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霸与佐治：法家之功业

自秦亡汉兴，对于法家之功业，已有一些称颂之词。如据《盐铁论》所记载，“大夫”、“御史”之言，大多是对法家的赞词，以及针对“贤良文士”批评法家而为法家所作的辩护。在《盐铁论·非鞅第七》（全文见本章附录）中，“大夫”大力歌颂商鞅建立法度、助成秦强的功绩。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15在《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全文见本章附录）中，“御史”也肯定“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并赞成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御史”曰：

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刺也。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16

刘向也偏重于颂扬商鞅公正行法，使秦国“国富兵强”，故“六世而并诸侯”。他特别称赞商鞅：

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励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然惠王杀之亦非也，可辅而弼也。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哉！17

到东汉、三国时代，则有法家思想的余波涌动，从而彰显出法家的正面意义。正如刘师培所说：

两汉之时，诸子之说未沦。降及东京，九流之书日出，如徐干《中论》，儒家之流也。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法家之流也。……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干，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兵家者有魏武、诸葛亮、王昶，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自王符、崔寔、阮武、姚信之徒以法家辅儒学，而魏武治邦，喜览申韩法术，以陈群、钟繇为辅弼，诸葛亮治蜀，亦尚刑名。盖汉末之时，纲纪废弛，浸成积弱之俗，欲矫其弊，不得不尚严明。又以处士议政，国柄下移，民气渐伸，为人君所不利，非修申韩之术，不足尊君而抑臣。有此二因，遂宗法学。观杜恕上疏，谓：“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魏代学术，观此可知，是犹东周衰弱，而管、商以法律矫之也。18

此外，还有三国时代的桓范，其《政要论》（或《世要论》、《桓范新书》）认为商鞅、申、韩“有可取焉”。

在中国的历史上，曹操、诸葛亮、刘劭、李觏、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对法家较为抱有同情的理解，亦有赞赏推崇法家特别是管、商二子的言辞，甚至在“变法”实践中采纳法家的部分思想观念与法政主张。如魏国的刘劭在《人物志·流业》中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利害》篇又指出：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仇。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19

宋代李觏因时局而感叹道：

嗟乎！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勿与儒生言，儒生必罪我；勿与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复生，商君不死，天下乃安矣。20

王安石对商鞅的追念则有诗为证：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21

如果说上述所言表达了对法家人物及其事功的表彰和向往，那么，北宋李清臣（字邦直，1032—1102）的《法原策》（全文1500余字，见本章附录），显然是一篇推重法家思想的典型文献。李清臣，举进士，曾在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任司户参军、中书令、门下侍郎等职，与欧阳修、苏轼等有交谊，《宋史·李清臣传》称其“居官奉法，毋敢挠以私”，著有《淇水集》等。对于《法原》篇，他在《策旨》中解释说：“臣以谓古今之治，无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于法而叛仁义，故有《法原》。”22该篇将先秦法家特别是慎子的“以法治国”思想予以重新阐发，指出：

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毕矣。法为贵，君位次之。法坏则民亡，民亡则君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惧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惧天下之慢法而法坏也，故一举事而不敢忘法。赏罚以法，号令以法，取予以法，废置以法，杀生以法，动静以法，视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坠地设、不敢辄破坏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损法，不以一时苟利而增法，使天下无有不由法而自为者。23

该文更仿孟子“民贵君轻”之论，宣称“法为贵，君位次之”。所以，《法原》实为北宋重现法家思想、崇仰法家思想的重要篇什。

到了明清两朝，如李贽、赵用贤、袁中道、陈仁锡、门无子、傅山、刘献廷等人，也不乏一些赞扬法家及其思想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