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稿]13
工资
‖I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是属于资本家的。资本家没有劳动者，要比劳动者没有资本家活得更为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是有效果的，劳动者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且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还可以把产业收益加到自己的收入里去，而劳动者则除了劳动所得以外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劳动者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劳动者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可以不必安于这种分离，而劳动者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此，对劳动者说来，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劳动者在他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加上为使劳动种族不致死绝而额外给他的聊足赡养家族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是适合于“光杆的人”14，亦即适合于畜类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资。
像其他一切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着人的生产。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劳动者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此，劳动者的生存被贬低为其他一切商品的存在的条件。劳动者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算是他的幸运了。劳动者的生存所依赖的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的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结果，构成价格的相应部分就会离开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者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由于劳动者对资本家处于从属地位，吃亏的首先总是劳动者。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劳动者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能够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这种能力，使得被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劳动者或者失去生计，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II |市场价格的偶然而急遽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要比对那个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为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为小。情况往往是这样：在某一个地方工资提高的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工资保持不变，而在第三个地方则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劳动者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则劳动者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工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产的有利位置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时，劳动者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的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形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减少而降低，因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因此，二者互相抵消。但是，总有一部分劳动者失去生计。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劳动需求的增长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的下落而降低。因此，二者互相抵消。
劳动者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劳动者的劳动价格之差，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之差大得多。劳动时表现出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因此所得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资本则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管个人活动的实际特点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在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样遭到损失时，劳动者苦恼的是他的生存本身，而资本家则苦恼的是他的死钱财的赢利。
劳动者不仅要为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得职业，亦即要为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所可能有的三种主要的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劳动者在这些状态下所处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减退的状态，那么劳动者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下，劳动者阶级也不能像所有者阶级那样得到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劳动者阶级那样，因社会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15。
‖III |（2）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唯一对劳动者有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者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是想多赚几个钱，他们就越是不得不牺牲更多的时间，以致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这就缩短了劳动者的寿命。劳动者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劳动者阶级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断地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这个阶级总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日益富裕的状态呢？那就是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a）通过大量劳动的积累，因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从而通过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剥夺，通过他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与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和活动的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
（β）资本的积累扩大着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劳动者的人数；反过来说，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扩大着分工，同时分工又增加着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这种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者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而且是极其片面的、机械式的特定劳动。随着劳动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IV |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随之降低。在工厂制度下，劳动者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γ）在福利正在增长的社会里，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的利息过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企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因此，资本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资本的积聚日益增长，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过去的资本家沦为劳动者阶级，而劳动者阶级则由于这种人数的增长一方面又要饱尝工资降低之苦，同时也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随着资本家人数的减少，他们为争夺劳动者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劳动者则由于人数的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反常和更带有强迫性。因此，劳动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要陷于行乞或饿死的状态，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要下降到劳动者的地位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劳动者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者也不能避免劳伤、早死、沦为机器和资本奴隶（资本的积累是作为某种危害他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的）、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劳动者的饿死或乞讨。
‖V |工资的提高在劳动者身上引起资本家式的发财欲，但是劳动者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因此，随着工资的提高，劳动产品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越来越与劳动者相对立。同样地，分工使劳动者日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引起人们的竞争，而且引起机器的竞争。由于劳动者沦为机器，所以机器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导致工业数量的增加，从而也导致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也生产出更多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结果不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失业，就是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劳动者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日益增长、累进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这种繁荣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劳动者的处境会是怎样的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里，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是极低的。劳动者间为谋得职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致使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劳动者数的程度，而因为该国的人口已非常稠密，所以人口数已不能再增加。”16
