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悝著《法经》六篇之事辨析

自从春秋后期郑国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后，打破了夏商西周以来“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传统，使国家的法律由秘密走向公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及至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制定并公布了成文法，包括韩国制定的《刑符》、赵国的《国律》、魏国的《魏宪》和《法经》等法典，其中法律成就最高的当首推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六篇。

魏国李悝著《法经》之事，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并未有明确的记述，三国时期曹魏的法典《魏律·序略》、唐人房玄龄等人编纂的《晋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编纂的法典《唐律疏议》等对此事记载也十分简略。明末清初的学者董说在编纂《七国考》一书时，引录了汉代桓谭的《新书》，对《法经》的记述较为详细。由于《史记》、《汉书》等文献并没有记述李悝作《法经》之事，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竹简也没有发现《法经》六篇，于是有许多学者怀疑《法经》一书的真伪。

最早怀疑李悝作《法经》一书是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Tim0teus Pokora）。1959年，鲍格洛（Tim0teus Pokora）发表了《李悝〈法经〉的一个双重伪造命题》（The Canon of Laws by Likuei-A Double Falsification？）一文，刊载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方文库》（Archiv Orientalvf）第27期。该文认为汉代桓谭的《新论》在明清时期已经不存在，董说不可能加以引用，并进而说明《七国考》所引用的《法经》条文是董说根据《晋书·刑法志》所记载的内容加以伪造的。此后，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小川茂树、广濑熏雄等人皆对《法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1]中国学者杨宽在最新出版的《战国史》“绪论”中，虽对明清之际董说的《七国考》所引汉代桓谭《新论》关于《法经》的材料提出了怀疑，认为“是出于董说本人伪造”，[2]但对李悝制定《法经》的真实性却加以肯定，认为“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3]

还有一些学者根据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和1983年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作者不否认《法经》一书的存在，但认为《法经》是李悝所著的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典，“如果认识到它是一部法学著作，很多争论也许会迎刃而解；至少讨论的角度应有所变化”。[4]

当然，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法经》一书的存在不容置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发表了《关于李悝〈法经〉的一个问题》和《桓谭的生卒年代》，反驳鲍格洛等人的观点，认为汉代桓谭《新论》在明末仍存于世，董说有可能看到并加以引用。[5]1983年，张警在《法学研究》第6期发表了《〈七国考〉 〈法经〉引文真伪析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法经》的真实存在。何勤华在《〈法经〉论考》一文中也指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也应如此。”[6]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述和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笔者认为目前所有否定《法经》一书存在的观点和理由都是不充分的，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一书之事不应怀疑。

中国古代文献对《法经》一书作者李悝的记述十分简略，《左传》“闵公二年”记作“里克”；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云：“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在《史记》卷44《魏世家》中还大段引录了魏文侯与李克的对话，说明《史记》中所记述的李克就是李悝。另据《汉书》卷30《艺文志》“法家”条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对于《李子》一书所包含的内容，沈家本、杨宽等人认为，《法经》当在《李子》一书之中。[7]

传世文献最早提到《法经》一书是唐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刑法志》时所引用的三国时期曹魏的法典《魏律·序略》，其中记述：“序略曰：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8]在此我们看到，虽然《魏律·序略》把战国时期李悝所著的《法经》称为“秦《法经》 ”，但《法经》一书在汉末三国时期尚流传于世，是确实存在没有疑问的。

北朝著名史学家魏收在编纂《魏书》时，也提到了《法经》六篇之事：“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9]《魏书》明确指出商鞅曾把魏国李悝的《法经》传入秦国。

唐朝初年长孙无忌等人编纂本朝法典《唐律疏议》时，详细记述了《法经》的篇目体例及作者情况，据《唐律疏议》卷1记载：“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房玄龄等人在编纂《晋书》时，也对李悝撰《法经》之事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据《晋书》卷30《刑法志》记载：“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上述两条史料表明，唐朝初年无论是制定本朝法典《唐律疏议》，还是编纂前代正史《晋书》，都参考了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法经》一书在唐初仍有可能流传于世。遗憾的是，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文献中，并没有著录该书。

