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预见危机：透过摩天大楼指数看商业周期》是一本有关经济周期的作品。作者从“摩天大楼”这一现象切入，生动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是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思考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

奥派经济学认为货币不是数字概念，而是制度或法律概念，货币政策应该符合其自带的先验法则。货币是在没有干预和强制的情况下，由市场自发产生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也是由市场决定的。这意味着货币不应该被人为操控以实现某个整体目标，或者说，任何人为地操控货币的做法都是“违法”的。而经济危机的出现，正是“货币被中央银行操控”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当经济体被注入大量人为创造出来的货币之后，企业家的行动被扭曲，而经济危机就是市场受人为创造的货币的冲击而发生的协调失灵。

人为创造大量货币，压低了市场利率，误导了企业家的投资决策，扭曲了生产结构。大量资金流入那些要花很久的时间才会得到回报的项目上，而这些项目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市场没有真实的需求。这说明企业家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这些项目，或在完成的过程中，原料价格已经上涨。这都使得这些项目被证明是无效的投资项目，这时企业家不得不放弃。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危机。

奥派经济学认为，利率是消费者跨期偏好的体现，起着调节消费、储蓄与投资的作用，其中投资可以视为满足未来需求的消费。在正常情况下，市场利率应该与由个体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利率一致。但是，如果在市场中注入大量货币，市场利率就会被压到自然利率之下，这会导致储蓄的减少、投资的增加，而这些人为增加的投资并不符合消费者的真实偏好，从而导致跨期调节失灵。当出现大量投资时，市场表现为经济繁荣，而经过一段时间，当这些投资被证伪时，市场就表现为衰退。如果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些错误的投资得到清算，经济就开始复苏。经济周期正是这样一个“跨期”的“时间现象”。

人为创造的货币对生产结构的扭曲还在于“坎蒂隆效应”。注入经济体中的货币不是均匀分布的，总是有人先得到货币，有人后得到货币。而货币的获得与否以及获得的多少，必然会改变个体的投资与消费行为。这意味着在货币注入经济体的那一刻，即便企业家还没有开始进行生产，经济结构就已经扭曲了。

所以，在奥派经济学看来，经济周期是一个与“生产结构”和“时间”相关的现象。这不同于其他学派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比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经济周期视为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现象；也有人把经济周期视为一种心理现象，“非理性繁荣”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观点之一。

奥派经济学认为，用于投资的资金只能来自真实的储蓄，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信贷资金。因为只有真实的储蓄才能代表节约下来的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而信贷资金的背后是没有实物支撑的。当企业家被低利率诱惑而去扩大投资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缺乏真实的实物资本来完成投资，或者他们为获得这些实物资本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超出预期利润，这会迫使他们放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投资。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因为市场自身存在缺陷，而是因为人为干预市场。准确地说，是人为创造的货币扭曲了价格与利率信号，导致企业家做出在正常的价格和利率水平下不会做出的错误判断，使得企业家对资源的配置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产生系统性判断偏差。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与主流周期理论侧重的总量分析不同，奥派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包含了“个体行动”的思想，也就是企业家的“经济计算”，这体现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价格与利率是企业家进行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信号，企业家依据这些信号“想象”利润机会。如果这些信号因为人为干预而被扭曲，企业家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亏损，也就是资源错配的普遍发生。经济危机就是资源错配的体现与结果。

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非常多，在货币银行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政府利用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为部分存放准备金的商业银行提供后盾，使其即便是随意创造信用媒介也能免于破产之忧。正如人们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之所以有投资者敢于购买那些缺乏良好信用的次级债券，是因为这些债券有政府背书。这样，在政府担保的作用下，融资杠杆被放大，从而加剧了信用的扩张，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与随后出现的经济危机。

