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熙的近臣：南怀仁

南怀仁，比利时传教士，1659年随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来华，入华后先和吴尔铎（Albert d' Orrille, 1622—1662）、李方西（Jean—François Ronusi de Ferrariis, 1608—1671）三人在陕西传教，后因汤若望年迈，吴尔铎和白乃心（Jean Grueber, 1622—1680）又被派往欧洲，汤若望1660年（顺治十七年）2月26日向顺治皇帝推荐了南怀仁，希望他来钦天监协助自己工作，1660年5月9日，南怀仁奉诏进京，开始了他在北京的生活。1688年1月28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怀仁病逝于北京。南怀仁死后，康熙十分惋惜地说：“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军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应得恤典，察例从优议奏。”在南怀仁死后，康熙又专门颁旨：“上谕：朕念南怀仁来自遐方，效力年久；综理历法，允合天度；监造火炮，有益戎行；奉职勤劳，恪恭匪懈；秉心质朴，始终不渝。朕素嘉之，尚期医治痊可。今遽尔溘逝，用轸朕怀。特赐银贰佰两，大段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谕。”[8]在安葬南怀仁时，康熙又特意委派了他的大臣、一等公、国舅、待卫等人去送葬。送葬那天八十人抬着南怀仁的灵柩，高高的铭旗上写着南怀仁的姓名、官职，队伍里抬着南怀仁的巨幅画像，彩绸装饰的十字圣台，圣像和康熙的御批把长长的送葬队伍装扮得十分肃穆，路边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一时间南怀仁的葬礼成为北京街头巷尾议论的大事。为使南怀仁的墓地更加肃穆，康熙还从国库批出银750两，交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54—1708），让他在南怀仁的墓地竖碑，建立石兽。1688年4月（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康熙又根据礼部的奏疏，赐南怀仁谥号“勤敏”。《浪迹丛谈》中说，只有一品官以上才能于谥，二品之下无谥。所以，方豪说：“怀仁为西教士在中国官级最高的。”[9]同时，南怀仁也是来华传教士中唯一被皇帝赐谥号的传教士。陈垣先生当年曾说，利玛窦和汤若望是来华传教士中的“双雄”，但实际上，应是“三雄”：如果论传教士在清宫中的地位和对清廷的政治影响，除汤若望外南怀仁无人可比。南怀仁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下面三点来加以说明。

（一）为清初历狱翻案，立下不朽之功

顺治年间，汤若望所制定的西洋历法毕竟是新法，不满的人相当多。汤若望在朝中的地位很快受到了挑战。顺治十四年（1657），吴明烜，这个被汤若望革职的回科秋官首先上书，认为汤若望的历法不准，说：“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顺治让手下的大臣登观象台验证天象，结果并未像吴明烜所说的那样。按清朝律法，本应杀头，但顺治赦免了吴明烜。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三年七月六日（1664年9月15日），对汤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满的杨光先首先发难。他上书礼部《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三大罪状：一是指使历官李祖白所写的《天学传概》是妖书；二是汤若望所献的《大清时宪历》所写的“依西洋新法”的字样，有谋夺中国之意图；三是汤若望身在京城，但在全国各地布置党羽，内外勾结，图谋不轨。杨光先是个传统文人，对汤若望所介绍的天主教这一套十分不满，他自己其实并不懂天文历法，所说的这三个问题大多是从文化理解的角度来讲的。同时，杨光先也抓住钦天监在荣亲王葬期择日上“反用《洪范》五行，三项年月俱犯杀忌”，以致连累其母和顺治先后去世。所以，这就成了涉及重大问题的要案。但当时年幼的康熙刚刚即位，而四大辅臣中的苏克沙哈和鳌拜对顺治生前的许多政策多有不满，他们利用杨光先的上诉，令礼部会同吏部提审汤若望。

此时的汤若望已患偏瘫，口齿不清，无法申辩。主要由南怀仁为汤若望来辩护。同时被打入狱中还有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钦天监的李祖白、许之渐以及潘尽孝等人。在狱中，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受尽折磨。1665年4月（康熙四年三月），此案结案：判决汤若望及钦天监的李祖白等七人被处以凌迟，除南怀仁等三名传教士留京外，各地的传教士统统赶回澳门。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相传就在判决的当天，北京发生地震，房倒屋塌，接着京城又发生大火。京城议论纷纷，朝中大臣都认为这是上天的愤怒和警告，皇太后看到汤若望案后，勃然大怒，斥责四名辅政大臣，怎么能这样对待先帝的宠臣。这样，1665年5月7日，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结论，变为：汤若望无罪释放，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被处斩，许之渐等人被罢黜，除南怀仁等四名传教士留京外，其余皆返迁广州。

