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焚书坑儒：抽空了文化的组织必然一败涂地

秦国，或后来的秦朝，一定是发了毒誓，非要把自己建设成天下第一强国的。要不然你无法理解它对内、对外的那么赤裸裸的一套政策。跟文化人坐在一起，纠缠些诗歌流派或哲学观点什么的，它的领导人绝对是不感兴趣的：“光靠这些，能打败敌人吗？”

于是这个即将统一天下的政治集团，把吕不韦煞费苦心为它编纂的未来管理手册（即《吕氏春秋》）给抛弃了；把它的作者给整死了，把聚集在吕门下的学者也打发走了；然后又发动了焚书坑儒的运动。尽管后来有人辩解说当时的政策没那么野蛮，只不过是选择性地烧书和杀人，但那并非是很有说服力的辩解——选择性杀人仍是杀人，选择性烧书难道就不是烧书吗？

没错，文化不是刀枪、不是军队。但文化的纽带，虽然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强悍，却有很大的韧性，也很有渗透力。帝国的统治者，用他们习惯的短兵相接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可能有效对付来自文化的曲折的抵抗。

而这种抵抗力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用不着是故意为之，用不着出于某些人或某个势力的政治策划。文化的逻辑，本身就决定了它感激真诚，而耻于欺骗；渴望和平，而厌恶血腥；欣赏精湛，而不屑粗俗；崇尚自由，而无法接受强制命令。

于是，就像在野火过后的草原重新长出新绿，在焚书坑儒后的人间就出现了圯上老人向张良密授兵法的故事。(12)使这个故事涂上如此浓厚神秘色彩的，首先不是说故事的张良，而是为它的神秘性创造了完美条件的统治者。对此，元人曾有诗云：

燔经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国未墟。

无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黄石读兵书。（萧立之《咏秦》）

说实在的，圯上老人的出现，并无须属实。以一部书的形式帮助张良成为日后取而代之的汉王朝的王者师，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对烧书的当权者的、不可遏制的鄙夷，预示着文化对非文化政治的惩罚必然到来。

下边这首咏史诗中的“书”，就已经不仅仅指的是一本兵书，而是对先秦典籍的泛指了：

百里骊山一炬焦，劫灰何处认前朝。

诗书焚后今犹在，到底阿房不耐烧。（丁尧臣《阿房》）

当然，更绝妙的，不仅是许多的诗书得以保存，而且在风起云涌的秦末大起义中，已有人在给企图取而代之的势力“上课”了，刘邦的儒生谋臣陆贾(13)就是在这时提出了“不可马上治天下”的警告。清人有诗议论道：

儒冠儒服委丘墟，文采风流化土苴。

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陆次云《咏史》）

这里的意思很明白：一种抽空了文化的管理（或政治）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指望得到认同。一个组织，想要仅仅依靠强制而运转，无论手段再强悍，想要封杀文化也是徒劳的。统治者唯一理性的行为，是在文化的面前放下不可一世的架子，学会通过文化的繁荣，增添管理的效益。

汉朝（及后来一些朝代）初创时的休养生息就是这样的例子——休养生息就是节制强制，容忍文化。这也是它们后来走向强盛的秘诀。“仁义寝邦国，狙暴行终始”(14)。文化与非文化的决战胜负，随着时间推移，越发看得明显。直到晚唐，仍有人在祭拜汉文帝（一位少有的不愿大建陵墓的皇帝），而相隔不远的秦陵却湮没在同样的青山秋草中早就无人理会了：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许浑《途经秦始皇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