，这两点内容并无多大新意。第一次年会时，协会已经分别向国民政府和教育部提出励行发展图书馆和增加图书馆经费的议决案。第二次年会再次提出类似建议，足以表明第一次年会后协会向政府提出的议决案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

值得玩味的是，协会虽然希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却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1933年8月4日，第二次年会筹备委员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筹委会主席袁同礼发言，表示：“此次会议所讨论之范围，以图书馆经费及民众教育为中心，其他专门问题亦附讨论。最要者，各处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决不应与地方政府发生关系，应努力造成为一种学术机关。至于各图书馆经费过少不易发展，此次特付讨论，以便唤起教育当局之注意。”47袁同礼的这一态度，大致可以解释协会对政治问题绝少发表意见的原因，即，要将图书馆打造成学术机关，而非政治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协会才要求各图书馆刻意与地方政府保持距离，以保持图书馆的独立。

第二次年会闭会宣言中，重申了“保障图书馆经费之安定与独立，与推宏图书馆之用于大多数民众”的观点，同时要求增进图书馆的效率、提高中国的学术文化，尤其后者，体现了协会的深深忧虑：“大地失陷，诚为中国之浩劫；而学术文化之沦胥，何莫非吾民族之大辱。继今以往，将何以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专门研究，全国教育家与政府当局固皆有其责，而图书馆为供给研究资料之中心，尤有其高尚之使命。今学校日渐普及，图书馆固应相辅为用，而近年各种学会尽力导扬学术，图书馆尤应为辅助一切研究之总汇。必也提挈合作，共同努力，庶几民智日溥，学术日昌，中国得与世界各大国文化上并肩而进，而后吾图书馆同人，方可无负其职责也。”48协会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图书馆在国难中的历史使命，体现了中国图书馆界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现实关怀，这种民族意识恰恰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大力提倡的教育内容。

协会要求图书馆保持独立，体现了图书馆界精英分子的普遍认识。杜定友对此有形象描述：“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图书馆——有优美的环境，健全的组织，独立的精神，稳固的基础，怎不令人羡慕！可是，一到国内，就不同了。中国现在，还是行大家庭制度，无独立，无自由，上有父母翁姑，外有叔伯妯娌，下有子女牵累。所以动辄得咎，气恼丛生。精神上的痛苦，非可言喻。我们有计划，有诚意，去把一个家庭组织完善。无奈阻力横生，令人心灰意冷。况且现在生活程度日高，而经济来源不绝如缕。我们既不是生产机关，又无额外收入。所以只得仰人鼻息，以至衣食不足，设备不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终成绝望。有心无力，束手无策。所以进步愈是迟缓，益受世人的奚落，视为赘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明知国家经济衰落，百废待举，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图后效。可是经济而外，又逢政潮迭起，横生枝节。我们虽是艰苦支持，不偏不倚，而政见党派，无端侵入。不存‘五日京兆’之心，却也难逃‘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公例。所以创业未成，又须另起炉灶。东奔西走，流浪终年。我们要办一件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且图书馆办理，尤赖有长时间的征集与整理。而这样频年扰攘，席不暇暖，基础何由巩固？有时候又因个人意见，时复相左，合则留，不合则去，风马牛不相及49，只得背城一走，另图发展。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何由‘乐业’呢？”50袁同礼是否有纠正第一次年会前后图书馆界与政府走得过近的思虑，不得而知，不过，其强调图书馆的独立性大体上反映了图书馆界精英分子的一种追求。

1928年，李小缘发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其中提出国立图书馆隶属于国民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省立图书馆隶属于省最高教育机关，公立图书馆隶属于地方教育局。协会中有署名“和”者（估计是袁同礼；同礼，字守和）对这种隶属设计表示怀疑：“国立省立公立图书馆隶属于教育机关之下，则难免不受其支配，馆中行政既受政局之影响，则馆中施政方针随政局而转移，此种不幸之现象，在外国尚且不免，况在中国。”并表示：“今后应如何使图书馆行政与中央或地方政治完全脱离关系，此则愿与李君商榷者。”51袁同礼主持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时刻注意维护图书馆的独立而不致沦为工具。

协会一面希图中央政府赞助图书馆事业，一面又极力强调图书馆的独立性，同时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忧国忧民，力图奋发，通力合作，有所作为。在筹备第三次年会期间，筹备委员会发布了年会指南，称：“学术之进步，必相观而后可以臻于至善。偏陬僻壤之区，通都大邑之地，每因睽膈，消息新通，而事业之发展乃有滞速之不同。吾国幅员广阔，民智未开。有识之士咸认普及教育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年来外患频仍，国步艰危，此项需求益感迫切。惟事业之推进则不能不有赖于司其事者之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此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之旨趣也。”52协会表达了对民族危机的忧虑之情，其中也不乏动员会员的含义。李文祈在《写在本届年会之前》中也表示：“慨国事之阽危，叹盛世之难逢。”53民族危机成为左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于1936年在青岛召开，通过的议决案中也体现了协会的担忧之情。7月20日当天通过的议决案第3条为“拟请本会函请教育当局及各大学于所属各重要图书馆拨款建筑地下室或其他适当方法以防意外事变案”，21日通过了“请各图书馆推进非常时期教育及国难教育事业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御侮案”。在各种议案中，以推广民众图书馆为多。所有这些议决案都使年会蒙上国难的阴影。而所有这些议案，都是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一种响应，也是对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图书馆界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因应。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图书馆界一改之前对政治的中立态度，与新政权接近，并且出谋划策，为新政权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设计蓝图。图书馆界的政治取向，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图书馆界自觉地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明显地带有救国色彩。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中国图书馆界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机关，这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