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邮界对周今觉和其主编、主持的会刊以及其邮学著述的评价

“在我国一百多年的集邮史中，涌现出众多的卓有成就的集邮家，可谓是人材辈出，成果斐然，但享有盛誉‘邮王’头衔者首推周今觉先生。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影响了中国集邮进程的重要人物。他开创了集邮研究的许多领域，卓有建树，他创办的邮会、邮刊中外同钦。周氏藏品之丰、邮学论文之巨皆首屈一指”。（唐无忌：周今觉与中国集邮）

1.“如果没有《邮乘》一书，也许现在中国的集邮家仍会迷恋于美观大形的杂俎西邮”

周氏的邮刊编辑活动不仅是他的邮学风格的见证，也是他的邮学和人格的见证，换句话说，了解他的邮刊编辑思路，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周氏本人。正如张包子俊所言“著名集邮家周氏成立中华邮票会，出版《邮乘》第一期，先后刊登大龙票版式研究，清代四宝与民国四宝文章和照片，中英文并列，誉震中外。如果没有他，这些珍品就会流到国外，如果他不写文章介绍，我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集邮专家出来继承”。（张包子俊：谈“邮王”周今觉先生二三事）

在创办《邮乘》之初，周氏就“立下志愿，要代表中国邮界争一口气，抱定了与其办不好倒不如不办的决心”，这是因为“世界上各种邮报，都是注重他们本国本洲的邮票，哪一个来管你中国的闲事呢”。（《邮乘》1卷2期）这是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胜过邮界不少邮学论文多多矣。有此见识，周氏的邮刊编辑故能顺应潮流。故《邮乘》问世后，“国邮声价大为改观”。[74]“今日国邮之能被国人所注意者，《邮乘》一书可居相当之功绩”。[75]

1925年，《邮乘》一卷一、二两期传入美国集邮界，美国集邮协会会刊《美国集邮家》（American Philatelist）编辑部致函中华邮票会，要求准其转载《华邮图鉴》英文稿。周氏称之为“破天荒之盛事”。《美国集邮家》本想全部转载，但周氏担心影响本刊销量予以谢绝，只允许转载《邮乘》一卷一、二两期，对方还回报给《邮乘》两次广告推荐。[76]

《邮乘》创刊后，日本邮乐会会长木村梅次郎、邮便切手协会会长三井高阳等联名来函表示祝贺，并联合出资，在《邮乘》广告栏刊登告白，祝贺《邮乘》创刊。日本《邮乐》杂志第11卷第12号报道：“本会第578号会员周氏，日前创中华邮票会于上海，近又发行机关杂志，名曰《邮乘》，顷见其创刊号一册，非常完美之杂志也。其口绘（即杂志前页彩图——引者注）有支那珍品邮票26种，用天然彩色版所印。又1912年二元倒盖一全张，为珂罗版所印。中文40余面，英文10余面，记载翔实异常，体裁大致与《邮乐》相似。吾愿此邻邦有力之邮会与其杂志，前途进步无疆也。”

日本《邮便切手》杂志第3卷第7期载：“近以其发行之会报《邮乘》寄示，其体裁实堂堂正正之至，开卷见其口绘之精美，先使人眼目一惊。……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则使人不可思议。吾愿此同文同种之友邦，在邮界上互相提携，以东半球之曙光，探照于西半球。”（《邮乘》2卷1期）

1925年10月出版的《邮乐》第十一卷第十二期为向日本集邮者介绍中华邮票会会刊，曾作如下报道：英国邮刊的评论“周今觉，以本国人不能提倡本国之票而倚赖他国之人为可耻，故创立邮会，刊行邮志，以贯彻彼之爱国宗旨，实可敬服”。（《邮乘》2卷2期）

法国香槟公司的评述：“吾将介绍于吾读者，以一专门研究远东与中国之邮票杂志名《邮乘》者，此一小本杂志为上海中华邮票会印行，其所载一部分之中华帝国邮票史，实一谨严精确之著作。吾人但有赞美而已。关于趣味与邮识方面，亦使吾人意想不到如此国中乃有如此著作出现也。”（《法国香槟公司月报》第273期）

美国邮刊的评论言：“《邮乘》，对于华邮有专门高深之研究。重要之论文，皆中西并列，其能利用本能，发挥固有之国粹，更可以表示东方邮学进步之速。”（《邮乘》2卷2期）

2.“其他各类，铜牌则铜牌耳，无所谓特别也，其光荣远胜于金”

