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罗马大道
恺撒在公元前55年的这次“入侵”，更像是一场预备性质的侦察行动；他说自己想亲自了解“这片土地上的情况”。罗马人不喜欢大海，但大海挡不住这座岛屿的吸引力。不列颠此前就是罗马的贸易伙伴，据传此地矿藏丰富、盛产小麦。这里的一些部落居然还和北方的高卢人结盟，那些人可是恺撒的对手。所以说，罗马人有充分的理由到此一游。
不列颠的几位部落首领预先得知了消息：恺撒正在秣马厉兵、蓄势待发，便遣使与之周旋；恺撒也派人来敦促他们合作。随后，恺撒带领两个军团（各约有5 000兵马）乘坐80艘战船，扬帆出海，杀了过来；罗马人最后在迪尔登陆，对方正严阵以待。双方在海滩上动手开打，这场战斗规模不大，罗马人获胜，不列颠的部落首领再次求和。但和平局面很快就破裂了。一场风暴骤然而至，再加上满月时的潮汐形成的巨大威力——而罗马人又对此懵然无知——他们的船只都被破坏了。
部落首领见有机可乘，便违背誓言，打破了和平局面，双方在迪尔附近小战多次；恺撒进退维谷、一筹莫展。此时他只想渡海撤军。船只总算修好了，高卢的物质援助也到了，恺撒便带着许多不列颠人质返航了；他发誓一定要卷土重来。
第二年，他果然如期而至。这一次，他的意志更坚决，兵力也更强大。他带了800艘船、25 000名步兵和2 000名骑兵。这一次称得上是入侵。在强敌压境之际，内斗不休的部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公推泰晤士河以北那片领土上的君主卡西维洛努斯为统帅。英格兰人与罗马人作战的方式一如既往，还是按照他们内战时采用的战法——步兵、骑兵和战车兵协同作战，伺机进退。卡西维洛努斯手下有4 000辆战车；车手驾车直接冲往前线，武士下车战斗，车手驾车后撤，等他回来上车。恺撒写道，通过稳定训练，“他们能够娴熟地控制车速，即便在陡峭的斜坡，他们也能让马匹全速疾驰，停车转弯，瞬间完成”。这可是一股劲敌，他们不但勇气十足，还足智多谋。
不过，稳扎稳打和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顶住了他们的攻势。多次血战之后，英格兰人撤到森林中。恺撒蹑踪而至，捣毁了卡西维洛努斯的据点。各部落酋长纷纷求和，最后，卡西维洛努斯也投降了。恺撒带上人质和勒索来的贡品，扬帆东去，返回罗马了。
在以后的90年里，罗马人都没有兴兵入寇。但罗马军队的到来和胜利却在这里留下了影响深刻的印记。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人的胜利的标志是不列颠南部逐渐罗马化了，那里的部落首领开始从罗马帝国进口葡萄酒和奢侈品。旧有的生活方式落败之后，从此一蹶不振了。上层阶级的住房也改变了形状，从圆形变成了垂直式。这就是文化转变的有力证据。至少南方的部落首领一心想仿效胜利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改变了效忠对象，成为罗马附属国的国主。按照希腊史学家斯特拉波的说法，他们“派遣使者巴结讨好”，结交罗马帝国的首任元首奥古斯都。他们向罗马帝国出口奴隶、铁器和谷物，换取玻璃器皿、琥珀制品和其他货物，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还得向罗马帝国缴纳关税。这就是他们与欧洲大陆文化保持密切联系的最佳方式。
罗马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岛屿会带来物质利益。他们伺机发起进攻。机会终于来了。阿特里贝茨部落（王国）首领请求罗马助战，攻打与他作对的邻国。显然，某些部落还是希望罗马出兵干预的。新即位的罗马皇帝克劳狄正好借助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武功不凡。此人在军界小有名气，用西塞罗的话说，“战场上的荣光盖过其他任何胜利”。在英格兰人的土地上也可以获得这份荣光。
