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梅瑞狄斯自称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就是革命的、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按照他的认识，他又坚信一个作家最好不要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因此除了1866年他曾作为英国《晨报》的特派记者，在意大利采访民族解放运动新闻，1867年曾参加过一个朋友的议员竞选活动以外，他一直置身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以外。他的作品也大多不涉及具体的社会或政治活动，上述两次事件后来虽然在他创作的《散德拉·贝洛尼》《戊维托利亚》和《包尚的事业》中有所反映，但都没有成为它们的主要内容，只起了背景或陪衬作用。不仅如此，梅瑞狄斯似乎还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与现实的党派斗争是无关的，因此他可以一面担任保守派的《伊普斯维治日报》的撰稿人，一面为自由派的《双周评论》写稿，一面又担任中立派的《晨报》特约通讯员。这一切都说明，梅瑞狄斯在文学与现实斗争的关系上抱着超然态度。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所要处理的不是某一社会现象，某一政治事件，而是要针对作为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影响人们世界观的各种习惯势力，腐蚀人们思想感情的各种错误观念。因此他在作品中大力揭露的是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作风，损人利己的自私心理，尔虞我诈的丑恶表现，而利己主义在他看来是这一切的根源，它是贵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中心环节，这样，揭露利己主义的丑恶面目成了他创作的根本任务。这使他的作品带有很大的哲理性和抽象性。

利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本来源远流长，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如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在自己的学说中阐述过这个问题，但他们只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所谓趋利避害是人类天性的观点。直到十九世纪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阶级对抗的加剧，以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潮的形成，利己主义才被确认为资产阶级以至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最根本特点。梅瑞狄斯正是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利己主义者》的中心人物当然就是利己主义者威洛比·帕特恩爵士，他号称全郡的楷模，最完美的绅士，可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他显示出自己只是一个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这个揭露过程是通过他为维护自己的婚约，和他的未婚妻克兰拉为争取自由而要求解除婚约的斗争进行的。威洛比的最大特点，便是一切以我为中心，在他的眼中，任何人都是为他而存在的。他要求他未来的妻子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保持一致，完全成为他的影子，用他的说法，结婚就是使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也就是把妻子的个人融化在丈夫的个人中。他把爱慕他的利蒂希娅拉在身边，又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只是把她看作随时可以供他利用的一个筹码。他不放他的表兄维农离开庄园，不是出于任何亲族的情谊，只是因为维农对他还没有失去利用价值。他的两个未出嫁的姑姑更是处处得听命于他，看他的眼色行事。作者指出，帕特恩公馆实际是个“给罩在铁盖子下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威洛比爵士不仅是统治者，也是国王，是它的思想领导……他具有不容侵犯的自尊心，不同的意见一露头便会遭到打击；但是他得到满足时却和蔼可亲，还不惜对服从者赐予恩惠”。在克兰拉要求他照顾小克罗斯杰时，他声称：“如果要我接手，我必须对他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他必须面向我，把我作为他的榜样”，也就是让他把这孩子按照他的模式培养成人。在谈到维农时，他说：“我承认，我要求他完全依赖我。封建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件应该反对的坏事，只要领主确实像个领主。”他不仅要求别人服从他，而且要死心塌地地服从他，他说：“我并不是赞成奴役，我认为重要的是感情。我要求周围的人都爱我。”但他承认：“我不想自封为完人……我一旦生气，我是不留情面的。”凡是得罪了他的人，便永远成了他的眼中钉，小说中写到的一个仆人弗利奇便是例子。

作者指出，利己主义者的“敌人是整个世界”，也就是整个社会，因为它不让他这个“昂首挺胸的‘我’字”横行无阻。威洛比便是这样，他要求克兰拉必须敌视世界，憎恨世界。这引起了她的恐惧，她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还是个相当年轻的女孩子，热爱自由，热爱生活，对前途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在她看来，憎恨世界就像要她憎恨河流、憎恨高山一样荒谬。于是她与威洛比展开了争论，然后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在一切归于失败、走投无路之后，她采取了冒险出走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出走作为解决克兰拉的问题的途径，出走中途夭折了。在第二十五章开头，作者指出，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必须当机立断，鼓起勇气，斩断绳索，如果不能这么做，只得让绝望主宰我们”。而克兰拉“选择了绝望，她却认为自己很勇敢，因为她的勇气正好鼓动她逃走，摆脱她所憎恨的一切”。显然，作者认为，获得自由是克兰拉应该享有的权利，她不必采用不合法的手段，以致贻人口实，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丑闻，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求，与威洛比解除婚约。就作家在婚姻问题上的思想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飞跃。

与威洛比相反的是维农·韦特福德，他光明磊落，在书中被比作重瓣野樱桃树上那一片比雪还洁白的花朵。他爱克兰拉，同情她的遭遇，但从不干预她在婚姻问题上的态度，强调她应该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自己解决一切，这反映了梅瑞狄斯反对在爱情问题上感情用事的理性态度。这个形象是根据梅瑞狄斯的好友莱斯利·斯蒂芬塑造的，斯蒂芬博闻强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他的女儿便是后来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梅瑞狄斯显然对他十分器重，维农的许多特征，如喜爱跑步和登山运动等，都体现了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