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了解欧洲历史的读者，或多或少都听闻过“神圣罗马帝国”（下文中有时会用“帝国”作为简称）的概念。神圣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上重要的政体结构。关于它的开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它源自由查理曼打造的法兰克王国；另一种说法则定位到公元962年，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加冕罗马皇帝。帝国结束的日期倒是没有争议，1806年，它在拿破仑的干预下解体，延续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正是由于其漫长的历史，我们很难对帝国的面貌有一个全盘把握，也很难对它的历史意义进行简单的盖棺论定，甚至可以说，长期以来帝国都饱受误解。历史学家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认识与评价，也会因循时代背景、史学理论转向等因素而发生重大变化。在关于帝国纷纭复杂的认知中，我们能够发现关于它的三副面孔。
我们大都读过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经典评述。他用一种格言式的短语对帝国进行了断言，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后文我们将其简称为“三非评价”）。伏尔泰这个对仗的评价常常为人称道，看上去充满了文字游戏一样的玩世不恭，但其实是这位启蒙学者深思熟虑后做的总结。伏尔泰的这句话，源自他的名著《风俗论》。
伏尔泰对帝国的评价，勾勒出了帝国的一种讽刺意味的面相。帝国成了那些自以为很重要的政治实体的最佳代言人。“三非评价”其实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调侃，或者是一种基于自负的轻视，有很强的道德说教意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秉持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体现。基于18世纪的时代精神，启蒙思想家对国家的各种期待中，就包括希望国家肩负起提升民众幸福的职能。所以在伏尔泰眼中，一个没有明确的首都，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的神圣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反面典型。
实际上，伏尔泰是帝国的亲历者。他写下“三非评价”的1756年，帝国还在存续期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局外人，甚至可以说生活在与帝国有利益冲突的对立国。伏尔泰在很多场合提到过法国与德意志之间存在差异，并认为帝国是法国的强大邻居。从最朴素的国家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就会理解伏尔泰为何要将自命不凡的头衔强加在神圣罗马帝国头上。同样作为帝国的亲历者，歌德对帝国则有别样的情怀，为我们勾勒了帝国的另一副面孔。
歌德年轻时曾经在韦茨拉尔实习。韦茨拉尔是一个小城，据说没有什么动人的景观；这座建造得也很差的城市，却是神圣罗马帝国重要的司法机构帝国枢密法院的所在地。虽然歌德极其尖锐地提到了帝国枢密法院的缺陷，但是帝国的政治运作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推动法制建设，将这个机构坚持下来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歌德看到法院画廊中陈列的三百年来为之付出过努力的德意志人，被激发出了由衷的敬意。
帝国带给歌德更具体的印象，来自他在法兰克福时经历的国王加冕仪式。孩提时代，歌德就从长辈那里听闻了他们所经历过的两次加冕（1742年查理七世，1745年弗朗茨一世），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把这样的经历视作“一生的最大荣幸”。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加冕仪式被营造成为绝好的“爱国氛围”。十五岁的时候，歌德更是有幸在法兰克福目睹了一生所“经历的最隆重的节日”。1765年，约瑟夫二世加冕，歌德见证了神圣庄严的国王选举、盛大堂皇的仪仗队、隆重肃穆的弥撒、华丽喜庆的加冕典礼、热闹丰盛的国宴以及市民的狂欢。作为法兰克福市民，他在那些“古色古香的节日”里备感荣耀与鼓舞，因为“伟大的庆典应是持久和平的象征，德意志多年之久地享受着和平的幸福生活”。从这些自传回忆文字中，我们感受到帝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通过记录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歌德塑造了一个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帝国形象，甚至为后来《浮士德》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无论是伏尔泰还是歌德，他们对于帝国的观感都立足于个人视角。特别是歌德，由于他的一生完整经历了帝国的跌宕起伏，既有加冕仪式的高光时刻，又有帝国解体的没落寂寥，因此他对帝国本身怀有非常复杂的情愫。他刻画出来的帝国印象，既饱含讽刺，又充满敬意，但其实都是一种浓厚的爱国情怀。所以，神圣罗马帝国值得拥有一副更加客观、独立的学术视野中的面孔。
当然，学术界对帝国的认知，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够做到面面俱到，或者真正兑现客观公正。史学本身就在不断进化，史学家拥有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也在随时更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解读也会呈现出历史阶段的特征。实际上，2015年萨基诺谷州立大学的托马斯·雷纳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已经全面分析了伏尔泰讲出“三非评价”的来龙去脉，通过还原历史语境，我们了解到伏尔泰针对的主要是1356年的《金玺诏书》，这份重要法律文献的出台，折射出时任帝国皇帝的查理四世权力恶化的处境。雷纳指出，“三非评价”夸大了帝国的软弱，现代学术界早已达成了否定伏尔泰轻率表述的学术共识。
如果仅仅从政治史的维度解构帝国，学者会在不经意间用现代民族国家为参照对比帝国，总是能够看出它的支离破碎。但是，当我们从制度的建构、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特质等角度分析神圣罗马帝国的内容时，就会发现丰富多彩的面相：法学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帝国在制度建构层面的独创；文化史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帝国的文化成就的了解，除了风格化的教堂建筑、音乐、民间习俗等，还有德意志启蒙运动本身也是在帝国独特政治环境下才能生根发芽的。
特别是在经过1495年帝国改革运动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宪政框架。帝国通过皇帝、帝国议会、枢密法院、税收、教会等关键制度进行运作，它们既具有功能性，又具有平衡机制，从而将一个拥有多种教派、种族、语言的广阔地区整合了起来；它也许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的”民族国家，而是基于法治传统和联邦主义构建出来的灵活的“帝国”，但在尊重等级多样性的同时，又有一种共同体的认同。在学者的维度中，神圣罗马帝国不仅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反而是一种包含了君主制、等级制和联邦制等要素的多层次政体结构，且最终实现了法律的、防御性的、维护和平的体系。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虽然帝国枢密法院并非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最高法院，但在法律实践层面，法院能够如同古希腊保护神庙那样，作为政府权威机构为寻求法律救济的德意志民众提供帮助，从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鉴于神圣罗马帝国在历史上曾经囊括了波兰、荷兰、捷克、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现代欧洲国家的全部或者部分领地的事实，一些学者将帝国的制度理想化为联邦制国家的结构，甚至提出帝国是欧盟理念在近代早期的预演。
在国内学术界，专治神圣罗马帝国研究的学者凤毛麟角（李隆国、钱金飞等从历史的维度有很好的梳理，王银宏、林海等关于帝国法律制度有诸多研究），但是对这个政治实体的关注向来就有学术传统。中文世界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最早译本，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本只有85页篇幅的小册子。它以英国学者雅各在1928年的专著为底本。最早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神圣罗马帝国的专著出版于1964年，编写者为李祖训。多年来，多家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帝国历史研究译著，其中既有通史类作品，也有断代史研究，还包括从法学、社会学、文化史等角度对帝国展开的深度研究。
牛津通识读本系列《神圣罗马帝国》的出版，将进一步丰富中文世界读者可了解的有关帝国的文献资料。本书短小精悍，非常适合读者快速把握帝国的全貌。该书的作者惠利是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专家，是完成这项学术任务的极佳人选。他在2012年就出版过一本研究帝国与德意志关系的大部头（《德意志与神圣罗马帝国》）。近年来，关于帝国的各种通史类专著，在欧美学术界也不时有新作面世。值得一提的还包括威尔逊在2016年出版的帝国千年史，以及关注帝国后期的断代史。
我们希望，随着惠利译本的出版，国内读者能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参考资料，得以构建出神圣罗马帝国的第四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