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左传》，为《十三经》之一。以篇幅最重，字数最多，号称大经。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尊崇《左传》，以为“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是凸显《左传》以史传经的贡献。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亦褒美《左传》，以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是标榜《左传》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的成就。清姜炳璋《读左补义》，更推崇《左氏传》：“为圣学之阶梯，实全经之橐钥。”是评断《左传》解释《春秋》的经学价值。《左传》一书，集经学、史学、文学而一之，亦由此可见。

经传探讨的专业，必读《春秋左传注疏》《左氏会笺》《春秋左传注》。然而作为教材，实有诸多不宜。为便利读者，乃编著本书，精选典范名篇二十四，分为叙事文、辞令文、议论文三大单元。每篇选文，各有原典、鉴赏、语译、评林四大栏目，彼此交相印证，相互发明。提供《春秋》经传研修的教材，揭示若干《春秋》书法、《左氏》传经、史家笔法、叙事传统、古文义法，以及属辞比事的范例。种种法门，跨际会通，多可作为初学入门的阶梯，登堂入室的津梁。其单元体例与栏目特色，说明如下：

一、三大单元

宋真德秀“以后世文辞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于是编选《文章正宗》，分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本书参考《文章正宗》之分类，剔除诗赋，删存为叙事、辞命、议论三大单元：

（一）叙事文

文章以叙事为最难，而《左传》长于叙事。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评价《左传》之叙事，以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谓：“《左传》叙事之法，在古无两”；《古文约选序例》称“（叙事）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清章学诚《课蒙学文法》称叙事之法，“莫备于《左传》”；“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从诸家之品评，《左传》叙事文的价值，可见一斑。

中国叙事传统，源远流长，发始于《春秋》，大备于《左传》，成熟于《史记》，《左传》位居枢纽地位。上承《春秋》属辞比事之教，下开《史记》之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义昭笔削、属辞比事，为传统叙事学的关键法门。或笔或削以见义，其后衍为详略、重轻、异同、有无的书法。类比、对比史事，化成先后、主次、安排、措置的布局。连属、约饬辞文，亦派生为曲直、显晦、虚实、变常的文章义法。《左传》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短章，如《晋景公梦大厉》，要皆因事命篇，长短各臻其妙；属辞比事，皆各有义法。

叙事文，最可见《左传》文体的特质。本书精选十大名篇，分别记述《郑伯克段于鄢》《鲁桓公薨于齐》《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秦晋韩之战》《宋楚泓之战》《晋公子重耳出亡》《晋楚城濮之战》《晋赵盾弒其君夷皋》《晋景公梦大厉》《麻隧之战吕相绝秦》等事件。《左传》叙事的精工美妙，蔚为信史实录，春秋一代的历史，借此有具体而微的呈现。《史通·叙事》提示叙事之体有四：纪才行、书事迹、因言语、假赞论。读者若参此为法门，辅以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对于研治叙事的传统，阐发叙事的义法，考察叙事的艺术，乃至于探究《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古文义法，多有帮助。

《左氏传》解释《春秋》，故叙事文不乏解经之语，如五十凡之例。孔子作《春秋》，特重修辞。东晋徐邈拈出“事从本史，而辞有损益”二语，可以解构《春秋》。孔子编比史事固然用心，而于属辞约文尤其致力。此自《公羊传》《春秋繁露》说经特重属辞，可见端倪。《左传》以史传经，注重微婉显晦“如何书”之法，尤其尽心于辞文之修饰润色。《春秋》三传说书法，有所谓凡、例、义例者。历代学者阐发《春秋》微言大义，说之以“例”者更不少，或称曰释例、条例、经例、略例、通例、统例，或名为纂例、总例、凡例、义例、类例。近代训诂学崛起，或取《左传》为资材，其类有三：一，“为”例，如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文公十八年）。二，“谓”例，如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襄公三十一年）。三，“曰”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庄公十一年）。“为”例、“谓”例、“曰”例，乃《左传》书法之规范字；今若以辞章学、修辞学解读之，往往怡然理顺。钱钟书《管锥编》称：“《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善哉斯言！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二）辞令文

《左传》与《战国策》《世说新语》并列，为古代说话三大宝鉴之首。《左传》所载，有关列国诸侯名卿大夫往来之辞命，其言语辩说，短章多温润婉丽，从容不迫；长篇则语词浩博，多或千言。或劝百而讽一，是臣下讽谏君王之辞；或折冲樽俎，化干戈为玉帛，是行人外交辞令之功效。凡此，言文辞达，婉丽流转，多可作为谈说之艺术，说服之典范。至于语文表达的标杆，说服营销的范本，犹其余事。

外交辞令的形成，《论语·宪问》载：“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郑国每一外交辞令，经由四贤之手，由草创、而讨论，再经修饰、而润色，然后交付执行。因此，应对诸侯，外交折冲，鲜有败事。不止春秋时代外交辞令之运作如此，推而今日一切规划、设计、经营、管理，无不皆然。子产之外交辞令，固然值得探究；《左传》所载其他行人之辞令，语言交际，亦各有其特色，应该一并关注。

