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与“西学东渐”：重新发现法家的契机和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变动最剧烈，莫过于春秋战国；而中国思想史上，也以春秋战国思想为最。其次就是近代了，尤其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变动之剧烈，别派之复杂，较之春秋战国只有增加，而无逊色。同时近五十年中国社会变动之剧，也超过春秋战国数倍。这就是李守常先生所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中国近代因为经济受帝国主义之侵略，日益崩溃，而中国社会因经济上变动，也起了根本摇动。同时近代中国思想也起了空前未有的剧烈变化。——郭湛波

中国近代的法家学，尽管在考据、校勘、训诂等方面必以明清渐兴的法家学作为历史基础，但对法家思想的重新阐释，则需要放在一个大的思想学术背景之下加以讨论。这个大背景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阐释传统经典之立场与路向上的重大转向。对此，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一书中，有一段颇有价值的解释：

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68

这段具有总结意味的解释告诉人们：伴随“西学东渐”而来的“洋货”，实为中国近代复活“国故之学”的一大利器和法宝。在法学领域，用西式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作为“参照”乃至“标准”，认定、诠释与衡断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和法制，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议题和论域。这种转变，当然有其时代机缘与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