公元43年，奥鲁斯·普劳提乌斯率领四个军团、合计20 000兵马出征不列颠，他们在两处登陆，分散了英格兰人的反攻力量。各个部落分兵作战，但他们最后还是兵合一处，在梅德韦附近打了一场大战；战斗持续了两天，卡拉塔库斯率领的土著军队战败。这是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但战场的确切位置在哪里，目前尚不清楚。普劳提乌斯派人向克劳狄告捷，请他御驾亲征，发出制胜的最后一击。两个月后，皇帝驾到，随军带了28头大象；他猛攻土著的首府卡姆洛顿努姆，迫使卡拉塔库斯西逃。克劳狄返回罗马之后，阖城庆祝，赞颂他接受了11位国王的降书顺表。征服不列颠的行动开始了。罗马人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场征服。
卡姆洛顿努姆（也就是现在的科尔切斯特）成为首座罗马人的首府；罗马人在土著人工事的旧址上又修建了一座宏伟的要塞，作为统治的象征。罗马军队四处征战杀伐，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们沿着西、北和西北三个方向进军。西路军在韦斯帕芗的带领下，打了33场战役，挺进威尔士和西南半岛。在多塞特的山间要塞梅登堡的陡坡上，曾出土一具尸体，他的脊柱上还留着罗马弓弩射出的箭镞。到了公元49年，罗马士兵已经在萨默塞特监督矿产开采了。
北路军和西北路军行进缓慢，他们沿着现在的大路（例如埃尔迈恩大街）行军，试图征服或扫平沿途的各个部落。他们在被征服地区兴建营垒，每个部落居住区至少有一支驻军。到了公元51年，位于现今英格兰北部的大部落布里根特的女王卡特曼杜拉，收到了用罗马酒桶盛装的葡萄酒和建筑用的瓷砖。她已经成为罗马人附属国的女王。罗马史学家描述的是一个平缓的殖民化进程，但土著居民并不愿意束手投降；在这个稳步前行的进程中，罗马人遇到了部落的反叛和偶尔发生的哗变。伏击、袭击和战斗更是家常便饭。弗思大道以南的地盘，从埃克塞特到林肯，均被罗马人控制；以北的地盘情况复杂多变。有些部落各有其效忠对象；有些部落则相互争斗不休。
公元47年，爱西尼部落在罗马人统治的腹地东盎格里亚地区扯旗造反，这件事足以说明，罗马人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这次起义的原因是，罗马当局禁止土著携带武器。起义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它预示了13年之后即将爆发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布迪卡（也称“波迪希亚”）将会成为英格兰民间传说津津乐道的名字。她是已故爱西尼国王普拉斯塔古斯的遗孀。老国王死后，罗马行省官员想全盘吞下爱西尼的财产。不但布迪卡受到罗马人的鞭打，她的两个女儿也惨遭强奸。这是帝国主义暴行的昭然标志。
布迪卡揭竿而起。她联合其他英格兰部落，出兵攻打罗马人的首府科尔切斯特。这里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目标，因为城中住着数百名罗马退伍军人，他们控制着附近地区。部落军队在南下途中，遇到任何初具罗马化特色的东西，一概烧杀抢掠。别墅被毁，房主被杀。武士们到了科尔切斯特，变得益发凶暴。城池被毁，商铺遭抢。退伍军人躲到了神庙里，但两天之后，他们都被制服，砍成碎片。克劳狄的巨型雕像被砸断，头部被扔到了河里。神庙也被毁掉。接下来，布迪卡继续带兵南下，剑指伦敦；切尔姆斯福德和圣阿尔本斯遭洗劫，那里的整支罗马军团被屠戮殆尽。
当时罗马督军苏托尼乌斯·保利努斯正领兵攻打威尔士，他一看到形势危急，赶紧回师镇压起义军。不过，他到了伦敦之后，并没有出兵解围。他拒绝了伦敦市民的恳求和陈情；他要挽救的是整个帝国行省，他必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出战。许多伦敦人匆忙出逃，向南投奔亲罗马人的部落，以求庇护，留下来的人都被杀光了。塔西佗写道，有7万人在这次进攻中被杀。城池也被一把大火烧光。在伦敦城的街道下面，现在还有一层红色的氧化铁土层。到了20世纪末，还有人在瓦尔布鲁克河的河道下面发现了48具人头骨。