行人出辞，外交对话，皆企图解决两国的矛盾纠纷，观本书精选《左传》辞令文八篇，可以明白。其中，折冲樽俎于战前或战后，行人辞令化干戈为玉帛者，有《齐楚召陵之盟》《阴饴甥对秦伯》《展喜犒师》《齐国佐说晋人》四篇。说服强楚，辞令应对得体者，精选《王孙满对楚子问鼎》《蔡声子说楚复伍举》二篇。面对强晋，辞令婉转周折者，挑选《戎子驹支对范宣子》《郑子产坏晋馆垣》二篇。如何不卑不亢，谈言微中？如何晓之以利害得失？如何确指其是非曲直？如何动之以感情好恶？《左传》辞令，多有绝佳的示范。

就辞令而言，《左传》之《声子说楚》，与《吕相绝秦》《季札观乐》《王子朝告诸侯》同为经典之说服术。就言叙、语叙而言，其借言记事，原始要终，见盛观衰，与《左传》之《重耳出亡》之叙事近似，已隐然粗具纪事本末之体式。（详张高评《〈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中山大学学报》二〇二一年第一期）

（三）议论文

《文心雕龙·论说》称：“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以辞命、议论、叙事，为文章分类之标目，今本之。试观《左传》之议论文，往往假历史人物，借拟言代言，以解释疑难、说明事理、阐发见解、发表主张，与徒托空言者相较，不可同日而语。后世论辩之体，如论、驳、难、辩、议、说、解、考、原、喻、语诸体式，大多发端于《左传》。学界于此，探讨不多不深，值得投入开拓。

《左传》叙事传人，有所论断，往往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义，此即所谓以叙事为议论，顾炎武《日知录》所谓“于叙事中寓论断”之法。此种论说形式，有神无迹，常见于《左传》之褒贬人物，进退公卿之中。尤其书写定、哀之际的近现代历史，“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不得不出以曲笔讳书，故忌讳叙事之用晦，成为史家常法。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论用晦之道，曾举《左传》叙事为例。《左传》之历史叙事，除了“君子曰”以外，不凭空论断者多，饶有文学叙事之含蓄不露。

解释疑难、说明事理、阐发见解、发表主张，为《左传》议论文的内涵。大抵见于臣子建言、同僚对谈、君卿大夫相接相示的交际话语中。选文分三大层面：

其一，解读经文，创造性诠释。凡“君子曰”的历史评论，皆属之。本书精选《君子论周郑交质》《君子论〈春秋〉五例》二文。《左传》“君子曰”，以发表己见诠释《春秋》，与以书法解释、以简捷判断传《春秋》，皆属于《左传》以义理解经之例，最近《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释经。

其二，阐发见解，揭示主张。《左传》多借时人之代言传达之，如本书所选《季札观乐论国风》《子产论尹何为邑》二文。其他见诸《左传》者，或品题人物成败，或评论政治得失，或案断吉凶祸福，其例实多。为篇幅所限，从略未及。此但举一隅而已，读者不妨反三隅，以之作为研究选题。观此，或可考见春秋人物之学养思辨，探索春秋时代之思维逻辑。

其三，臣下进谏君王，贵能抒下情而通讽谕，其法在主文以谲谏，劝百而讽一。如此，用以解释疑难，说明事理，较易有功。本书选择《臧哀伯谏纳郜鼎》《楚申叔时谏县陈》二文，得失成败，可做比较。臧哀伯之讽谏，桓公不畏祖宗、不畏百官、不畏清议，故终不受谏。申叔时讽谏楚庄王，促使楚庄王由伐陈、入陈、县陈，而封陈。其他见于《左传》，议论出于讽谕者不少，可以类推。

二、四大栏目

（一）原典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的原理；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为《左传》以史传经的法式，故本书所选叙事文，宗法属辞比事之教，仿纪事本末之例，事件多张本继末，原始察终胪列。如秦晋韩之战，发生于僖公十五年。然其肇因，僖公十三年，秦输粟于晋；僖公十四年，晋人不与秦籴，固已发其端，故一并类及。又如宋楚泓之战，发生于僖公二十二年。然本书选文，溯源自《左传》僖公九年，宋襄公即位。十六年，石陨鹢退飞。十九年，宋人执滕子。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诸侯。二十一年，宋人为鹿上之盟。刘师培所谓“原始要终，本末悉昭”（《古春秋记事成法考》），指此。其他，大多类是。

至于本书原典文献征引，则据清代阮元校刊之《十三经注疏》本为主，进行标点、分段，以利阅读。

（二）语译

《左传》为古文经传，故多古字古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义从《左氏》，故引《春秋经传》一百七十八字，《左传》古文居十之九。采列国史书，故其文多方言，清赵坦《宝甓斋札记》记述之，举证不下一百例。《左传》一书，参考百二国史乘以为书，古字、古语、古文、方言既多，故文字古奥，文法特殊，句式奇崛、词汇殊类，指义艰深难懂。于是登堂不易，遑论入室！为便于初学入门，本书将古文语译为白话，实有必要。期盼读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器可以求道，循指因而得月。