1926年10月，纽约举行国际邮展，周氏决定选送会刊《邮乘》和《华邮图鉴》参展。经邮展委员会审议，以《华邮图鉴》尚未单独成书，不合展览规则而不宜入选，仅接受《邮乘》参展。

《邮乘》列入第十七部第五类（集邮报刊类）。该类仅设银奖、铜奖两个级别，但参展文献多达31种，其中包括英、美、法、德、意、荷、奥、西等国家的著名邮刊、邮票年鉴，如《斯科特》、《吉本斯》及《瑞典邮票手册》、《意大利邮票目录》等都曾在历届国际邮展上获过大奖。

周氏送展的会刊《邮乘》（1卷2册、2卷2册）共计四册。其中的英文论著，4册加在一起也不过80页左右，但《华邮图鉴》所载之对大龙、万寿、红印花等中国早期华邮的版式、齿孔、刷色、纸质的研究，则是无人企极的。

评委会决定在仅设银、铜两面奖牌之外，另制一块“特别铜牌奖”给《邮乘》。这是中国集邮文献在国际邮展中第一次获奖，也将中华邮票会推向了巅峰。

“此为我国集邮界自有邮史以来破天荒加入赛会，而又可谓我国邮学家第一次之得国际荣誉”。《邮乘》为此刊出社论“庆贺本志夺得特别铜牌奖”，其文写道“自有邮票以来，国之加入赛会者，此为破天荒第一次。我国邮学家之得奖者，则更破天荒第一次”。“邮志一门，仅银、铜两奖，而与赛者乃有三十一人，且皆萃天下之精华而来，此实为赛会中最难之一门，惟其难也，乃愈觉其可贵。且特别铜牌奖之名称，乃专为我志而设者，其他各类，铜牌则铜牌耳，无所谓特别也，其光荣远胜于金”。（《邮乘》2卷4期）

1930年9月，德国柏林国际邮展开幕，周氏被聘为名誉董事；1931年2月12日，他被推举为英国伦敦皇家邮票会的会友（即会士）。该会吸收会友审查极严格，不仅要收藏丰富，而且要有学术研究著作，同时不得是邮商。周氏是中国唯一的入选者。

3.“力欲表示特性，不肯拾人牙慧之一端也”

然而，周氏的办刊方针一直是被批评的焦点，《邮乘》由此不断收到读者来函诉求。

1926年，会员王抱存来函要求新增“新邮介绍栏”：“邮志原为介绍消息，以资灵通起见，而发刊，务求有补于阅者，故‘新邮介绍栏’有加增之必要。”周氏则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的答复，其理由为“本读不载新邮一栏，其原因可参观本期‘邮海余谈’。且本志为季刊，非周刊、月刊可此，一季之中，新邮为数甚多，若尽载之，则篇幅不将尽为此栏所占满乎；且时阅三月，新邮已成旧邮矣”。强调如果如此，“海外各报所笑耶”。（今觉：复王抱存函/《邮乘》2卷4期）。他还有一文指斥新邮介绍为“最无味者”，[77]强调《邮乘》“创立之初，即立志与高等邮志抗衡，力欲表示特性，不肯拾人牙慧之一端也”。（周今觉：邮海余谭/《邮乘》2卷4期）

王抱存又要求新增“《常识栏》”：“为补初集邮者起见，对于邮票常识，初集邮者不可不知。而导以相当之邮界常识，胥《常识栏》是赖。”王聘彦也致函要求《邮乘》介绍国外邮刊“示邮界以选购之途径”，为的是“开通邮识”，进而提出“引导初学，似尤为当务之急”。[78]

但这些提议，周氏都予以拒绝了。他在答王抱存函中仍然强调“本志专为高等集邮家参考”，而“邮学常识，大率粗浅，若泛登此等家常便饭文字，将令读者生厌，且使本志地位降低，与一般广告式之邮报等类齐观矣”。（今觉：复王抱存函/《邮乘》2卷4期）