至此，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跌入最低谷，中西文化交流面临中断危险。康熙对鳌拜等辅政大臣对此事件的专断早有不满，其亲政后，他决心从历狱案入手，彻底搞清汤若望、南怀仁与杨光先等人的历法之争的真相。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命内阁大学士李霨、礼部尚书布颜等通知杨光先、吴明烜和南怀仁等人进行比试，看哪一方更为准确。康熙说：“天文最为精致，立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宿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惟非，相互竞争。孰者为是，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10]经过三天的测试，南怀仁获得“正午日影正合所画之界”的结果，说明他预测的十分准确，杨光先一方的吴明烜则错误很多，南怀仁将其错误一一指出。这时杨光先恼羞成怒，把一个科学的问题转换为文化问题对南怀仁攻击，他说：“臣监之立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所颁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处处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11]康熙皇帝听到他的议论，大怒。此后又经二十位满汉大臣对南怀仁和吴明烜的测试结果进行再度测试，经过数天的测试，和硕康亲王奏报康熙：“南怀仁测验，与伊所指仪器，逐款皆符；吴明烜所测验，逐款皆错。”[12]这样，康熙皇帝在康熙八年二月初七日下令将杨光先革职，吴明烜等人也被革职，并严加议罪。

康熙八年三月，清政府正式“复用西洋新法”[13]，同时，让南怀仁来管理钦天监，虽然当时没给予其正式的官职，但仍按监副俸禄供给，年给银100两，米25石。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后连续写下了《不得以辨》《妄推吉凶辨》《妄择辨》对杨光先进行反击。五月，鳌拜案发，康熙掌握实权，南怀仁又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14]。不久，在南怀仁的请求下，当年历狱中受害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汤若望及五名被杀的官员得到了昭雪恩恤，宣武门的南堂还给南怀仁，原押禁在广州的二十五名传教士也陆续被允许返回原传教区。杨光先则被判死刑，念其年老，从宽处理，令其出京回籍，在返乡路上，杨光先发病而死。至此，清初历狱最后得到了解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关键的重大事件，正是从清初历狱的彻底平反，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西文化交流迎来了其最辉煌的康熙时代。而南怀仁的历史地位也由此而奠定。台湾学者黄一农认为，在清初的历狱之中，荣亲王的择日是一个真正的核心问题，双方“利用择日事攻讦对方（当时双方在选择上的争论，并非一场 ‘科学’与 ‘伪科学’的争论）”。这个看法是对的，因为，无论是西方的星占术，还是中国的五行，都是不科学的。过去，在评论这场争论的过程中，将其完全说成科学和伪科学之争并不太全面。因新公布的关于清初历狱的满文档案说明，双方的争论除历法以外，还有荣亲王择日之争。但康熙选择了南怀仁而没有选择杨光先，主要还是着眼于历法上双方的较量，这点康熙在事后说得很明白，他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15]这说明，南怀仁对恢复天主教在朝中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二）扭转天主教在华局面，当属头功

清初历狱的平反并不等于传教士在中国就可以自由传教，因当时天主教仍被看作“邪教”，被列入禁止之列。南怀仁在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后就将彻底地恢复天主教的地位作为其努力的最重要目标。他在为汤若望平反的上疏中，就明确向康熙皇帝说明天主教不是邪教，他说“惟天主一教，即《诗经》云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为万物之宗主。在中国故明万历间，其著书立说，大要以敬天爱人为宗旨，总不外克己尽性、忠孝廉节诸大端，往往为名公卿所敬慕。世祖章皇帝数幸堂宇，赐银建造，御制碑文，门额 ‘通微佳境’，锡若望 ‘通微教师’，若系邪教，先帝圣明，岂不严禁？”[16]这是南怀仁用汤若望在顺治时期所获得的荣誉和地位来证明天主教不是邪教，进而说服年轻的康熙。但此时的康熙对天主教的认识刚刚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比较谨慎，康熙八年辛月末，大臣们上奏康熙，说杨光先捏造控告天主教系邪教。但现在看奉天主教的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不应该将天主教作为邪教，应让人自由供奉。但康熙批复说：“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严行晓谕禁止。余依议。”[17]这就是著名的“康熙八年禁教谕”。这说明康熙对天主教仍十分谨慎。但康熙在执行这个决定时比较宽松，当南怀仁希望传教士到各地去时，只要向康熙请示，他一般会同意。