超过这个数目的增长部分将注定死亡。
因此，在社会衰落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日益加剧的贫困；在社会福利增进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错综复杂的贫困；在社会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持续不断的贫困。
‖VI |然而，既然在斯密看来，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不是幸福的17, ——而实际上甚至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都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既然国民经济学（整个私人利益社会）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社会的不幸。
关于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还应该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缩减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增加都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前者是作为单利发生影响，而后者是作为复利发生影响18。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这位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按照他的看法把劳动者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并且按照理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说，实际上劳动者得到的是他绝对不可缺少的最小一部分产品，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的生存，以及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了繁衍劳动者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份。
这位国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是同时他又说，劳动者不仅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本身和自己作为人的资格。
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所得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忙碌碌的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的利息，而摊到劳动者名下的那一份则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他有四个孩子，也注定要有两个饿死。
‖VII |19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能够用来增大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的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但是按照同一个国民经济学的意见，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凭着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资格，不过是养尊处优的和优游岁月的神仙，可是他们却到处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对劳动者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是物的唯一的、不变的价格；然而同时却再没有任何东西像劳动价格那样具有偶然性并且处于激烈的波动之中。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和文明，然而却使劳动者陷于贫困以致沦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然而却使劳动者日益依附于资本家，加剧劳动者间的竞争，把劳动者拖到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接着生产过剩而来的则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者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同社会利益相对立，然而实际上社会却总是必定同劳动者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同社会利益相对立，（1）是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从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缩减和上述其他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是因为对社会来说产品总量就是纯产品，而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但是，依我来说，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议论本身得出的结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 * *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一个扣除额。然而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所让予劳动者的扣除额，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劳动者、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衰落的状态下，劳动者遭受的痛苦最为深重。他由于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地位而遭到特别沉重的压迫，同时由于社会的这种状态而遭到一般的压迫。
而在社会前进的状态下，劳动者的沦落和贫困化则是他的劳动和他所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换言之，贫困来自当今的劳动本身的本质。
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这个毕竟可以大体上实现的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劳动者说来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
不消说，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亦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而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只是看作劳动者。因此，它才能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因此，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从上文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探索下述两个问题的答案：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改良主义者或者为了改善劳动者阶级的处境而希望提高工资，或者（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en détail[具体地说来]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
* * *
‖VIII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的预备训练的职业，整个说来是变得比较有利的；而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力气地很快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工作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能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还占最大多数。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劳动者现在的工资为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劳动者的工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得的工资平均起来当然为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属于第一类劳动者的只有一千人，而属于第二类的有一百万人，那么就有九十九万九千人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更好，而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可是人们却想借助于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有关人口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的多少只是估计劳动者的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衡量劳动者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然而这种持续性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日长短的差别。最近二十五年来，亦即恰恰从棉纺织工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时起，这一工业部门的英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而增加到‖IX |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或多或少总要影响到其他地方。”（舒耳茨：《生产的运动》，第65页20）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增长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说法是正确的，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因而贫富之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激烈。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增长了，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而需要、欲望和要求也同样提高了，所以虽然绝对的贫困在减少，相对的贫困却可能增加。靠海豹油和腐臭了的鱼过活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需要着同样的东西。但是在一个生产总量在十年中间按人口平均计算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前进着的国家里，工资赚得和十年前一样多的劳动者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生活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了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劳动的动物，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做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的身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因为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劳动者往往可以完成过去一百甚至二百五十到三百个劳动者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发生了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X |帮助人类的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所必要的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况下，提供给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也同时相应地增加了。