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抱怨，去把它修好！”

我父母的成长历程从无偷懒的余地。20世纪40年代，我的外祖母是全职秘书，到我母亲12岁时，她成了寡妇。我父亲是家里10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高中没毕业就开始工作，为飞机制造商柯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Wright）制造俯冲轰炸机（Helldiver bomber）。1946年，18岁的他加入了海军，在太平洋的一艘驱逐舰上度过了一段岁月。

我的父母教育哥哥斯蒂芬和我：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成就，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他们从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理应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或是理应有能力买房。他们从来没接受过任何人的救助，而且他们也明确地说过，我们不应该指望别人来救助自己。他们不是爱说教的人，但他们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如果哥哥或我回家发牢骚，他们会说：“别抱怨，去把它修好！”

他们还向我们灌输了“做自己”的重要性。“虚伪”是他们对人最恶劣的评价。1961年，我父母花23 000美元，在辛辛那提郊区的芬尼镇上买下一套黄色的三居室错层砖房，那时我5岁，斯蒂芬9岁。这套房子整洁、错落有致，而且近乎全新。我们的地址是沙龙舞大道9060号，周围的几条街的街名也有着类似的欢快气派：樱花巷、枫丹白露台……但芬尼镇并不富丽堂皇，而是踏踏实实的中产阶级社区。

跟我一起玩的孩子的妈妈们，大多专职在家带孩子（斯蒂芬出生时，我妈妈也辞去了教职）。爸爸们分别是保险推销员、教师、药品推销员和通用电气的机械师，都是当时人们所称的“体面”的工作。我爸爸的工作也不例外，他是通用电气飞机发动机采购部门的一线经理，属于白领。

我经常打趣说，我们住在沙龙舞大道时，邻居们没有哪一家会去参加沙龙舞会。其实，我们连空调都没有。读高一那年，在俄亥俄州最热的几个月里，橄榄球训练结束后，我常常跑回家径直冲进地下室，手脚摊开地躺在凉爽的水泥地上，这是我唯一知道能止汗的方法。我还记得，16岁的时候，爸爸终于兴致勃勃地给家里安装了中央空调。安装空调的那天，是我这辈子最有活力、最幸福的一天之一，跟日后我与妻子结婚、迎接女儿出生的大日子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我喜欢橄榄球，但让我逐渐认识到团队合作和相互尊重之间联系的运动，是棒球。那是在我高三的时候，1973年前后，我站在了投手丘上。那时的我是个身高1.9米、一头卷发的17岁少年，我穿着白色的队服，胸口绣着代表芬尼镇的大大“F”字样。

我朝看台望去，父母一如既往地坐在那儿。不管我是在棒球场，还是在橄榄球场，或者篮球场，我都习惯了在一记好球之后抬起头来，迎接父亲的目光。那时斯蒂芬已经上大学了，所以，爸爸的骄傲就如同激光一般汇聚在我身上。那种感觉好极了。

那天我手风极顺，连续将击球员三振出局。我踩上了势头，准备打一场完美的比赛。尽管如此，比赛进行到某个时候，我们队的游击手却失误了，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沮丧。我扯下手套，把它摔在地上。对我来说，这个瞬间稍纵即逝。我捡回捕手手套，继续比赛。可等我再一次朝球迷区望去时，我没发现爸爸的身影。这很奇怪，直到我们队打赢比赛，我都在琢磨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大巴车把我们送回学校后，我徒步穿过运动场。爸爸过去常说，我们家离高中只有一根发球杆加一根9号铁杆击球的距离[1]（他没有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喜欢从前廊把球打出去），所以我走到沙龙舞大道上用了5分钟。我在厨房里找到了他。“爸爸，你去哪儿了？”我有点生气地问，“这是我今年最棒的比赛。”他没有犹豫，他说：“你得明白，如果你在发火，让队友难堪，我可不想坐在那儿看着。”我爸爸不是个大块头——那时我比他高了差不多10厘米。但当他对我说“我不希望你那么做，你不应该冲着自己的队友发火，再也别这么做了”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小矮子。

我记不得那场比赛的比分了。是无安打[2]吗？也许吧，我说不准。我只记得我的脸因羞愧而发烫。爸爸批评我的行为跟我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一个样。他总是叫我们尊重别人，不管他们从哪儿来，也不管他们有钱还是没钱。

爸爸喜欢开玩笑说，自己的儿子们是受“箴言书”教育长大的。他说的“箴言书”，是指他一再重复并践行不渝的一套常识性的老话。他最喜欢的一条是：趁着问题还小就把它解决掉。另一条是：要么自己干，要么不干，没人会帮你干。当然，还有一条他很喜欢：公平就是公平。这些基本的原则，后来影响了我的管理风格。

[1] 在高尔夫运动中，发球杆发球的距离平均在190～230米，9号铁杆击球的距离一般在110～130米，两者加起来的距离为300～360米。——译者注

[2] 在棒球里，无安打指的是整场比赛里不让对手击出任何一支安打，即投手发挥极为出色。——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