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古代法典体例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战国秦汉之际法典体系的演变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先后在河南的安阳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商代甲骨文；在湖北的云梦、江陵，湖南的里耶，山东的银雀山，西北的居延、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秦汉竹简；在甘肃的敦煌、新疆的吐鲁番等地发现了许多北朝至宋初的各类文书；在北京的故宫发现了明清时期的宫廷档案。每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

当然，新发现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对传统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原来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很难完整地吻合对接。如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简，其中没有传世文献所记述的《法经》盗、贼、囚、捕、杂、具六法的内容，于是有学者开始怀疑战国时期魏国李悝著《法经》之事是否真实存在；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发现了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其中除了有《九章律》的篇名外，还有九章之外《亡律》、《田律》、《钱律》等许多汉律的篇名，于是又有学者猜测在西汉建国前后萧何是否真正有过“作律九章”的立法活动。对于上述这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难以衔接的现象，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解释都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若想准确理解传世文献的记述与考古资料相矛盾的现象，必须本着尊重史籍的记述和认真对待考古学新发现的文献资料的态度，对战国至秦汉之际律典体例的演变过程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

本节将以传世的古代文献为基础，结合新出土的秦汉法律史料，对李悝著《法经》的真伪问题，秦代法、律、令的法律体系问题，汉初萧何作《九章律》的时间以及《傍章律》十八篇是否由叔孙通制定等问题进行考证，以此来探寻秦汉时期律典演进的轨迹。不妥之处，请求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