历法之争激起了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强烈兴趣，这也就给南怀仁提供了接近康熙的机会。南怀仁曾两次随康熙巡视，一次到东北，一次到西北。他也总利用这些机会来向康熙介绍天主教的情况。在他所写的《鞑靼旅行记》中，南怀仁说：“我在这次长途远征中，获得了向许多贵戚高官传布教义的机会，使他们明白我辈的使命和欧洲精神秩序的目的和性质。而且不仅限于贵戚和高官，皇族为了消磨旅途的寂寞，向我询问关于天空、星星和气象上的事情，我们的航海的情况，我回答时便趁机加进关于天主教教义和信仰的知识——人们目睹我骑着皇帝的一匹马，看见了皇帝像在讲坛上讲演一般地来同我讨论我们的信仰，又听到了我像在大集会上讲演一样的讲话。”[18]

南怀仁对康熙的这些颇费心机的布道并未起到太大的效果，但至少使康熙开始了解天主教，并也开始对天主教有了较好的印象，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康熙十五年（1676）康熙来到耶稣会的住所慰问神父们。“御赐匾额，宸翰所书 ‘敬天’二字，悬供堂中，谕云：朕书 ‘敬天’即敬 ‘天主’也。”[19]这清楚地表明了康熙对天主教信仰的尊重。安文思去世后，康熙十分关心，专门派侍卫龚萨等人奉旨到传教士住处询问葬礼的情况，并同意以天主教葬礼来对其进行安葬，还专门拨出银两给传教士们。对南怀仁，康熙则更加爱护和关心，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君臣关系。在南怀仁随同康熙外出巡视时，南怀仁所有的费用均归入皇帝的费用之中，不需自己出资。旅行中他可以骑康熙的马，坐船时他可以和康熙坐同一条船，而其他大臣则无此可能。康熙常常请南怀仁到他的帐篷中来，吃饭时常把御餐分一部分给南怀仁，康熙的几位皇叔说，只要皇帝和南老爷在一起就会高兴。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康熙了解了传教士。他曾说：“西洋人自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斯等，在内廷效力，俱勉公事，未尝有错，中国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诚可信，即历年以来，朕细访伊之行实，一切非礼之事断不去做，岂有过错可指。”[20]康熙的这些认识进一步促进他的禁教政策的改变。康熙十八年（1679）南怀仁引荐耶稣会会士李守镰（Simon Rodrigues）进京来协助南怀仁做历法，后来他不但被康熙召见，康熙还赐其御书“奉旨传教，准往各省宣教”。[21]这说明康熙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完全突破了康熙八年的禁教令。

康熙朝发生了三大政治性事件：平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在这三个事件中，南怀仁都发挥了他特殊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制造西洋大炮。康熙二十年正月南怀仁奉旨研究火炮，并制成铜炮三百二十位，定名为“神威将军”，南怀仁亲自指导士兵使用方法。由于南怀仁教授了新的瞄准法，士兵发炮后准确率大大提高，康熙十分高兴。康熙二十八年南怀仁又铸“武成永固大将军”。从清康熙十四年到六十年，清政府所造的大小铜炮、铁炮多达905门，“而其中半数以上是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的。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为后朝所莫及……南怀仁不愧为中国古代火炮发展史和合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卓有贡献的著名人物”。[22]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二十六日康熙下诏，准许天主教神父在全国行走，旁人不得阻拦。神父们只要持有南怀仁的印鉴就可以自由通行。[23]虽然康熙并未明确解除他的“康熙八年禁教令”，但实际上已经对他的天主教政策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即南怀仁逝世四年后，康熙下达了他的“弛禁教谕令”:“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其进香之人，应仍照常行走，前部议奏疏，著挚回销毁，尔等与礼部满堂官满学士会议具奏。”两天后，康熙又下了一道谕令，进一步说明天主教不是邪教：“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械，效力勤劳，近随征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江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部议奏。”[24]二月初三，礼部作出决定：“礼部等衙门尚书降一级臣顾八代谨题为钦奉上谕事：该臣等会议议得，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王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病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庙宇尚容忍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初五，康熙批复：“奉旨依议。”[25]