明清之际，浙江人董说在著《七国考》一书中，引录了汉代桓谭的《新论》，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李悝著《法经》的情况。桓谭的《新论》在唐代广为流传，据《旧唐书》卷47《经籍下》记载：“《桓子新论》十七卷，桓谭撰。”唐初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刑法志》、长孙无忌等人编纂《唐律疏议》，其所引录的《法经》资料是参考了汉代桓谭的《新论》还是直接参照《法经》原书，目前还很难加以定论。

继《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记述李悝著《法经》之事后，宋元时期的文献只字未提《法经》一书。明末清初之际，浙江南浔人董说在《七国考》一书中引录了桓谭的《新书》，说：“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奢、踰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10]据《南浔志》卷十八记述，董说之父董斯张“于生计最拙，独耽于书，手录不下百帙，泛览百家，旁通二氏”。清人焦循在《剧说》卷5中也指出：“吴兴董说字若雨，后为僧，号月池，每一出游，有书五十担随之。”湖州、苏州、宁波等地在明末清初是中国江南文化的中心，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搜罗了众多传世孤本和善本图书。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董说拥有或读过《新论》，无论从时代性还是地域性而言都是有可能的”。[11]

关于《法经》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的存在，也可与新出土的文献资料相印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发现了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其中有贼、盗、捕、杂、具律等篇目，据《贼律》规定：“贼杀伤人畜产，与盗同法。畜产为人牧而杀伤。”[12]该条文与《魏律·序略》所记述的汉《九章律》中的“《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13]的记载相吻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规定：“劫人、谋劫人求钱财，虽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为城旦舂。其妻子当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得捕之，皆除坐者罪。”[14]该条律文与《晋书·刑法志》所记述的“劫略”条可相对应。桓谭《新论》引录《法经》的内容有越城、博戏等罪名，在《二年律令·杂律》中也有相对应的条文：“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博戏相夺钱财，若为平者，夺爵各一级，戍二岁。”[15]传世文献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法经》的记述大致吻合，说明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之事，并非子虚乌有。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六篇之事，传世文献有明确记述，云梦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盗、贼、囚、捕、杂、具的法律篇目和条文，两者相互印证，说明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一事应没有疑问。

最后，笔者认为还需要澄清两个问题：其一，在李悝制定《法经》之后，魏国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形式？其二，《法经》究竟是一部法学著作还是魏文侯时期编纂的法典？

魏文侯命李悝制定《法经》六篇，该书既然称为“法经”，战国时期的魏国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法律条文当然应称为“法”，不能称为“律”。关于这一点，张建国教授最早提出了唐人称《法经》六篇为“法”而不言“律”的现象，他说：“唐人所撰的《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中，却是不称《法经》六篇为‘律’而称作‘法’，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16]

战国时期魏国除了有《法经》的“法”这种法律形式外，在战国时期魏国还出现了“律”的法律形式。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了两条战国后期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的《魏户律》和《魏奔命律》条文。从这两条法律条文看，皆属于对特殊身份的户籍管理和从事军役管理的规定，并不涉及刑事处罚的内容。《魏户律》规定：“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埜（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壻某叟之乃（仍）孙。”[17]《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的发现，说明在战国后期的魏国已经形成了以《法经》为代表的“法”和“律”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

关于《法经》一书的性质，有些学者认为，《法经》是一部私人著作，并非法典。[18]从目前已知的先秦史料中，法典名称均无称“经”者，因此，“《法经》可能是李悝所著的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典”。[19]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李悝著《法经》有明确的篇目名称，即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中发现的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也有盗、贼、捕、杂、具等相对应的篇目，其内容皆为法律条文。如果把《法经》的盗、贼、囚、捕、杂、具六篇说成是法学著作，而把《二年律令》中的盗、贼、捕、杂、具等法律篇目看成是律典形式，这不符合正常的思维逻辑。其次，从李悝在魏国的身份看，魏文侯时期曾担任过魏相之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春秋战国之际，许多诸侯国之相经常负责本国法典的制定工作，如“春秋时，子产相郑，铸刑书”。[20]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后，萧何任丞相之职。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21]最后，中国古代历来严禁私人著作刑书，据《左传》“定公九年”条云：“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晋人杜预注曰：“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可见，在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是严禁私人编著刑法的。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李悝的《法经》六篇是法学著作而不是法典的观点似乎很难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