但是，我们从老克罗诺斯[1]那里，甚至在他所固有的领域中所夺得的卤获物，在它的分配方面仍然像赌博一样取决于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在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需要……尽管时间因机器的改善而得到节省，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来说仍然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以这种劳动分解为简单的作业为前提。但是，开始时，只有一部分单调地重复的作业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则由人来承担。按照事物的本性并且根据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是有害的。因此，在机器工作同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害也必然地要表现出来。工厂‖XI |劳动者的较高死亡率就是表明这种分工的弊害的标志之一……人借助于机器的劳动和人作为机器的劳动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一十八个男工和十九万六千八百一十八个女工。兰卡斯特州的棉纺织工厂每有一百个男工就有一百零三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有二百零九个女工。在英国里子麻纺工厂中每一百个男工就有一百四十七个女工；在德鲁登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二百八十。在英国的丝织工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织工厂中主要是男工。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工厂中就业的，除了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个男工以外至少有三万八千九百二十七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谋生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大……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女两性已在社会地位方面互相接近。”（同上，第71—72页）
“1835年，有八至十二岁的儿童二万零五百五十八人，十二至十三岁的儿童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七人，十三至十八岁的儿童十万八千二百零八人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诚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的劳动操作，正在促进这种弊害的‖XII |逐渐消除。但是，正是由于资本家有可能使用以至消耗下层阶级，甚至他们的儿童的劳动力，并且比使用机械手段更容易和更便宜，所以机械化的迅速进步正在受到阻碍。”（同上，第70—71页）
“勃鲁姆勋爵向劳动者号召说：‘做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败坏人的德行和精神的紧张劳动，才能为自己挣得微薄的生活之资，而且甚至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倒楣的工作，在他们也不得不认为是幸运的。”（同上，第60页）
“总之，为了活下去，没有财产的人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听从他们的摆布。”（斐柯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第409页21）
“家庭仆役——月钱；劳动者——工资；职员——薪水或俸给。”（同上，第409—410页）
一方面，“出租自己的劳动”, “出借自己的劳动以取得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另一方面，“出租劳动材料”, “出借劳动材料以取得利息”，“使别人代替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XIII | “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要干如此低下卑贱的职业，要遭到那种凄惨而痛苦的沦落，以致野蛮未开的状态跟这比较起来都似乎是王侯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卖自己的身体。”（同上，第421—422页）拣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和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巴黎，1842年）22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六至七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同样多（第228页）。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放荡的生活道路时算起大约是六至七年。因此，要使卖淫者的数目保持在六万至七万这个水平上，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有八千至九千妇女献身于这个肮脏的职业，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二十四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的话，那么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就必定经常有一百五十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他们的贫困的增长而日益增长；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六百八十万一千八百二十七人。1831年增加到七百七十六万四千零十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在最富裕的连斯特尔州，人口只增加百分之八，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州，人口反而增加达百分之二十一（《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维也纳，1840年）。”（毕莱：《论贫困》，第1卷，第36—37页23）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如果价格高，就意味着商品的需求很大；如果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因为劳动者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劳动人口，不得不满足于获得产品中最微少的一份……作为商品的劳动的理论，难道说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3页）“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呢？”（同上，第44页）
大工厂宁愿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人的劳动便宜（同上）。
“劳动者在雇主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主的地位……资本家在雇用劳动方面总是随心所欲的，劳动者则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个瞬间都被卖出去，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完全丧失。和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
‖XIV |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代谢，就会憔悴并很快死亡。因此，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就必须承认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因而，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但是，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的交易的自由的结果”。现存的经济制度“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成全了劳动者，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变成了战争，而商业变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格兰）就代替着八千四百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193页]
迄今为止，工业一直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中：
“它像一个大征服者一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前引书，第20页）“这些利益”（即经济的利益）, “只要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裁者，而战争所下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而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就在对立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绝的战争是获致和平的唯一方法；这个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第23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业战争，需要有许多支人数众多的军队，这些军队要能调集到一个地点上不计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忍受他们所肩负的重担，既不是由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摆脱他们不可逃避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没有爱戴，也没有感谢。长官对自己的部下也不怀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而只是应该用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拥挤的劳动者大群甚至不相信会经常有人使用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不要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力气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让。加在他身上的劳动越是时间长，折磨人，使人难受，他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有时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劳动者，他们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XV | “我们确信，——对此，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特派员们也会同意，——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的人手、新鲜的血液不断地从邻近的农村流入大工业城市，这些城市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页）| XV‖
[1].克罗诺斯系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父，宇宙的统治者。从他那里夺得的卤获物当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赢得的时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