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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儒家思想影响的持续与儒家类子书
一、儒家经学的相对低落
相对于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儒家经学的隆盛，在东汉后期以降的乱世中，儒家经学趋于衰微，诸子学说在新形势下乘机而起，思想领域呈现颇为活跃的局面。《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谓东汉后期洛阳太学“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裴注引鱼豢《魏略·儒宗传序》记述汉末及曹魏儒学之衰云：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注59
鱼豢这段话的重点在于，告诉人们曹魏统治者虽倡导儒学教育，但当时学有所成而专精于儒家经典的人才很少。作者叹息汉末以来儒家经学的衰落，悲慨之情洋溢其间。但应指出，这段话是相对于汉代儒家经学的兴盛而言的。回溯《汉书·儒林传》的记述，可知在班固笔下，西汉儒家经学之盛，得益于汉武帝以来朝廷在体制内优遇儒生的政策导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注60余嘉锡《古书同例》卷二对这段话颇有同感，发挥云：“由此言之，则学问之道，亦正赖功名为之驱使，汉人经术之盛，因其能发策决科，而诸子不立博士，故其学日以益微。” 注61汉魏之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者，看重和急需的是那些具有处理军政事务能力的人才，而无暇去优遇长于章句训诂的儒生。当时人们往往注重阅读那些切于实用的书籍，视野较为广泛，涉及经、史、子诸部。如曹丕《典论·自序》说他“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载，刘备临终，教导其子“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览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三国志·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规劝吕蒙等“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杜恕于曹魏太和年间上疏，也可证时人对于传统思想或持实用主义的态度，有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注62可见，汉末三国时期的儒家地位难以比拟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相对而言呈现衰微的趋势。直到晋代，仍不断有人发出儒风趋衰的感叹，如干宝《晋纪总论》总结西晋覆灭的历史教训，就指出儒家政教失落的原因；某些文士则通过撰写赋作，呈现这方面的情况，如仲长敖所撰《覈性赋》，假托荀况与法术之士韩非、李斯的对话，宣扬“人性恶”之说，有云：“怀仁抱义，祗受其毙。周孔徒劳，名教虚设。” 注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