布迪卡挥师尾随苏托尼乌斯，她显然认为，向罗马占领军发起最后一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场大战的确切地点尚不明确，它很可能是在沃里克郡的曼塞特村，也可能在埃塞克斯的梅星。无论发生在哪里，它都必然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恶战。苏托尼乌斯有1万人马，但对手有10万大军。罗马军团背靠森林，面朝平原；土著武士穿过平原，快速逼近，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罗马人劈头盖脸投掷过来的标枪刺倒。接下来，罗马人手持盾牌和短剑上前迎战。他们军纪严明，临危不乱。慢慢地，布迪卡手下的人马开始掉头逃走。一场血腥屠杀接踵而至，到了战事结束之际，布迪卡方面有8万人被杀。罗马军团方面有400人阵亡。有人说布迪卡最后服毒自尽，以免被俘；有的史料则说，她是因病去世的。如今威斯敏斯特大桥上还有她的一座纪念碑，象征着土著部落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罗马人还想灭掉另一股特殊的敌对势力：坚守古老宗教信仰的德鲁伊派。在完成全部清剿工作之前，罗马人也必须镇压他们。他们在逐步西撤途中，一路遭到追杀；最后一次抵抗发生在公元61年，地点在安格尔西岛。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道，罗马军队穿过陆地之后，面对着“站在前滩、排成密集阵形的武士，在两岸之间，有些穿着黑袍子的女人很像复仇女神，手持火把，来回奔跑”。站在罗马人面前的就是德鲁伊派，他们手持武器，直指苍天，发出恶毒的诅咒。然而，他们的神祇并没有施以援手。他们都被砍倒在地，他们的神社也被付之一炬。
平定了东部和南部之后，罗马人开始转头关注西部和北部地区。公元78年，时任行省总督的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征服了威尔士。第二年，他又派遣军团挺进东北部，经过考布里奇后，又向西穿过卡莱尔地区。他分化了对手，兴建了一座又一座堡垒，监控已经投降的各个部落。这些部落比南部的部落更心怀敌意，也更具有攻击性。按照塔西佗的说法，打了“多次战役，其中一些不无血腥之气”。由于罗马人的最终目标是建造和控制一条北方边防线，因此，他们还得派兵出征如今的苏格兰南部地区。
如今，军事化的英格兰已经大体成形；罗马人在约克和切斯特建造起几座常年使用的营垒，在里面驻扎着整支军团。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也是在罗马人要塞的周围兴建起来的。曼彻斯特原名为“玛木希奥”（Mamucio），得名于一座形状犹如乳房的小山；后来它又被误读为“曼库尼奥”（Muncunio），现代的曼彻斯特人（Mancunians）遂得名于此。为了连接各个要塞，罗马人修了一条又一条的笔直大道。在林肯和格洛斯特，他们兴建了由驻军把守的城镇，城里住着退伍的军团将士。纵横交织的营地、要塞、岗楼和城防工事，凸显出这里盘踞着令人生畏的殖民势力。主干道路上还设有邮传驿站，这些驿站后来都变成了村庄。这样一来，整个国家都被罗马人用武力改造了，呈现出遍布农庄和别墅、田地和村落、牲畜道和围篱的田园景象。它与铁器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只不过显得更加协调而已。
这个过程可不是心慈手软的。据塔西佗的记载，有位部落首领抱怨说：“我们的物产和钱财都被赋税给吞噬光了；我们地里长出来的庄稼填满了他们的粮仓；压迫者强迫我们砍伐森林、排干沼泽，从而摧残了我们的双手和肢体。”包括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在内的防区需要驻扎12万常备军。如果有人认为这些军团都是罗马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罗马人在占领的头100年，从高卢、西班牙和德意志征发来了4万名军人。英格兰人也参加了占领军。由于部队混入了本地人，所以经过三代人的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本土化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新事态出现了。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一道长城，将罗马化的英格兰和苏格兰部落隔离开来。20年后，罗马人又建了一道长城，将苏格兰的南部和北部隔开。罗马人无意深入高地地区，正如他们也放弃了攻占爱尔兰的计划。罗马帝国停止了扩张的步伐，如今它很有必要保护自己的边境，享受和平的快乐。长城以南的领土加速农耕化。在坎布里亚平原，一个强大的农业体制确立下来。英格兰不再是一个总是被部落反叛轻易撼动的行省。它再次变得繁荣起来，就像过去的铁器时代那么富裕和丰产。