（三）鉴赏

作者研究《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学术心得积累无数，转化移换到本书中，则成“鉴赏”单元之文字。本书最大的特色与亮点，大抵聚焦在各篇的鉴赏内容之中。举凡别出心裁，新创发明，往往依随选文的属性表述：经学属性者，说之以《春秋》书法、笔削见义；史学倾向者，说之以历史编纂、史家笔法。富于诸子学内涵者，说之以兵法谋略、领导统御、经营管理、说服传播。论《左传》的文学成就，则就详略、重轻、异同、有无，以谈说文章义法、叙事传统。就排比史事，而言模拟、对比、比兴，化成先后、主次、安排、措置。就属辞约文而言，亦派生为曲直、显晦、虚实、变常的文章义法。

叙事文之单元，《左传》最工于叙战，千古无出其右。如叙《宋楚泓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麻隧之战吕相绝秦》，多详叙兵谋，略点战事，攸关经世资鉴之史观。笔削、详略、重轻、忽谨之际，叙事多见《春秋》书法、史家笔法、叙事义法、古文义法，以及辞章修辞之方法。其他，如《春秋》书“鲁桓公薨于齐”一章，《左传》叙事，本末了然，始微积渐之历程、曲笔变文之忌讳叙事、属辞比事之《春秋》书法，此中有之。《左传》叙《晋公子重耳出亡》，早为城濮之战胜楚、践土之盟称伯、晋国霸业百年张本。《左氏》着传，宏观之视野，系统之思维可见。《春秋》书“晋赵盾弒其君夷皋”，《左传》释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自《左传》之编比史事，见赵盾之弒而不弒；由《左传》之属辞约文，则知赵盾非手弑而书弑。《左传》诡辞谬称，或文与而实不与，或实与而文不与，此之谓忌讳叙事。

辞令文之单元，如《左传》叙《齐楚召陵之盟》，齐桓公率诸侯联军声讨楚国，管仲假天子号令致辞，不提荆楚之僭王猾夏，但指责楚之不贡苞茅，是舍大就小的说话术。召陵之师，以义胜干戈，而不失为玉帛，故《左氏》但叙几段辞令，雍容不迫，词与境偕。麻隧之战，《左传》叙《吕相绝秦》，饰辞驾罪，矫诬夸诈之处，多运用宾主、抑扬、轻重、详略之法。“述己之功，过为崇护；数秦之罪，曲加诋诬”。其颠倒是非，于事理全悖；然辞令之工，自是战国纵横之肇端。《左传》叙《蔡声子说楚复伍举》，意在恢复伍举职位，却叙楚才晋用之四人，借宾形主，烘云托月，纵横捭阖，浑浩流转，绝妙之辞令，说服之范文。《左传》叙《郑子产坏晋馆垣》，子产极力表彰晋文公之盟主风范，与下一段作对叙，以映照出今不如古，晋平公不如晋文公之事实。先扬后抑，正反对衬，则是非、功过、得失、毁誉，昭然若揭，不待词费。

议论文之单元，如《春秋》书“天王崩”，《左传》错经以合异，写平王在位，周郑交质。迨桓王即位，而周郑交恶。周郑并称，二国平言，不待词毕，则天王下威，郑伯不王，但据直书，而善恶抑扬自见。君子曰引《采蘩》《行苇》，正以明天子诸侯之分际。明点信与礼，先断后议，是诛心之论。《春秋》书“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先书杀，后书入。此何以如此书？其中自有微辞隐义。《左传》原始要终，于叙事中寓论断，《春秋》书法乃昭然若揭。成公十四年《春秋》书“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左传》“君子曰”所谓《春秋》五例，系针对《春秋》书逆书至而发。忌讳叙事之书法如是，其中蕴含诸多“推见至隐”“不可以书见”之刺讥挹损微辞。《左传》为之归纳揭示，解经之功独大。《春秋》书“吴子使札来聘”，《左传》于是叙《季札观乐论国风》，举凡美学思潮、文艺思想、地理史观、文艺风格、审美理念，以及诗教乐教之决定论，知人论世之阅读论，以及批判理解之诠释法与接受论，或可从中求之。

（四）评林

先进时贤对《春秋左氏传》之解读、诠释、品评、鉴赏，自汉魏六朝至近代，质量十分可观。或就《春秋》经旨，发微阐幽；或据《左传》历史之事件与人物，褒贬予夺；或从史学与文学之视角，裁量优劣得失，评骘高下短长。其间，虽或见仁见智，然可资借鉴参考者极多。于是撷取英华，提示精粹，或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或异乎吾所闻所见，皆集成总汇于一编之中，而成“评林”一栏。

本书列“评林”一栏，作为《左传》之教材，其功用有四：一，“评林”与“鉴赏”对读，可以拾遗补阙，相得益彰。二，“评林”与“原典”对读，可以发现问题，成就学术生长点。三，“评林”提示亮点触发，形成问题意识，有助于读书报告之撰写、研究计划之构思、学术论文之提出。四，《左传》经典之传播、《左传》名篇于历代之接受反应、《左传》评点学之大凡，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