客观地说，周氏将《邮乘》定位于“高等集邮家参考”读物，本意是在避免邮刊同质化，与“一般广告式之邮报”拉开距离。

这是有鉴于当时的民众集邮现状。周氏分析为：一是邮人“拿邮贩的眼光来品评邮票，极罕贵的票子，大家忽略过去，并不惊奇，有些不相干的票子，反而咨嗟叹赏，更有些人，拿邮贩的眼光来品评，所谈论的，无非是这个好销，那个难卖，这个现在市价涨了，那个要的人不多，差不多都是这一派话。对于贵票的源流、历史、地位、真值（真值与市价是两回事），完全隔膜”；二是邮人参加邮会的兴趣主要放在了邮票买进卖出上，所以邮会“所差强人意略有成绩者，只有拍卖一事耳。凡到会者，什九皆为拍卖而来。故每次拍卖品，多则百件，少亦六七十件。且时有珍品，拍得善价”；三是集邮者即便是邮会会员对邮学书籍也无兴趣。他说“本会因无固定的会所，故所有书报，都交与藏书部主任，代为收存。有欲借阅者，可向该主任请求，但研究邮学者，能有几人，能阅西文者，又有几人。故此一项，不过备格而已，更无号召会众之能力也”。（周今觉：论邮票会组织之难/《邮学月刊》2卷4期）

要避免杂志“拿邮贩的眼光来品评邮票”，所以他要倡导“示我以邮票不如告我以邮识”，因为“邮学家，则不独搜集邮票，必须深研邮识，多所发明，或勒成专书，或披之杂志，故凡称邮学家者，无不为集邮家，若集邮家，则不必皆为邮学家”。[79]

周氏在创立《邮乘》之初就欲与外国邮刊抗衡，“要代表中国邮界争一口气，抱定了与其办不好倒不如不办的决心。[80]

但这样做，一方面使杂志很难采用一般来稿而得罪了不少人。[81]严西峤就有文章言及周氏对“外间之投稿，除极少数得以刊登外，什九被抛之字篓”；另一方面，也陷于“周氏唱其独脚戏，惟署名只得用种种别号，实则皆为其个人杰作”，一人独办杂志的困境。但严西峤并不否认“虽然周氏著作，后来发觉错谬殊多，但在昔年我国集邮环境而言，其邮识实已堪称宏博，见解尤异于常人，所撰写之长短论文多篇，语多中肯，文辞之典雅优美，犹其余事焉”。（严西峤：邮林忆旧/《华侨邮刊》）

陈志川分析，出现这种状况是“当时集邮家对邮学研究未感兴趣”造成的。[82]周氏外孙唐无忌先生也有文辩析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包括一些集邮家在内）的集邮者，集邮才入门，主要精力都放在征换求索邮品上，对集邮研究尚不太感兴趣。《邮乘》又以高档邮票的高层次研究为主，一些有兴趣者亦接触不久，欲言又不敢论而无从论，绝大多数集邮者写不了或不敢写，这是症结之所在”。又云“给大量‘小学程度’的人看‘大学教材’，这的确是一种集邮家脱离民众的问题。追求提高，忽视普及，实际上是‘曲高和寡’，因而使中华邮票会对大多数集邮爱好者失去吸引力”。（唐无忌：周今觉与中国集邮）

实际上，周氏是早已有意将邮刊通俗化、大众化的。《邮学月刊》的创办就是他试着朝通俗化迈出的尝试。他以“铸秋”之名撰写的一文，就恳求“大家把月刊当作自己的机关报，随便校稿通讯，及发抒意见”。[83]

他告知读者：“他（指周今觉本人）对于月刊中的作品，极力地求浅近，遒普及，以便引起群众的趣味”。并且努力身体力行，在撰述时力求浅近。但还是有人“以文义太深不易了解”，周氏表示“真无可如何矣”。[84]他在复函黎震寰时，为自己的邮学著述“曲高和寡”而“引以为憾”（可能是违心之言）。他说：“我以前编撰《国邮图鉴》，主题研究早期票的子模版式，曲高和寡，未能普及，引以为憾。”（黎震寰：怀念周今觉先生/《湖南集邮》1989年第2期（原载新加坡《狮城邮苑》14期）

在后期主持编务上，周氏已注意采纳一般邮人来稿，并多次撰文征稿，可谓至诚。他说来稿“三言两句”也不要紧，“文字不能达意”的，由他“修改字句之”。（今觉：所望于老邮学家者/《邮讯》1卷8期）甚至亲自撰写“三言两句”的范文来展示给投稿者。[85]

为此，他罕见地转载了应《申报》增刊征文所作，介绍集邮需备哪些集邮工具的“邮具篇”一文，但依然强调“本志为专谈高深邮识之季刊，于此类论文，本一切摈而弗录”之言。[86]

