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
激励就像汽（火）车的引擎，车要往前行驶，没有引擎，就真应了那句“火车是用推的”。但光有引擎，没有刹车，也很危险。在经济或金融活动中，约束的根本目的在于，人们被激励去获取经济利益的时候，不应当损害他人所享有的平等的经济权利。金融体系就设计了相应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但是，监督中往往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外部性说起。
外部性
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
当张三花了成本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李四却坐享其成，这就产生了正的外部性。用更专业化的经济学表述就是，当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大于其私人效益时，就产生了正外部性。张三花巨资修了一个公园，春暖花开之际，游人因鲜花怒放而心情愉悦；或夏天荫翳蔽日到树下纳凉。公园、道路、城市的街灯和绿化等，都是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
在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中，若没有政府的介入，往往就会导致其供给不足。“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领域，存在供给不足。所以我们看到，修路、绿化等，往往都是由政府投资完成的。
当一项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大于其私人成本时，就产生了负外部性。比如，空气污染。若一家企业非法向外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硫），那就会对周边的空气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如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受损或农作物减产等，并不是由污染的排放者来承担的。在具有负外部性的领域，又会存在私人部门的过度供给。所以，若没有政府的管制，就会存在污染的过度排放。
克服监督的正外部性：代理监督
假定甲公司从1 000个人那里借得了5 000万元资金，此后甲的行为又由谁来监督呢？若没有人来监督，甲公司对借入资金的使用就可能会很随意，甚至携款潜逃。
假设这1 000个贷款者当中，小王热心监督。由于小王的监督，甲公司没有发生违约，不过，小王因为监督而发生了2万元的费用。若其他人不来分担监督成本，这2万元就只能由小王一人承担了。他监督所带来的收益，却要由所有贷款者分享，小王承担了全部监督成本，却只能得到不足千分之一的监督收益。其他人不出一分钱，便能分享小王监督的收益，这就叫“搭便车”。由于搭便车，最终结果是，所有贷款者都没有监督的积极性，结果形成了监督真空。
尽管如此，监督的总收益却要大于监督成本。若没有监督，贷款者的本金就可能很难收回。于是，所有贷款者约定，将他们的监督权委托给第三方，由它来对甲公司监督。充当第三方角色的，最重要的就是银行，银行扮演着替存款人监督借款人的“代理监督”角色。
用手投票：我的财运我做主
金融市场又是如何解决监督问题的呢？
从法律上讲，股东都有权利监督上市公司，所有股东都有权参加股东大会，投票决定公司董事会成员，就重大事项进行表决。股东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行直接监督的行为叫“用手投票”。
“没有掌声”的格力股东大会，就是用手投票的经典例子。2016年10月，中国上市公司格力电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拟就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拟筹划发行股份，作价130亿元购买银隆100%股权。收购完成后，银隆将成为格力电器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此次收购，格力拟增发股票，配套融资96.9亿元。但许多投资者对此收购持消极态度。
因此，当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走进会场时，参会股东并没有给予掌声。这让她很不自在。于是，她又几次走出会场，再进来，但都没有她习惯的雷鸣掌声，而是死一般的寂静。对她而言，与会股东鼓不鼓掌真的很重要，因为，不鼓掌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拟收购银隆的不满。最终，97亿元配套融资方案被否决，反对票和弃权票几乎全部是由中小股东所投出的。后来，银隆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当初中小股东的否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
格力的例子说明了，中小股东可以发挥监督的作用。但在上市公司的监督中，依然可能存在搭便车现象。可借用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讲的“智猪博弈”来说明。
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头猪。在猪圈的一端有一个食槽，另一端安装了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按按钮要支付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大猪吃9个，小猪只能吃1个；若大猪和小猪同时到，大猪吃7个，小猪吃3个；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小猪吃4个。
在这样的成本与收益中，若小猪去按按钮再去食槽，它最终的收益是-1，若大猪和小猪都不去按，对小猪而言，虽然没东西吃，但也没有成本。因此，不论大猪按还是不按，小猪的最优选择都是在槽边等待。等大猪去按，小猪先到，吃4个，大猪吃6个，小猪搭大猪的便车。
“智猪博弈”很好地解释了，持股份额较大的股东监督，可能是重要的。在股份公司中，股东承担着监督管理层的职能，但大股东和小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收益并不一样。监督管理层需要收集信息，花费时间，大股东从监督中得到的好处显然多于小股东。这里，大股东类似“大猪”，小股东类似“小猪”。对公司监督的最优选择是，大股东担当起收集信息和监督的责任，小股东则搭大股东的便车。
用脚股票：三十六计，走为上
最初，股东通过选择董事会成员来行使权利，再由董事会成员雇用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股东的积极参与影响了公司的战略和风险承担水平。后来，股东开始变得不再亲力亲为了，表达不满的方式也不再是通过选举，将董事会成员换掉，而是将股票卖掉。
在1928年，伯利与米恩斯合著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他们发现，与小企业不同，股份公司出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管理全权委托给经理人的现象。许多企业股权非常分散，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的利益往往存在分歧，但股东又无力限制管理层的行为。
由于持股人极为分散，每位股东持股数量也不一样，又处在不同的地区，由分散的股东直接监督公司，极为不便。实际上，由于分散的股东对公司的监督存在搭便车现象，每个股东都会希望其他股东能积极为权益最大化去投票，自己则坐享其成。由于每个股东都这样想，最后也就没有一个股东来对公司进行直接的监督了。
因此，极少有小股东对公司进行严格监督，而更多的是通过“用脚投票”方式。当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不满时，就会在二级市场上卖掉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一走了之；或当对公司前景高度认可时，就会不请自来，用真金白银增持股票，给公司投下信任票。
若很多股东都对公司前景不看好，不认可管理层，他们在二级市场上卖出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当该公司的股价跌到一定程度，如在极端情况下，跌到每股净资产以下时，外部接管者就会进入。一旦外部接管者控股后，就会以控股股东的身份对该公司进行改组，替换原来的领导层。用脚投票和接管机制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构成了一种较强的约束力。
正因为金融体系有上述多种多样的功能，一个完善而发达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是促进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金融体系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写道，格拉斯哥自银行创立以来，15年间，商业竟已加倍。苏格兰的商业，自苏格兰银行和皇家银行在爱丁堡创立以来，增长了4倍还多。他的结论是：“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因为它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