罗马化的进程是逐步进行的，也是受地域限制的。在乡村地区，铁器时代的生活状况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那里的人们仍然奉行旧有的风俗习惯。变革的迹象在城镇当中出现了，体现在城镇的英格兰行政官员身上，这些人欢迎（至少是利用了）罗马官员在他们国家享有的支配地位。在罗马官员的建议之下，他们开始兴建庙宇、建造公共广场和建筑；他们学习拉丁语，穿罗马人的托加长袍，以显示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放下武器，开始盘算着如何过上富足的生活。英格兰首领的子弟开始学习“文明的技艺”，有些人被送到罗马。浴场和议事大厅也兴建起来了，按照塔西佗的说法，本地人开始参加“时髦的宴会”。与铁器时代相比，这个时代出现了更多的盘子、碟子、酒器和碗。英格兰进口了双耳陶罐（储物器皿），用它们来盛装葡萄酒和橄榄油，还用来储存橄榄和鱼酱。塔西佗带着尖刻的语气写道：“他们称之为文明，其实这是对他们的奴役。”
过去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现在披上了罗马制度的外衣。地主掌控着佃农，他们是依附于土地的隶农。处于等级制顶端的是田连阡陌和饶有资财的大地主，处于低端的是数量庞大的奴隶。用来指称奴隶的servus一词，最后变成了“农奴”（serf）。几百年来，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没有变化。由于如今有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施行统治，青铜时代的社会模式反而得到了深化和强化。
罗马人将原来的部落控制区转变为行政区，使之成为国家组织的下属成分。每一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市镇，在很多地方，这种中心市镇就设在过去部落的首府。这里的建筑过去都是木制的，如今都变成石制的。广场上的市政建筑群就是统治中心，负责镇里的大小事宜。殖民势力给这些地方带来了罗马的建筑风格，大型的拱门、雕塑、祭坛和浴室，让原先不规整的居民点变得井然有序。在这些公共建筑当中，有许多是国家倡导修建的，一直完好地保存到2世纪。广场和廊柱大厅、神庙和圆形剧场高高耸立，它们的周围密布着商店、房屋和作坊，这些建筑主要是由木头和泥块搭建的，屋顶是用泥抹的。许多房屋实际上只是单间居室；还有的建筑物前面是商铺，后面是住所。居民区凿出了水井。屋内有壁炉。在大街以远的地方是公墓、砖窑、采石场和养殖牲畜的围场。
市镇政府掌握在市政委员会手里，委员们都是大地主，外加几名职员和几位官员。这里体现出了所有社会分层因素和专业化因素，因为亲族关系和部落纽带逐渐让位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群体关系。规模大的市镇是独立、自治的，行政官和政务委员负责排水、卫生和重新铺路等事项。罗马时代英格兰最常见的考古学“发现”是写字用的刻写板。
很快，农村地区出现了罗马风格的别墅。最早的别墅（例如威塞克斯的菲什伯恩发现的别墅）都显得非常高级，很可能是为了罗马化的部落首领或帝国的高官所设计。这股豪奢的风气迅速传播到其他部落首领那里。在东南部，比较朴素的别墅兴建起来了；这类别墅很适合生活富裕的地主，也就是农村的大户人家居住。别墅本质上是农耕时代的建筑，房主的余钱都被用来装修和摆阔了；它们模仿罗马的风格，墙壁都是用石头砌的，墙面上镶着马赛克。房顶上覆盖着陶制瓷砖，完全不同于英格兰圆顶房屋上的茅草和枝条。马赛克、地下取暖和玻璃窗户，这些东西无不带有帝国文明的印记。即便是面积较小的房屋也可能抹上灰浆，墙上装饰着绘画；单色或彩色的石膏也被用作外部防护层。但是，我们不应该高估它们在英格兰的普及情况。山寨依然可见，尤其是那些坚守旧有社会和文化传统的英格兰大家族的山寨。
在2世纪的肯特郡凯斯顿村，铁器时代的农庄仍然存在。到了2世纪中叶，有些地方开始兴建一种新型的木制农庄住宅，屋内的墙壁都是彩色的。到了3世纪初，这些地方又建起了石头房子，里面设有罗马风格的浴室。木制的谷仓成为农家院落的一部分，有些谷仓则是后来人用石头建造的。烤炉可用于处理麦芽或烘干谷物，别墅的主人还会雇用脚夫、铁匠和铜匠。罗马时代初期的火葬墓地也曾被发掘出来。后来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建造了一座圆形陵墓。所以说，罗马化程度大小不一的小型社区便是这样出现的。