周氏负重前行，坚定地实施着他的办刊理念。有人劝他何必那么吃力，“外国邮报甚多，只消东抄一点，西译一点，就够用的了”，他说“我敢说一句大话，无论现在和将来，只有他们抄袭我的，决没有我们抄袭他的”。[87]

对于邮会，周氏同样倾注了心血。外文邮刊中凡有关创办邮会的文章，他都细心研读，并与中华邮票会的工作对照检查，以域外经验为借鉴。如他研读了英国美尔斐尔的《如何组织集邮会》一书后，就从交换、演讲、拍卖、会刊等几个方面，逐项来检讨中华邮票会的工作，指出会务工作的不足，以《论邮会组织之难》为题撰文刊在《邮学月刊》2卷4期上，希冀全体会员努力，将中华邮票会工作做得日臻完善。他几次表示，“他（指周今觉本人）愿意在最近期内，除去会长一席，让别人来试干一两年，有不到的地方，他在旁边指导指导，他极力提倡群众化。本会谋永久的基础，不要像邮乐会那样的凄惨结果，庶不负他发起此会的一片苦心了”。（铸秋：英雄主义与群众主义/《邮学月刊》2卷3期）

他说：“会长之外，尚有董事，董事之外，尚有会员。会也者，非会长一人之所有，岂能随会长一人为进退。会可复，会长则必须另举。”（周今觉：复刊弁言/《邮典》1卷1期）

4.“先生崖岸自高，邮人与论文者，多短其骄”

在中国邮史上，没有一个人得到周氏那样多的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受到他那样多的非议。提到中国邮票史，不能不讲到他；提到中国集邮史，也不能避开他。正如一部英国邮史，不能没有罗兰·希尔爵士；一部美国邮史，不能没有罗斯福总统。不理解他，就不能说了解中国邮史。

他为人耿介，有时甚至不免执拗，这为他带来非议，当然，一些非议也已在邮学之外，有欠公允。

严西峤有一文颇具代表性，他说：“周氏除撰邮学著作之外，复喜舞文弄墨，揶揄别人，以泄一己厌恶之感，惟客观言之，究不免夸张渲染，讽刺太甚，而有失忠厚。对于厌恶之人，每嘲弄奚落至不留余地，故集邮圈内之人缘，殊不和洽。”（严西峤：邮林忆旧/《华侨邮刊》）

梁芸斋则认为这是邮界一些人“多短其骄”。他说：“今觉先生，在学术界为一代宗师，在集邮界为一代泰斗。先生掌中华会时，尝假银行俱乐部与各会董聚餐，月必举行，风雨无阻。先生崖岸自高，邮人与论文者，多短其骄。”（中国邮坛巨星的陨落/《近代邮刊》4卷3期）

张包子俊提及“孙君毅先生曾为文指责”一事，[88]则以事实说话：“其实周氏平日待人诚恳，为集邮亦曾涉足陋巷，遇珍品不惜重金。新光邮票会晚于中华成立，周氏不仅自愿加入为会员，还在新光举办成立十周年时，出展珍品，极力赞助。”（张包子俊：谈邮王周今觉先生二三事/《天津集邮》1989年第4期）

在分析了新光邮票会与中华邮票会的不同之处后，指出因周氏“目无余子”，造成中华邮票会的骨干如“阮景光、李隽青、袁醴波先后加入新光阵容”，并指责中华邮票会“一些董事，不过只是拥护而已，没有真正地将支持邮会邮刊付诸行动”。[89]陈复祥对周氏的评价，则带有至深的感情（他是周今觉集邮的领路人，前文已有涉及），对周氏也了解得最深，评价也较为贴切。他说，华邮能在世界邮坛地位迅猛提高，“恐非任何他国之票所可比拟，在邮界人物中，不能不归功于周今觉先生，……若非周君，他人决无如此能力，其有功于吾华邮也诚不可埋没”；对外界之非议周氏，他强调自己“不喜奉承，但是非必须辨明”。进而指出，是周氏“振臂奋呼，力劝华人集邮，更以身作则”；是周氏，有胆识也有财力，“人所不愿取不敢取者，彼斥巨资取之”；是周氏，主编的会刊及其邮学著述尤其是《华邮图鉴》面世后，“他人即无话可谈，而亦不必谈，……尤其国人，随其后而踵起者，不知凡几”。但也指出，周氏“眼界太高，骛远忽近，对于后起初集之人，无心奖掖，……致于后起新进之辈中，感情甚鲜，不能合作”。陈复祥为此“言之深为怅然”。[90]（陈复祥：华邮漫谈/《邮典》1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