正是南怀仁的努力才促使康熙最后修改了康熙八年的禁教令，颁布了这个容教令，从而带来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从天主教在历法斗争中获得胜利到“礼仪之争”[26]之前，这四十年是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四十年，而这个基础是南怀仁奠定的。[27]

（三）汽轮机的最早发明者

南怀仁在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这一方面有着十分突出的成绩，在整个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中，他是最突出的一个。关于他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贡献，我们暂且不表，下面我们会一一介绍。这里我们只讲他所发明的汽轮机。如果说世界上第一台汽轮机的模型是在中国由南怀仁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汽车模型也是南怀仁在中国发明的，读者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但这是一个事实。

南怀仁的这个“惊世之作”是记录在他所写的一本拉丁文著作《欧洲天文学史》（Astronomia Europaea）之中的。这本书是1687年在多瑙河畔的迪林根出版的，其书名标的虽是“欧洲天文学史”，但实际上讲的是南怀仁在中国所做的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他关于制造汽轮机的记载：

三年前，我在研究蒸汽之力量的时候，曾用较轻的木头制作了一辆四轮小车，车长二尺，极易转动。在车子中部，我设置了一个盛满燃烧的煤的小火炉，炉上放有汽锅。在前轮的轴上装了一个青铜制的齿轮，其齿伸出，水平横向。该齿轮与一立轴上的另一齿轮啮合。在立轴转动时，车子就会运动。在立轴上，又装了一个直径一尺的平放的轮子，轮缘四周装置翼状小叶片。当蒸汽气流由汽锅经一小细管子猛烈地喷射出，冲击到这些小叶片上时，气流就使得整个轮子快速转动，结果车子就被推动了。车子可在不慢的速度下，行使一小时以上（只要蒸汽气流持续从汽锅内猛烈地喷射出）。为了防止车子直行过远，在后轮的中部，我装了一个可任意改变方向的舵杆。舵杆的端部成叉状，另用一轴在叉头部装上一个直径较大且易于转动的轮子。这样，如果转动舵杆向右或向左偏斜，并用定位螺钉固定这一位置，由蒸汽气流驱动的小车就可以长久地沿一圆周行驶。并且依据舵杆偏斜的程度、场地宽窄的情况，可决定其行驶的圆周的大小。该机械表明了一种动力原理，我能够很容易地将此原理应用于装置在可动支架上的其他任何机械上。例如一艘小纸船，看上去像是风张满了帆，沿圆周不停地行驶。我曾制作过一台这样的机械赠献皇帝之长兄，机械本身将整个驱动部分隐蔽起来，人们只能听到蒸汽喷射出的蒸汽气流的嘘嘘声，就像船周围的风声或水声那样。[28]

这绝不是一个神话，当代学者谢尔认为南怀仁这本书如果按照南怀仁的说法，是1687年在欧洲出版的，算上由他的同伴将书稿带回欧洲的时间，南怀仁是在1670—1678年（康熙九年至十七年）做的这个汽轮机的模型要早于欧洲的发明者整整一百年。谢尔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完全按照南怀仁的记载重新复原了南怀仁当年所造的汽轮机。从历史上来说，意大利人乔万尼·布兰卡（Giovanni Branca）曾进行冲击式汽轮机试验，利用喷嘴喷出的蒸汽的冲击作用，转动叶轮。他的著作《布兰卡德动力机械》（简称《机械装置》, Le Machine Diverse）于1629年在罗马出版。南怀仁很可能读过这本书，但南怀仁并没有完全模仿布兰卡，他进行了改进，谢尔认为，“较之布兰卡的设想，这是一个显著的改进”。毫无疑问，南怀仁“制造了第一部文献记载的自动机器”[29]。虽然，我们将南怀仁作为当代汽车的最早发明者有点言过其实，因为他的发明主要是供年轻的康熙皇帝玩乐所用，南怀仁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发明了汽车。但从世界技术史的角度来看，南怀仁的发明是应该被载入史册的。所以，在今天比利时的汽车博物馆里仍然放着身着清服的南怀仁和他制造的这辆人类最早的汽轮机车的模型的复制品。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维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上发表《汽车之始祖》一文，介绍了南怀仁的自动机器的成果，认为南怀仁在北京利用蒸气推动车和船的试验是前无古人之举。