在土地耕作方面，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习惯做法依然保留着。在西南地区，本地人的习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有东南部地区出现了欣赏品位的转变迹象，尽管它也仅限于社会领导者。罗马人带来了樱桃、桑树和无花果，这些东西都是当地人闻所未闻的。甘蓝、芜菁和豌豆在罗马人统治时代首次出现在英格兰。不过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一如既往，即便是罗马化地区的土著仍旧喜欢吃牛肉，胜过吃猪肉。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依旧生活在铁器时代，在未来的几百年中，这一情况依然不变。不过，有一项农业创新乃是皇帝诏令的直接产物。东盎格里亚的沼泽被排干了，这些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按照既定计划，这里兴建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农场。整片地区成为帝国的大地产，向中央政府纳税。富饶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则成为帝国的另一处大地产。
征收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在内的税负，成为罗马人主要的剥削手段。由于军费日益增加，税负也日益沉重。罗马人的占领加速了货币经济替代部落经济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部落货币也逐渐被帝国货币所取代。当然，罗马人也征收商业税。各个工业制造中心（例如剑桥郡卡斯托尔村的制陶业）改变了部分面貌。从肯特沿海到瓦伊河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冶铁业。在整个罗马时期，铅矿的开采也不曾中断。在需求与创新的双重刺激之下，英格兰的生产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局面。煤被用来炼铁，为浴室取暖加热；它也为巴斯的密涅瓦神庙的生活提供燃料。
有两种本地产的羊毛制品成为帝国臣民的需求对象，一种名字叫“不列颠大氅”，是一种防水的斗篷和风帽；另一种叫作“不列颠毛毯”，是一种羊毛地毯。其他商品包括供罗马竞技场使用的黑熊和斗牛犬。人们身穿牛皮外罩和皮裤子。据说恺撒之所以入侵英格兰，乃是为了拿到品质优良的牡蛎（以便从中挖取珍珠）。
在3世纪初，英格兰被分为两个行省，上不列颠尼亚以伦敦为首府，下不列颠尼亚则以约克为中心。这里所说的“上”和“下”并无优劣之分，纯属地理上的说法。后来这两个地区又被分为四个行省，再到后来又被划分为五个行省，凸显出国土治理和利用之严密。
由于帝国在英格兰的统治已经稳固，英格兰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占领军变成了国防军；他们已经归化了，以本地人自居了。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军队中，有十分之一驻扎在这块殖民地。这就意味着，这支兵力对于遥远的罗马城中的政局具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军队哗变和起义并不罕见。286年，驻守英格兰的罗马总督卡罗西乌斯称帝。289年，他率领部队开往欧洲大陆。他走之后，英格兰的各个城镇采取措施，防止罗马施加报复。100年后，另一位罗马指挥官夺取了这个省份并宣布独立。尽管英格兰中部的一场战役彻底打消了他的幻想，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英格兰在帝国政治风云中的地位。
