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书著述问世后在作者本籍的流传

魏晋子书问世后，往往在作者本籍的流传较为广泛，保存情况也较好。此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距离中原较远的地区。

1.周生烈、杨伟等雍、凉籍人物之子书著作在其家乡的流传

《宋书·蒙逊传》载，元嘉十四年，北凉奉表献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駮》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传》并《甲寅元历》一卷，《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注178由此可见北凉所献于刘宋的书籍多为雍、凉士人的著述。《周生子》，汉魏之际敦煌人周生烈撰；《时务论》《乘丘先生》注179，曹魏冯翊人杨伟撰；《十三州志》，北魏初敦煌人阚撰；《敦煌实录》《凉书》，西凉敦煌人刘昞撰；《汉皇德传》，东汉末敦煌人侯瑾撰；《谢艾集》，前凉敦煌人谢艾撰；《赵传》《甲寅元历》，凉太史赵（河西人）撰；《三国总略》《俗问》《四科传》《亡典》《魏駮》《古今字》《周髀》《皇帝王历三合纪》《孔子赞》，虽撰人不详，但史籍既云“表献方物”，突出“方物”二字，想必为雍、凉人士所撰。由此可见当时书籍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人们的著述在本籍的传播与保存情况要比在其他地域的遭遇好得多。否则，我们便不好解释在魏晋子书兴盛的大背景下，为何河西地区所献之书，多为该地区人士的著作，而且这些著作保存得颇为完整。

2.东吴士人子书著述在本地的流传

自东汉以来，吴越士人就颇为重视子书著述，在此方面，会稽王充为其先驱。而王充本人所撰《论衡》等著作也先流行于吴越地区。汉魏之际，北方士人蔡邕、王朗等有流寓吴越经历者，将《论衡》等书带回中原，其影响逐渐扩大。三国时期东吴士人子书问世之初，也是在当地流传的。韦昭、薛莹等吴地史家，因熟悉相关情况，故将众多东吴士人之子书著述原委及相关材料记述于他们编写的《吴书》中。东晋初年完成的葛洪的《抱朴子》中也引用了一些罕为他书引用的东吴士人子书文字，如《抱朴子外篇·正郭》引用了东吴诸葛恪《诸葛子》、殷基《通语》、周昭《周子》中评价汉末名士郭林宗的文字，并明确表示了他的认同态度。作为吴地文士，葛洪非常推崇陆机、陆云的文才，其《抱朴子外篇》有云：“余见二陆之文百卷许，似未尽也。方之他人，若江汉与潢污也。嵇生云：‘每读二陆之文，未尝不废卷而叹，恐其卷尽也。《陆子》十篇，诚谓快书。其辞富者，虽精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鸿笔不可益也。’观此二人，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注180由此可见，东吴士人子书较早流传于吴地，先受到吴地人们的关注，然后再流传至其他地区。

3.益州士人子书在当地的流传

晋代益州士人的子书著述，《晋书》罕见记述，但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则有详细记述，甚至揭示其学派归属，由此可见这些子书最初多流传于蜀地，为常璩所熟悉，故而得以被记载下来。如常璩记述蜀郡何随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犍为李密著《述理论》十篇，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广汉王长文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蜀郡常宽依孟杨宗、卢师矩著书体例撰《典言》五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