政府之所以要操控货币银行体系，是因为政府和银行部门可以相互利用。一方面，借助银行部门融资是政府实现其宏观目标的一种便捷手段。这种由金融体系制造的信用扩张，可以产生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假象，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而政府关心的也是短期目标，因为实现这样的短期目标有助于政府赢得选民的认可。此外，养活一个庞大的机构需要大量资金，如果政府以加税的方式来获取资金，那么这势必会引起民众的反抗。相比之下，政府通过银行体系，借助负债的方式获得资金要容易得多，也隐蔽得多，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这种负债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对银行来说，当有政府背书后，它就可以在超出偿付能力的情况下进行信用扩张，而不必担心会破产、遭受损失。这样，和市场中其他部门相比，银行相当于拥有“特权”的部门，被普遍采用的商法及优胜劣汰法则对银行来说并不适用。

政府操控下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导致财富分配不公平。政府和金融部门最先也最容易从这个体系获得资金，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普通大众，尤其是收入相对固定的人士，比如拿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财富不知不觉地从后者手中转移到前者手中，哈耶克弟子、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称之为“五鬼搬运”，或者说，这是一种隐性盗窃。

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很容易从这一体系获得资金，这些“容易的钱”会被大量地用于资助低效率的部门或根本没有存在必要的部门，从而导致这些低效率部门得以长久维持，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政府操控下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就像一根虹吸管，从创造财富的部门汲取财富，然后去豢养一个不创造财富的部门。长此以往，创造财富的部门会萎缩，而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却得到扩张，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均财富越来越少。

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通行的货币与银行规则背离了自然正义，这种人为的规则“冲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市场协调的失败（实证主义者往往看不见这种失败）。我们可以说，经济危机其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危机，其解决之道是回到自然正义的规则中去。

但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的是相反的解决之道。这种学说不是从规则入手，而是从总量入手。它把市场视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追求的是总量或整体上的最优，比如：当经济繁荣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采取紧缩政策冷却一下；当经济衰退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一下。这就是所谓的“相机抉择”。我们说，总体目标的实现不等于个体幸福的增进，这完全是两回事。只有当市场得到有效协调，分工合作得以展开时，个体幸福才会增进，而这样的协调性取决于调节个体行动的“规则”，包括价格与利率，当然还有私有财产权。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回避了这一根本性的规则问题。对规则的回避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为基础，这一方法假设完美的规则已经存在，剩下的就是一个通过数量调控来实现最优的问题，这种调控其实就是干预。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用一种干预去纠正另一种干预，前者的这种干预不能消除经济危机，相反会累积危机，因为导致失调的原因——偏离自然正义的规则，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被强化。

货币和银行制度都应该回归自然正义的规则。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则更倾向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关于货币与银行制度，奥派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主张取消中央银行，以及取消商业银行豁免兑现的特权，从而使货币和银行业务与国家脱钩。但在具体的货币与银行制度上，奥派经济学内部存有分歧：有的奥派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接受部分准备金的自由竞争的银行体系；另外一些奥派经济学家则对银行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西班牙经济学家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Jesús Huerta de Soto）教授，他和这本书的作者马克·桑顿（Mark Thornton）一样提倡百分之百准备金的银行制度。德索托教授认为，部分准备金的自由银行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银行的形成、壮大和巩固。

经济危机正是这种扭曲的货币与银行体系产生的一个“后果”。一个社会如果想保持持续的繁荣，就必须对这种扭曲的体系进行改革。大众应该有智慧去认识自然正义的规则，并勇敢地去纠正有悖于这一规则的人为规则，即便暂时性地经历阵痛，比如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相反，如果人们不能正视这一问题，而是回避它，甚至假装没有看见，或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性或管制性政策来实现宏观目标，那么这个社会的活力将日渐丧失，大众的生活水平会普遍下降。这种整个社会陷入全面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是比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危机。

我们说，“市场化改革”其实就是不断回到自然正义的规则，也就是从“扭曲”回到“正常”。《预见危机：透过摩天大楼指数看商业周期》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改革前景，这本书对货币与银行制度如何回归正常状态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为了避免经济危机或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或倒退，市场化改革应该尽早在各个领域推进。

朱海就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