英格兰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港口、金属和税收，可以为罗马庞大的经济引擎增加动力。不过，它之所以富饶多财，主要还是依靠农业。359年，罗马皇帝朱利安组织了一支由60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把英格兰的谷物运到了莱茵战区。英格兰已经成为欧洲的粮仓，到了4世纪，它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大人物们居住的别墅建得更为庞大、更为奢侈。毫无疑问，在帝国统治之下，阶级区分变得更加显著了。罗马化的英格兰人奴役着铁器时代的英格兰人。
北方的边境地区自始至终是冲突的发源地，这是由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逼近和施压所致。但是不久后，英格兰行省的各条边境都将变得险象环生。在英格兰南部，现在统称为“撒克逊海岸”的那一带，莫名其妙地兴建了一长串堡垒要塞，目的是什么，至今完全不清楚。这是为了防御撒克逊人从西北部入侵，还是为了收容撒克逊战士和商人？或许是为了保护英格兰和欧洲之间的海路，以防范海盗和其他强盗？
然而，关于罗马人治下英格兰的许多情况，相关的证据支离破碎，不够完整；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偶然发现的碑文记载、考古学成果以及罗马史学家的信笔评述。罗马对英格兰的统治长达350年，相当于从伦敦大火到现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在英格兰历史上，这一阶段的信息最为贫乏。
尤其是，我们根本看不到对于人的记载，无论是生活在时髦、奢侈的别墅中的罗马化领导人，住在木头和石头屋子里的小地主，在狭窄肮脏胡同里住着单间房或两居室的城里人，身穿托加袍、腰扎武装带、在衙门上班的公务员，还是住在远离别墅区的集体宿舍里的无地劳工，人口的整体趋向和大幅增长没有受到罗马史书里明确记载的清洗、政变和反清洗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也不大为人所知，那就是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在2世纪，基督教就传入英格兰，但信徒寥寥无几。罗马化的英格兰人信奉的是罗马神祇，而铁器时代的英格兰人尊崇的是自古以来的山神林怪。此时的基督教还没有成为英格兰的本土宗教。不过，亨廷顿郡的尼恩河流出土了3世纪的基督徒使用过的器皿和牌匾，这就明确证明了，这里曾是当地的一座神社；事实上，在整个帝国的同类器皿中，它们的问世时间最早。在多塞特的庞德博里，发掘出一处基督徒公墓，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到了4世纪，基督教北传，已经一路渗透到了卡莱尔。
当君士坦丁大帝于312年皈依基督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还没有那么深入人心；君士坦丁是在306年在约克被拥立为帝的，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似乎一直把英格兰当作治下的精神核心。为了纪念荣登大宝，他还将约克城改造一新，后来又三次驾临英格兰。他自称布列塔尼库斯·马克西穆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伦敦还一度改名为“奥古斯塔”。因而，英格兰的基督教是基督教后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基督教是皇帝本人渴求独裁统治时期产生的一神论信仰，它有一套统一的信条和价值观，可以向帝国各地传播。它有助于支撑中央的司法和官僚力量。毫不奇怪的是，它的追随者来自统治阶级。在英格兰，罗马化的人群无疑迅速接受了这种体制化的信仰带来的乐趣。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与别墅文化产生了关联。它也是城镇统治精英的宗教；城镇中的主教负责呵护城中的教民。
314年，英格兰共有三位主教，外加一位牧师和助祭，参加了在法国南部阿尔勒举办的一次全基督教公会议。这三位主教分别来自约克、伦敦和林肯；助祭则来自赛伦塞斯特。塔山附近的考古发掘显示，这里可能曾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铺着大理石，墙上涂满了色彩。教堂中殿的中央是一口圣井。这里很可能是伦敦的雷斯提图图斯主教的教区中心。如今有关3至4世纪教堂的珍贵证据少之又少（虽说在西尔切斯特曾发现一处），但这是有原因的。最早的那批教堂如今就埋在了后来建立的教堂地下。只有拆除了现代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之后，我们才能觅得早期的英格兰教堂。
没有哪个帝国能够永存于世，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罗马帝国的边疆逐渐遭受外敌的威胁，很多地方还遭到严重破坏。北方部落变得越发阴险狡诈。法兰克人进入了高卢北部。西哥特人也即将定居阿基坦尼亚。英格兰面临的威胁来自北方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当中的盟友。367年，一拨人马越过了哈德良长城，分成几股势力南下蹂躏英格兰。撒克逊海岸线各个堡垒的指挥官被谋杀，行省领导人不列颠尼亚都统被俘。这是英格兰人载入史册的一场败仗。罗马的干预和重建工作（包括重新加固关键要塞）帮助英格兰人又享受了30年的繁荣与和平；但在此之后，北方部落又卷土重来了。
在罗马帝国内部，一连串觊觎皇位的人为了争夺宝座而大打出手，英格兰的兵马被调走他乡。他们建功立业去了。皇位觊觎者之间的内战削弱了罗马政权的自律精神和井然有序的制度，而这两者一直是罗马人统治的标志。统治机器开始解体。408年，北方部落鼓起勇气，再度发兵南下，罗马化的英格兰人别无选择，只好起兵自卫。当时的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在书中记载道，他们“拿起武器，冒着风险，争取独立，他们解除了蛮族对城市的威胁”。他还写道，他们后来又驱逐了罗马总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这段简短的文字隐含了好几个层次的博弈，有些罗马化的英格兰人想保留罗马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取巨大利益；还有些人想摆脱中央政府的沉重赋税和高压统治。两年之后，也就是在410年，有一部分英格兰人请求罗马皇帝往不列颠派兵遣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是想抵御外敌撒克逊人，还是想对付国内的敌人。不管意图如何，皇帝霍诺留答复说，如今英格兰人必须自己御敌了。英格兰人的罗马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另一位史学家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进一步透露说，当罗马官员消失之后，接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人都是“僭主”，即“皇位觊觎者”。他们看似来自罗马的篡位者，但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为人们所熟悉的英格兰头领，他们是部落酋长或大地主家族的后代。随着罗马统治势力的消退，英格兰各个部落和政治势力做出了不一而足的反应。城镇里的罗马化英格兰人手握地产，更有可能将自己打造成自治的行政单位；那些小城邦的领导人依旧自称“行政长官”。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出现了一些依靠雇佣兵保卫自己的小王国。例如，英格兰东部的王国不得不使用日耳曼军人；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些部队将会引发许多问题。边远地区的部落还没有彻底罗马化，故而又恢复了前罗马时代的社会组织。留在北方的派遣军聚集在一位指挥官的麾下，此人便成了酋长。北方最早的一位罗马人首领克利乌斯则成了英格兰民间诗歌中的“老大王克尔”。
所以说，在罗马势力撤出之后的这一时期里，英格兰的生活模式是多种多样、因地而异的。不过，我们还是从中可以发现总体性的变化迹象。罗马的税收制度瓦解了，乡村的土地被贵族所控制。随着税收制度的瓦解，货币流通迅速减少。到了410年，大型的制陶中心都已经关门大吉了，因为需求已然消失。英格兰的制砖业要等到15世纪才得以恢复。别墅疏于打理或无人居住，后来的居民也对它们弃而不用。
公共演出和重大演出的日子一去不返。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衰败了或者正在衰落中；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功能而已。城市依旧是邻近地区的统治中心，这里是当地的主教和领导人的驻地，但它们不想保留或者说不再需要3世纪的帝国门面了。例如，西尔切斯特的廊柱大厅被改造成金属制造中心。城市人口依然存在，约克和格洛斯特在5世纪显示出重建的迹象。在5世纪下半叶，维鲁拉米乌姆引进了一种使用木制管道的新型供水技术。所以说，城市系统依然在发挥作用。在什罗普郡的田野中发掘出了罗马时代的城市罗克塞特。罗马人离开后，它并没有消失。廊柱大厅被夷为平地，但原址上又兴建起了一座巨型木制大厅；这座大厅成为罗马式木制建筑群的中心。繁荣和热闹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期。
考古学家在5世纪的土层中发现了沉积层，这种沉积层出现在许多城市和小镇的地下，被命名为“黑土”。过去人们曾认为，这是当年的城市变得荒无人烟的证据。如今看来，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它是泥制篱笆住宅的残留物。5世纪的城市和小镇依旧人口密集，那里的商业生活依然活跃。
在易货交易和地方贸易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证据有手工制造的陶器以及大量生坯，后者可能是用来砌墙的。乡野农夫和劳工的生活根本没有因为统治者更替而发生改变。
在5世纪末被撒克逊奴隶主俘虏的圣帕特里克在《忏悔录》中证明，别墅主人的富裕生活一直延续到5世纪的前几十年。帕特里克当了六年俘虏之后返回英格兰，他父亲敦促他担任公职；地方上还聘请修辞学家教导平民百姓。当时的某种政治体制依旧以罗马人的政体为基础。429年，日耳曼努斯主教自高卢来到英格兰，维鲁拉米乌姆城的头面人物代表全城百姓欢迎他的到来。这些人很可能是教区成员或者是接管该城的行省政务委员。据日耳曼努斯的传记记载，这些人“因富有资财而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时髦，周围尽是成群的崇拜者”。这可不是一个不复荣光或穷困潦倒的国家。
日耳曼努斯来到这里的一项任务是，协助英格兰人抗击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如下场景：撒克逊人突然“进兵”或发起了势不可挡的“入侵”。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撒克逊人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在3世纪就抵达英格兰，已经融入了英格兰人的生活。城市和部落精英需要撒克逊武士保护他们的财产，许多撒克逊人娶了当地人做老婆，随着家人定居于此。日耳曼军人依然留在北方的罗马驻军中。撒克逊商人生活在小镇和城市中。撒克逊劳工在肯特郡耕种土地，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时不时地被征发当兵打仗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兹事体大的命名问题。人们通常认为，从铁器时代开始，本地的英格兰人一直被称为“布立吞人”（Britons）。但这个词实际上仅指住在西海岸、面对大西洋的英格兰人；这些布立吞人迁居高卢，建立了法国的布列塔尼省。他们说的是凯尔特语和盖尔语。布立吞人在北方的势力也很强大，他们总是让人联想到古老的部落群体。在英格兰的中部、南部和东部也有英格兰的土著居民，但是，撒克逊人逐渐在他们的居住区域内占据了支配地位，有时候是凭借和平手段，有时候则采用暴力手段。“英格兰”这个名称，就是对其中的一股盎格鲁定居者的称呼。“英格兰”（Engla land）本是维京人的说法。从公元1到13世纪，这个国家的特征便是几乎不曾间断地被外族占领。“帝国种族”过去曾经是一个被殖民和被剥削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